中国的思想文化历来是儒、道并存，好似两股铁轨，载着中华文明的列车跑了两千多年。儒家是把人拉向社会，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提倡一种改造世界、兼济天下的“入世”观念；道家则将人还给自然，注重人的自然个性，提倡独善其身、无为而治的“出世”观念。用庄子的比喻来说，儒家要把人变成络了头、上了辔的家畜，道家则要把人还原成天姿自放的野马。然而人既不是家畜，也不是野马，这两者都不是健康全面的人生，人总是既属于社会，也属于自然。
自汉武帝以后，大凡安定的时代，儒家就培养出大批循规蹈矩同时又不乏奴性的仁义道德之士；而一旦丧乱，儒家的那套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便不幸被残酷的现实打个粉碎，而现实带给人们的灾难，又使人本能地逆反和厌倦起儒家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和要求。南怀瑾说儒家是一个粮店，平常过日子离不开它；道家是个药店，天有病、人有病、社会有病，都得靠它来纠正；佛家是个百货店，里面应有尽有，你进去看看不买东西也可以。非常生动、非常贴切的比喻。魏晋之际，世遭丧乱，正是该进“药店”的时候，于是，一批人物登场了，他们从“名教”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他们的思想是以老庄道家为基础的，以老庄解儒，把正统的儒家思想纳入了他们的“玄学”体系。这批人物出现在魏主齐王曹芳正始年问，所以称之为“正始名士”。
后世人盛赞正始年间是中国哲学继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原因是正始名士提倡的玄学第一次调和了儒、道两家，为后世士人提供了一个健全的人生理念。这种调和产生了后世盛唐文明下的李太白和北宋潇洒飘逸的苏东坡。然而，正始名士自己却为这种调和的努力付出了血的代价。尽管他们在意识领域掀起了一个被称之为“黄金时代”的哲学高潮，但他们自身的人生实践却在曹氏与司马氏的势力划分中搁浅了。
这批正始名士是以夏侯玄、何晏、诸葛诞、王弼、邓飚等人为代表的。
夏侯玄，字太初。其族祖父夏侯悖、从祖父夏侯渊都是曹魏政权的建立者，武功赫赫的军事将领，同时也是事实上的皇亲国戚。夏侯玄的父亲夏侯尚与魏文帝曹丕按辈分实在应该就是堂兄哥弟，私交甚密，官至征南将军。夏侯玄十七岁就袭了父爵，在青年贵族子弟中很有名气。他因为自己长得漂亮，更兼恃才傲物，看不起人。一次与魏明帝曹睿的毛皇后之弟毛曾并坐，夏侯玄嫌毛曾丑陋，不悦形于色。他却没有想到他的不悦也引起了魏明帝的不悦，所以在明帝一朝，他在政治上很不得意。
何晏这个人的争议就更大了。他的祖父就是汉末那个靠了妹子由屠夫而至大将军的何进。父亲何咸，早亡。何晏七八岁时，曹操纳其母，“拖油瓶”何晏从此在曹操身边长大。曹操看他聪明，甚是宠爱，待若己出，还把女儿金乡公主嫁给了他。曹丕因此极为嫉妒，每每不称呼何晏名字，而代用一个带有侮辱性的“假子”称谓。曹丕当皇帝后，何晏自然靠边站，无所事任。这位少有异才、善谈易老的青年思想家当然不甘寂寞，积极地“以才辩显于贵戚之间”，成为贵族子弟的领袖人物。
正史对何晏这个人诋毁颇多，说他喜欢穿女人的衣裳，说他像女人一样脸上搽粉，说他走一步路要顾影自怜上好半天……简直就是性变态、白恋狂了。然则这些诋毁却未必如实，《世说新语》为他说了一点公道话：“何平叔（何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可见何晏是天生漂亮。脸长得白，这总不是什么大罪吧？何晏还是魏晋时期服五石散的倡导者。“五石散”又叫“寒食散”，根据唐孙思邈《千金翼方》记载，主要原料为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磺等五味药。五石散的药方自汉代已经有了，一般认为发明人是张仲景。但汉代还很少有人服用五石散，它的广泛流行是从何晏服用见效，加以推广后开始的。
