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的张昕老师看了后也谈起这个演出，感慨万千。
我们相信那时候认为电影学院已经覆灭了的学子们都振奋起来了，北京电影学院恢复了，北京电影学院重新站起来啦！
这个戏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反响，是因为这中间包含有两个意义，一是“****”中将当时抗日的演剧队全部打成了反动组织，多少成员在“****”中挨过整，受到严厉的批斗，而实际上它是一支在党的领导下的敌后抗日进步组织。当时甚至还有不少同志被冤枉、被迫害，并未得到解放和平反。我们为他们说了真话。二是因为我们的表演趋于真实、自然，这样一种表现风格使观众感到像是呼吸到另一种非常清新的空气，这在当时的时代特色下也是具有极强的感召力的。所以我们在以后的教学中始终坚持这样一种观念：不过火、不喊叫，要用真情实感体验人物，表现人物，使他们富有真正的感染力。
其实那时排练工作进行得非常艰苦，在小西天仅剩下的属于电影学院的平房里，恰恰是在冬天排练，天气寒冷，房间没有暖气，每天早晨到了那里先点上火，生炉子，满屋子的烟，只有待烟散去后才可以开始排戏，还需要时不时地关照炉火，千万不要熄灭，否则实在是太冷了。演出时穿的服装部分是去制片厂借来的，有的服装则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我穿的一套连衣裙是摄影系周坤老师的，那是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去苏联留学时穿的。道具也都是临时拼凑的。在舞台上摆的椅子是陈旧的。一次我一起身，椅子上的小木头茬儿竟把我的丝袜勾上了，我心想：这回肯定是完蛋了，把我的袜子勾破了，果然，这个结果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就是这样地工作着，共演出了五十余场，这在电影学院是史无前例的。不参加演出的所有老师也都积极配合，虽然辛苦却非常快乐。
那个时期的表演系是和谐的、团结的，大家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恢复电影学院，我们有信心把学院建成一个最好的电影艺术的最高学府，盼望把它恢复成学子们所向往的实现电影梦想的殿堂。
四、招生须尽力做到择优录取
按正常说法，艺术院校招生一定要做到择优录取，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但是我只能说：尽力做到。
为什么？
因为在选拔过程中考核学生是否具有演员应有的素质是一项很复杂的任务。这不是做算术题，学生答卷“一加一等于二”就是正确答案，谁若回答“一加一等于八”那就是错误的。教授判卷如此判，助教也这么判，不会出任何差错。然而，对一个人的判断是有差异的，每个老师的观点不同，或偶尔有的考生们此时状态不佳等情况都会影响教师的判断，失误是难免的，做到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
四年的时光对于人的一生而言并不算长，但对于一个人的青春而言却是宝贵的，因而艺术院校的招生要本着对学校、对学生负责的态度。
当今社会状况比较复杂，不排除会把有些并非真的有远大的理想或真的要追求艺术的人招进来。这些当然也不必多虑，人生的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我所要说的是作为教师应该如何招生，如何尽量做到公正，做到择优录取。
影视表演作为一种职业有其特殊性，因而决定了对演员有不同一般职业的要求。
演员应具备当众情况下表演和再现虚构人物的能力，这种能力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实践才能得以提高。可是人的内在素质确实有所不同，有的人对假定环境和假定对手有较高的信任度、丰富的想象力和感受力，有的人则在这方面差一些。在招生考试中要对考生进行这方面的考查，也可以说这是最重要的考查内容。
另一点，因为演员是以自身形象展示给观众的，因而对形象有所选择。诚然银幕里出现的人物各异，英俊的、丑陋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老的、少的都可能出现，所以我们在选择时，自然首先选择戏路子宽的，所谓戏路子宽就是有更多的可能性担任男、女主人公的，至于其他类型的也要考虑，必须具有特点或具有不一般个性。
