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倪光南的共同梦想
大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是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柳传志某些想法一直萦绕在柳传志的心头：他渴望找到一条道路，靠着它，把计算所里那些新奇的发明卖给千家万户，让技术变成利润，实现自己的梦想，甚至还能贴补计算所的研究经费，回报曾茂朝的知遇之恩。他已经洞察自己的短处：在科学的领域里缺少专注和激情，也没有一鸣惊人的才干，比起计算所里的许多人，比如倪光南和陈大有，要差许多。但是他明白自己有个长处与众不同。“有的人像一颗珍珠，”
他有一次对朋友说，“有的人不是珍珠，不能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但他是一条线，能把那些珍珠串起来，做出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来。”他已经40岁了，不可能再改变自己，但他深知自己的价值所在：“我想我就是那条线。”柳传志、倪光南的共同梦想1985年的早期，柳传志心目中的一颗“珍珠”就是倪光南。后者是第六研究室的副研究员，也是计算所公认的技术方面的佼佼者。倪光南加入公司的种种情节，后来被媒体无数次地加以描绘。记者、作家、官员、公司的领导者，甚至包括柳传志本人，那时候都倾向于给这个故事赋予传奇色彩和道德的光辉。《科技日报》说他是个“有着改革思想的科学家，有着以市场为目标来判断成绩的价值观”。《科技开发动态》说他是汉字信息处理领域的“开路者”。
有个作家，刘绍棠，说他拥有菊花般的品格，“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西风”，因为他拒绝了加拿大的高薪聘请，乘坐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满眼挂着“晶莹的泪水”，还高喊一声“祖国，我回来了”。更多的报纸则绘声绘色地讲述当日公司柳、王、张三人恳请倪光南“出山”的情形。有个名叫越山的人说：“就像当年刘、关、张三访隆中。”另一个名叫韩少华的作者想起诸葛亮和周瑜谋划赤壁大战的故事，所以在《人民日报》上写道：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各自将自己最中意的人选写在纸条上，喊一声“一、二、三”，同时亮开，竟是三个“倪光南”。其实这些描述中牵涉的事实，大都附加了作者的想像，难免夸张，诸如“三个‘倪光南’”这样的情节，更是虚构。我们今天研究这一事件的全部细节，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倘若一定要追究其中因果，那么我们相信，是人的本性以及当日中国大环境的综合作用，促使柳传志和倪光南有了共同的梦想，并终于走到一起。
柳传志与倪光南的相识已有10年。倪比柳年长5岁。
柳在上海出生却在北京长大，浑身的气质已经完全北方化。倪光南则是地道的南方学者风范，身材不高，而且消瘦，不修边幅，穿着随意，眼镜后面的眼神总是聚焦在他感兴趣的人身上。两人的家境完全不同，柳的父亲是共产党的忠臣，也给这个家庭带来足够的优越感；而倪的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属于国民党一系，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家庭会给后代带来极大压力。倪光南当然不能躲避命运的安排。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家庭背景的羁绊多有坎坷，也在他身上留下烙印：谦虚、内敛、执著和多疑。这同柳传志那种自信、开放、充满阳光和目光四射的性格形成对照，也预示了两人之间永远不会产生亲密的友情。但是有证据表明，过去若干年里，他们彼此有着足够的尊重和理解，甚至还有钦佩。当他们在1974年共同流放天津郊区小站农场劳动的时候，便有了彼此沟通的机会。倪光南异乎寻常的记忆力常常令同事们钦佩不已，这其中就包括了柳传志。有一次众人在一起闲谈，提到麦克斯韦方程，这是无线电专业领域中一个漫长的方程式，谁都想不起来了，惟有倪光南当场写出，一气呵成，把柳传志惊得眼睛都瞪大了。即使后来两人分道扬镳之后，柳传志说起倪光南的学问，仍然啧啧称羡。倪还拥有一种优秀科学家的天赋，他能够在一件事情上投入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激情，专注而且持之以恒。这一点让他成为计算机技术领域里的成功者。
柳在和人聊天的时候总是海阔天空，而倪则喜欢用技术性很强的难题来考问对方。柳热情而有活力，容易让年轻人产生共鸣，而倪在年轻人面前总是一种宽厚谦逊的风度。当倪成名之后，有个《科技日报》的记者去采访他，惊讶地发现他在回答问题时“居然像小学生似的站了起来”。即使后来与柳传志反目成仇，倪在公开场合也还让自己保持着南方绅士的姿态。当然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有一些东西让人恐惧，那就是自负、偏执、凶狠和不顾一切。当他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会不择手段地向阻碍他的人发起挑战，就像一头狮子一样看护着自己的领地。这时候，那些熟悉他的同事会觉得他是一个陌生人。倪光南是随着我们国家计算机事业走过来的一代人的典型代表。1961年柳传志进入大学读书的时候，倪从南京工学院毕业进入计算所。他的个人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发生在1985年他进入公司之后，此前他始终默默无闻，而公司早期的历史中也处处闪耀着倪光南的光芒。由于这样的事实，有些人认为“没有倪光南就没有联想，甚至就连‘联想’这两个字都是得益于倪光南的发明”。有些人则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说：“没有联想公司就不会有倪光南。”究竟是公司成就了倪光南，还是倪光南成就了公司？这个问题翻译为另外一种表述，其实就是，是柳传志成就了倪光南，还是倪光南成就了柳传志？这一切问题都是源于那个著名的小东西—“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