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对这种药讲得很清楚。从书上看，这种药是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比今天市场上的滋补品恐怕还要货真价实些。只是吃这种药非常麻烦，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名日“散发”，或者叫“行散”。六朝人的诗中有“至城东行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走了之后，全身发热，继而又发冷。普通的发冷自然是要多穿衣服、吃热东西，而吃了五石散后发冷却刚好相反，要少穿衣裳，要吃冷食，以冷水浇身。只有一样东西不必冷食，就是酒。服用五石散的效果很好，规矩也很重，否则弄得不好是要送命的。苏东坡说何晏服五石散是为了纵欲，好像今天的人吃“伟哥”，道理是有的。像何晏这般漂亮的男子，套用一句用于女子身上的话，叫做“天生丽质难自弃”，为进一步取悦女人而服药也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个药推广之快丝毫不减现代的“伟哥”，其中总有某种带点暧昧的原因。但这毕竟算不得什么大错，尤其是在那个三妻四妾的封建时代。所以，对何晏的评价要重新来过。
接下来说诸葛诞。他出生于琅邪诸葛氏名门望族。根据应劭的《风俗通》记载，他们的先人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帐下的大将葛婴。葛婴有功而见诛，汉文帝重新梳理若干历史问题，追录其功，封葛婴的孙子为诸县侯。他们的远祖就在琅邪郡诸县（今山东诸城）落了户。后来，这户人家又迁徙到了阳都。因为阳都已经有了一户姓葛的人家，所以别人为示区分就将他们称为“诸葛”。后来，诸葛就成了他们的姓氏。
诸葛诞与从兄诸葛瑾、诸葛亮“并有盛名”，各在魏、吴、蜀一方。当时民谣称：“诸葛三杰，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注意，“狗”这个称呼在当时并无贬义，著名学者余嘉锡教授认为：“此所谓狗，乃功狗之狗，谓如韩卢、宋鹊之类，虽非龙虎之比，亦甚有功于人……非鄙薄之称也。”太公《六韬》以文、武、龙、虎、豹、犬次第编纂，由此可见，古人之视犬，仅下龙虎一等。
正始名士当中，他的官做得最大，魏文帝时已是尚书郎，明帝时任御史中丞尚书。
正始名士除这三位之外，另外如邓飚，是东汉开国功臣邓禹的后人；王弼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的侄孙，祖辈曾位列汉代的三公。总之，俱是一班恃才傲物的贵族子弟。
这批贵族子弟刚刚登上舞台——还称不上“正始名士”，此时因为正始年间还没到——即遭到了当头一棒，这就是魏明帝太和年问有名的“浮华案”。
遭打击的原因恐怕是因为他们名气太大的缘故。
当时，曹丕病逝，曹睿即位。这批具有新思想的贵族子弟以为一展才华的机会来了，纷纷凭借祖上的功业和自己的名望涉足政坛，企图给曹魏政权吹进一点革新之风。但他们太天真了，从某一方面说也是他们生不逢时，因为这时候，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相对当年靠武力驰骋疆场的年代，各方统治者更需要能给自己的政权带来稳定的人才，而不是大刀阔斧的革新了。所以，魏明帝即位后，力图强化儒家的教化作用，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他频频下达尊崇儒家的诏书，说“尊儒贵学”是“王教之本”。这批年轻的名士们提倡的老庄之说倘若放在建安年间，哪怕是文帝时期，倒还有可能在当时“通脱”的士风中找到知音；而此刻则显然不会引起最高统治者的兴趣，非但不会有兴趣，相反的只会头疼。