考查过程中对其他方面也会考虑，比如形体的灵活度、可塑性及台词吐字是否清晰、声音条件等，因为这些方面若存在问题，也会影响到日后的发展。
我在招生中更注重的是学生的自然状态，所谓自然状态就是在不做作的前提下，能够认真投入的程度，而不是故意做给招生老师看的。对艺术的热忱、积极的态度非常重要。
表82班在北京考区招生时，有一位叫杨蓉的男生，在湖南考区有一位张磊，都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状态，这对做演员的非常重要。但因为那时是否录取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即使你是主任教员，也要取得大多数参加考试的老师同意才可录取。在几次合议之后，也只好放弃了，但至今我仍记得这两位考生的名字，只因为他们的热情曾感动了我。
又比如张晓敏，她在北京考区参加了初试和二试，发布三试名单时，榜上无名，她不知怎么打听到我家，跑来万分激动地诉说了自己对电影的热爱，对表演的满腔热情。
当然我不会因为她跑到家里来哭鼻子就收她。和教学小组的同志重新讨论、分析了她的情况，三试之所以没有留她，原因不是因为她考得不好，看得出她的素质非常好，只是认为她长得过于漂亮，有点像外国女孩，担心她会因此而没有太多上戏的机会，故而去掉她。其实此时她刚刚拍完影片《情天恨海》《第三女神》，我们得知这些情况后认为这说明会有人用她拍戏。当时天津考区的考试尚未进行，于是我们通知她到天津去参加三试，结果她的成绩比在北京考得还好，当然要录取她了。
事实证明她是一个好演员，上学时是极其用功的学生，毕业后参演了《一个女演员的梦》《最后一个冬日》《黑色的诱惑》等当时较为有影响力的影片，并因饰演《非常大总统》中宋庆龄一角获得第十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而后又在电视剧《死水微澜》中和张国立、赵君等合作，饰演女主角，表演得生动，十分感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她集编、导、演于一身创作了阳刚气十足的影片《大冲撞》（1992）和《赤嫁》（1997）。现在又在加拿大创办加拿大电影电视学院并担任院长，一直在全身心投入到她热爱的电影事业中，始终保持着自己对影视、对表演的初衷，对自己认定的事业充满旺盛精力和不懈追求，这说明我们对这个苗子的选拔是正确的。
我并不在意考生是否经过培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像现在这样到处都是培训班。像上海地区的考生李芸（电影《夜半歌声》《在水一方》中的女主角）、年仅17岁的严晓频（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饰演郭燕、电影《永远的守望》中饰演刘雅琴）、张晓林（电影《都市刑警》、电视剧《大酒店》的男主角）、张康尔（《紧急迫降》《无情的情人》的主演）和天津的臧金生（电影《淘金王》中饰演许天雄、《赤壁》中饰演张飞、电视剧《水浒传》中饰演鲁智深），报考时显然没有经历过专门的培训，几乎都是白纸一张。但他们的潜质在考生中都是较为突出的，且在日后的作品中都有不错的成绩。
其实，上培训班有利有弊，碰上好的老师会有提高，但若碰上个二把刀，经过辅导之后，只学会了拿腔拿调，摆着固定的手势，反而让我们看不出学生自身所具有的质朴本色，成了一个装腔作势的空壳。
招生是否择优录取，抛开是否走后门的不说，实际上对教师的鉴别能力，对教师的实际水平是一个考验。
表89班柳云龙在烟台考区参加的入学考试，从形象到表演、唱歌均很突出，我和崔新琴一起去的，毫无疑问我们没有任何争议都同意录取他。
又如表87班的张嘉译，当年在西安考试时才十七岁，带着满脸的稚气，谁也没有料到他今天的成熟和老练，但当时怎么就会录取他了呢？就是因为他作为演员的基本素质好，考试时虽然有些拘谨放不开，但我们相信，他有一种内在的激情。在班里他年纪最小，马精武在排练他们的毕业大戏古典多幕话剧《赵氏孤儿》时，反而让他扮演了戏中年纪最长的公孙杵臼，说明他的天分和经过四年的学习使他具备了这样的能力，能承担得起这么一个和自己反差极大、年龄跨度悬殊的重要角色。张嘉译所以有今天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他一直非常踏实，为人真诚，做事一丝不苟。这也说明我们当年录取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又比如1992年，在上海招生，周迅来报考，我在当年的笔记中对她的评语是：“粗嗓子、小个子，但生动、有魅力。”在上海考区所有的考生里我给她打了最高分，主考老师朱宗琪也决定要她，可惜的是她从小在艺校学习，后来高考文化课分数没能过关，未被录取。但她在以后的不断实践中通过自己的刻苦和努力，证明了她确实是位好演员。