1985年年初，柳传志首次知道倪光南的手上有这种神奇的东西，当即预感到这是一个改变中国的机会。那时候个人计算机的历史已有10年。在美国，“牛郎星8800”的诞生只不过提供了创造历史的机会。梦想最终变成现实，完全是由于下面这些人的努力：比尔·盖茨说出了“让每一个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那样的名言。爱德华·罗伯茨开创了全世界第一家“螺丝刀公司”，把微处理芯片和一堆乱七八糟的零件装进一个金属盒子，电脑组装业的时代就开始了。迪克·海斯建立了第一家计算机零售店—箭头公司，保罗·特雷尔成为第一个计算机代理商，威廉·米勒德开办一系列成功的连锁商店—计算机园地，这三个人的努力可以说是计算机现代销售体系的起点。在中国，1984年已有至少11万台个人计算机，几乎全都来自IBM。计算机正在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可惜它从诞生至今，只能在英文环境中运行，即使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没有一台计算机能够识别中文。语言成了天然障碍。所以，让机器能够“识别汉字”就成为那时候无数中国科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毫无疑问，这是让13亿中国人进入计算机世界的桥梁。
倪光南的“汉字系统”被人们恰如其分地叫做“汉卡”，因为它包括三块由若干集成电路芯片组成的电路板和一套软件系统。三块电路板之间以扁平电缆相连。字库中则永久地储存着所有标准汉字。当你在键盘上键入一个汉字的时候，控制系统便将你要的汉字翻译为计算机可以接受的数码，再把数码传到字库中与之相关的地址，然后把它读入处理系统、进入存储器中，再送到显示器或者打印机上，变成一个由点阵组成的汉字。那时中国人手上的“汉字系统”已有十几种，其原理和运行过程大同小异。倪光南的汉卡只是当日中国众多汉字系统中的一种，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联想功能”。
它利用了中国文字中词组和同音字的特性，建立起自己的汉字体系。有个名叫马役军的记者曾描述了自己第一次看到“联想功能”时的快乐心情，还把那个瞬间叫做《联想的魅力》，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我看到操作人员打出一个‘记’字，屏幕上迅即闪现出‘记者’、‘记录’、‘记分牌’等一连串联想出的词组，再按一下键盘，就输入一串汉字。”今天已经不会有人对此感到惊讶，但在20年前，汉字输入的“联想功能”却让无数人又惊又喜，因为那时候汉字输入技术中还没有把词组甚至整句话一同录入的概念，只是把字一个一个敲进去，然后在一大堆重音字中挑出你想要的那一个。人类语言的一个特征就是“一音多字”，汉字尤其如此，比如与“一”同样发音的字多达137个，所以重码便成为提高录入速度的一大障碍。现在，“联想功能”把两字词组的重复率降低50%、三字词组降低98%，四字以上的词组几乎没有重复。汉字录入的速度由此提高了至少两倍。很显然，“联想”的概念导致了“汉字系统”的划时代的进步。当1985年年初柳传志闻讯找到倪光南的时候，这一技术已经以“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命名，并且相当成熟，向个人计算机移植的过程也已成功在望。
这是一个非常确切的信号：13亿中国人通向个人计算机巨大市场的那扇门就要打开，柳、倪二人并肩站在入口处。柳传志知道倪光南万事俱备，只缺少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谁能以他的样品为模本，大规模地组织生产和销售。柳还从计算所的同事那里收集到许多关键性的消息。这些消息证实，倪光南已经把他的“LX—80”给了北京的信通公司和深圳的中航技公司，也许还给了另外两家公司。那时候人们没有专利的观念，倪光南也不在乎钱，他的迫切愿望是把“LX—80”卖出去，谁卖得多，他就和谁结盟。柳传志是个说服人的天才，他的逻辑和他的激情，以及他的那副充满渴望的眼神，常常让人无法拒绝他的任何请求。他周围的那些人，比如张祖祥、李勤、毕显林、陈大有，个个比他年长，论技术也都在他之上，却全都心甘情愿进入他的阵营，与他和衷共济。现在他告诉倪光南，自己正是来帮助倪光南实现梦想的，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柳传志的话显然给了倪光南巨大的激励，有些感觉是前所未有的，这有倪光南在几年后写的《科学家的正途》一文为证。