聪明的做法似乎是应该等待时机，让一切按部就班地来，以期水到渠成。然而，因为年轻，名士们也免不了年轻人所特有的急躁病，他们似乎觉得推行自己的理想已经到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地步。于是，他们开始在朝廷外结党连群，广泛交游，清议人物，言谈之中免不了有些党同伐异。
老牌官僚和朝廷内的保守势力显然对这批年轻人的作为感到很不安，首先向他们发难的是司徒董昭。
这位董昭就是当年给曹操献计，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那个人。他的人品是很值得怀疑的。在三国那个谋士如云的年代，他至多只能算是个帮闲的角色。在袁绍处帮闲、在张扬处帮闲，甚至也在李催、郭汜等西凉叛将处帮闲。然而，正是这么一个帮闲角色却端出了三国时代最为关键的政治设计，贡献给了最大的野心家曹操。他劝曹操“挟天子”的时候，他的正式身份是天子（汉献帝）的使者。对汉献帝来说，他是叛主求荣；而对曹操来说，他却是一言兴邦。正直的士人大多是对他看不大起的，《三国志·魏书·苏则传》记载的一则故事很能说明当时士人对他的态度：苏则官拜侍中，与董昭同僚，董昭有一天坐着坐着打了瞌睡，把头枕到了苏则的膝上，苏则毫不客气地推醒他，说：“这是苏则的膝盖，不是佞人的枕头！”不过，魏明帝时，他也算个老牌官僚、资深元老了。曹家还是很感激他的，授了他一个三公之一的司徒之职。
太和四年（230），这位糟老头子终于按捺不住，他将这些年轻人的学说和行为视做洪水猛兽，以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于是他颤颤抖抖地提笔给魏明帝上疏，指责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结党营私，诽谤朝政。
在我们今天看来，当年被董昭指责为不肯做学问的年轻人，其实个个学问都比董昭强得多，学术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魏明帝不这么看，在他的眼里，胡子眉毛一把雪白、走路都不太走得像样的董昭应该是很有学问的，所以这位皇帝下诏，斥免已经为官的诸葛诞、邓飚等人，并决定今后对“浮华不务道本者”，一概不用。
年轻的名士们被断绝了仕进之路，这时节他们大多只有二十几岁，年长的几个如诸葛诞等也仅三十出头，他们的理想终于是“欲速则不达”了。而魏明帝似乎觉得还不够，他对年轻名士们如日中天的声名更是恨之入骨，所以又特地下令道：“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名气如同地上画的饼，好看吃不得。不管魏明帝这道诏书当时带来了怎样的客观后果，然而这个比喻倒很新鲜，也有些道理，值得今天的名人，特别是白以为是名人者三思。
“浮华案”就这么收场了，使人有些联想起了东汉末年的“党锢”，不过，“党锢”是流血的。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主张的取舍与否往往要通过流血的手段来裁决，“浮华案”恐怕是唯一的例外，所以它的名气就远不如“党锢”来得大。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甚至还用不了三十年，仅仅过了十年，年轻的名士们又看到机会和希望了。
魏明帝曹睿虽然很想有所建树，然而他却不是一个长寿的君主。公元239年，年仅三十六岁的皇帝驾崩了，八岁的少帝齐王曹芳由曹爽、司马懿等辅弼大臣哄着宣布登基。
曹爽是曹真的儿子。有一种说法，曹真本姓秦，他的伯父秦伯南与曹操私交很好。当年军阀混战，曹操为袁术所逼，逃到秦家。袁术的部下追来问曹操藏哪儿了，秦伯南说：“我就是曹操”，于是袁军杀了秦伯南便走了。曹操为了感激救命之恩，将秦真改姓了曹，此说见诸《魏略》。不管怎么说，算起来曹爽应该是曹操的孙辈，与魏明帝同辈分，比少帝齐王曹芳长上一辈。