他在文章里说到当时的心情：“大型计算机的研制，我洒过汗水；国家级科研成果，我取得过；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我也拿过数次。但遗憾的是，这些成果至今还躺在奖状上，一直没有成为产品。”不论柳传志和倪光南在后来有多少分歧和怨恨，你若仔细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两个人的言行，就会相信，那时候他们一定具有共同的苦恼和梦想，而且还有一种默契，看上去也没有任何权力和利益的重叠。柳做好了有求必应的准备，倪光南却只开出三个条件：第一不做官；第二不开会；第三不理睬记者。柳传志当即表示绝无问题，倪可以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事情就这样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倪光南带着他的“LX—80”，全身心地投入柳传志的公司中。他后来说自己“毅然放下铁饭碗，应聘担任了这个公司的总工程师”，这有点夸张。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当时计算所的员工进入公司，都不能说是“放下铁饭碗”。就像柳传志的任命一样，倪的总工程师任命书上也附有一个括号，表明他当时的职务只是“兼任”。就组织的序列来看，他仍然属于计算所的副研究员，仍然在计算所领取工资。尽管如此，他在下面的一段话，必定出自某种真诚：
我能迈出这一步，是克服了重重障碍的，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战胜了我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直接同商品市场见面，整天同用户打交道，或者为开拓市场而奔波，这是不是正途？符合不符合自己的身份？这些问号整天撞击着我的心。终于，我战胜了自己，找到了自己在商品经济中的正确位置。
李勤出场
1985年的夏天，公司已经从最初的茫然中明白过来。倪光南的加盟以及他带来的“LX—80”，让大家振奋，尽管大多数人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奥妙，但全都觉得这对公司来说是个好兆头。新来的员工在小平房里无法容身，于是曾茂朝批准公司使用“1025机”的机房。这是计算所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研制的一台大型机，那时候每做一台计算机的第一个步骤是先建设一个硕大的机房。“1025机房”分上下两层，每层都有至少200平方米，还有若干小些的房间。公司占有了二层的一个角落，也第一次有了一间“总经理室”，给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三人使用。柳传志看看坐在眼前的两位搭档，觉得都不是理想中的管理者。
张祖祥天性忠厚，拙于权谋，半辈子沉浸于计算的技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根本不能做到游刃有余。王树和天性犹疑，缺少决断能力，没有那种不怒自威的领袖形象，实在不是能够带领公司迎接风险磨难之人。事实上王也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柳传志推到前台，自己倒像助手似的从旁帮腔。柳传志是个思想家，充满激情和远见卓识，还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演说家，但他并不具备有条不紊的工程化的能力，比方说探究汉卡线路走势的最佳方法，他就不行。他是一个有眼光、并且有组织能力的战略实施者，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他需要一个技术高超的工程师和一个具有执行力的经理人员。倪光南的加盟让他觉得满意，但是，最好的经理在哪里呢？也就在这年夏天，李勤出现在柳传志的视线中。此人宽肩大脸，精明，粗放，豪爽，还有几分敢作敢为的品格，愿意为他人承担风险，虽说是个技术人员，却具有明显的管理才能。他在北京南郊一个叫做门头沟的地方长大成人。
平民生活的环境赋予他与形形色色的人愉快相处的能力，甚至可以很自然地和“三教九流”勾肩搭背骂骂咧咧。在计算所工作的日子里，他表现杰出，颇得曾茂朝的赏识。有一段时间曾茂朝想将他提拔为第六室主任，他执意不肯接受，反而申请离开计算所，另谋出路。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也像柳传志一样对计算所的事业感到失望。“搞一个机器要8年，”他这样说，“浪费时间。”他还认定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因为我喜欢实话实说，而当了官就不能随便说话了。”尽管如此，曾茂朝还是认定此人具有领导才干，坚决不同意他的请辞。
没有所长的批准，李勤哪里也去不了。这一纠葛又牵涉了当日我们国家人事制度的关键环节：下级能够以消极态度甚至怠工方式来对抗上级的管制，但是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工作；上级没有权力辞退下级，但却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下级离去。柳传志和张祖祥知道李、曾二人相持不下，大喜过望。这两人先是说服李勤到公司来，又在一番商量之后，设“计”说服曾茂朝。这一计划分为两个步骤：先由李勤向曾表示去意已决，再由柳传志找到曾茂朝软磨硬缠：与其让这样一个人才离开计算所，倒不如让他到公司来！曾茂朝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被损害与被欺骗的痛苦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