这位皇叔与这批年轻的名士一向交往甚密。夏侯玄、何晏与他本来就是亲戚。所以他掌权后，“浮华分子”当然顷刻翻了案。夏侯玄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诸葛诞出任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何晏为侍中尚书；邓飚为大将军长史……因为齐王曹芳登基当皇帝后改年号为“正始”，所以这批人物就被称为了“正始名士”。
正始名士当然对他们的解放者曹爽感恩戴德，曹爽也试图利用这批年轻人驱逐朝廷中老牌官僚的势力，独擅朝政。据史料记载，何晏、邓飚还有丁谧投靠曹爽后拉帮结派，弄权于下，助纣为虐，当时有谤书将他们三人称为曹爽门下的三条走狗。当然，这个史料是司马氏主持编纂的。中国的史书虽然也出过“太史简”“董狐笔”这样的直书，总的来说却是“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所以，对何晏等人所作所为的记述是大可以打个问号的。考诸他们从事的学问，即所谓的“玄学”，应该可以对他们的真实人品有个侧面的了解。
玄学本身作为一种哲学探讨，在正始名士们看来，这种探讨既不是官方的指定，也不像董仲舒经学那样的枯燥无味，而是发自内心的需要和精神乐趣。这种高尚的情操来源于追求真理的纯真愿望和士人理智的良心。他们在主观上并非以此作为进身做官的阶梯，只是想与上天对话，与宇宙同在，在这场哲理的探讨中寻得自己心灵的永恒的超脱。这样的学问是很难培养出一个奸猾污秽的政治人的，所以，说何晏他们如何专权、如何弄势，我不相信！但是，这批正始名士在政治上的幼稚和在争权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手无缚鸡之力”是显然的。学问被政治打得粉碎，年轻的学问家在老牌官僚面前终于栽了大跟斗，而且是全盘输光。
他们的对手实在太狡猾了。
这位司马懿，当年曹操就看出他“得陇望蜀”，野心很大，而且听说他有“狼顾相”，可以脸孔朝后而身子向前保持不动，像狼一样。有一次，曹操还特地在后面叫了他一声，果然如此！所以曹操对他很不放心，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必预汝家事。”因为曹丕与司马懿相友善，几次三番为司马懿求情，曹操才没有杀掉他。据说，曹操还曾梦见三匹马一道吃槽里的草，因为“槽”与“曹”同音，曹操为此很不高兴，但他没想到这三匹马果然就是司马懿父子，而他们老曹家的这只“槽”也终于要被他们吃空为止。
曹爽是“槽”里第一捆被吃掉的草。司马懿演出了一幕中山狼乞求东郭先生舍命的可怜戏后，暗暗磨刀霍霍，后来就下手了。他乘曹爽兄弟陪同少帝去高平陵祭祖之际，发动了军事政变，一举扫平了曹爽的势力。
如果说当年魏明帝、董昭是用棒子来对付这批年轻名士的话，那么，今天司马懿则要用刀子了。
正始名士们的下场是悲惨的：司马懿一朝大权在手，马上毫不客气地将何晏、丁谧、邓飓等八人满门抄斩。而夏侯玄则被释了兵权召入朝来当了个有职无权的大鸿胪，过了几年也被推到东市问斩了。临刑之日，他颜色不变，举动自若，表现出很好的名士风度。诸葛诞则在淮南起兵反抗司马氏，终因兵败被灭了三族，部下数百人愿与诸葛公同死，被推上刑场一个一个地杀，直到杀尽，无一个降者。还有那个天才少年王弼，因没有参与政治斗争，未受牵连，但“眼看朋辈成新鬼”，他终于不能“怒向刀丛觅小诗”，而是郁郁而亡，死时仅二十几岁。
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终于为这批年轻的名士们的鲜血所玷污，重新又黯然失色。1822年。黑格尔评价中华帝国时说：“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的国家……一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老人的话有些偏激，但他的本意却是明白的。在这位哲人看来，一切历史归根结底都是思想史，只有思想自由的年代才堪称有人类的历史。
正始年间至少是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