有时唱一首歌，跳一个舞，也会表现出自身所具备的独特魅力，比如87班的孔琳，她考试时演唱了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费翔的歌《冬天里的一把火》，她那种自顾自的火热而沉醉的状态，绽放出一种异样的光彩，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们在场的所有招生老师。又如表89班的邵兵，考试的时候边弹边唱，一种逍遥自得的大男孩的状态尽显无余。表88班的蒋雯丽、表92班的许晓丹，她们在考试中跳舞时就流露出一种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吸引力。其实唱歌、跳舞、表演、朗诵不在于有多么长，而是在于是否闪现出作为演员所具有的天然的魅力。
这些都需要我们这些招生老师在监考中、在那短暂的接触中去发现去攫取。
考试时给学生出题，不是为了考倒他，更不是为难他或故意什么都不提示他，我们可以把题讲得细致些，激发他的想象力，当然我们也要因人而异地启发、诱导。考官应该具备分辨和启迪的能力，挖掘学生的特长及不足之处，从而准确地判断和选择真正有发展前途的好苗子。
比如我们曾经出过这样的题，关于发生车祸。这是情景很尖锐的、对考生来说有一定难度的小品题，一般我们在进入三试时才会出这类题。
表89班招生那年，我们给兰州来的一位考生出过这个题，我故意安排几个学生和他一起坐在课桌前，告诉他们这是文化常识的考场，有三两个同学陪着他，使他首先相信这个环境和情景，之后，我们派一位考官走上台，递给他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你速回家，刚接到你家里的电话，你的母亲出了车祸，现在正在医院抢救。”我们观察他的表情、他的感受，因为事先并没有告诉他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他的思维过程表现得很准确，他并没有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大哭，就过火表演，但他动心了，其实他当然知道这是在考试，但他能把这种假定当真地表演下去，能做到这一点对于没有学过表演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他演得很好，后来遗憾的是他的文化课没有过，未被录取。可是他那种天然的反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死亡的打击对人们来说应该是最大的情感上的冲击，为了考查学生，我们也曾在表89班考试过程中出过这样的难题，例如突然发现自己的好友或者亲人死了，记得王朔做过这个练习。
我在出这种题时，首先是要为学生营造一个能够引起考生信念的环境和周围的大致情况，说得细致一点，尽量诱导、启发、唤起考生的想象力，让考生相信，我对王朔说：“这是野外，是清晨，在帐篷里，你和你的同伴在这里睡觉，你先醒来了，发现身旁的伙伴却还在睡，你一边叫他，一边忙着起身收拾东西，同伴还不起，你过去叫他，发现他一动不动，最后判断出他死了。”通过这样的启示，旁边找一个同学陪他躺在那里。凡有一定实物想象的学生，很容易相信环境，因为有真实的对象使他容易相信对手，发现同伴脸白了，手冰冰凉，这些细节我们都可以提示给他，于是王朔受到感染，相信了发生的事情，自然地进入了表演状态。如果这样细致地提示了，他仍做不到，那么我们就对他作为演员的基本素质有一定的怀疑了。而王朔做到了，所以被顺利录取。
和这种题目相似的我也见过，有的老师这样出题：“这是太平间，里面有好几个死人，你的母亲是其中的一个，你来找吧。”
考场里什么都没有，没有门，没有医护人员，只摆了一张空荡荡的床，考生怎么想象这里是太平间？他上来后肯定无所适从，但他又知道前提是母亲死了，他肯定不能不哭。没有环境，没有对手，只能对着空床演，别说是考生了，就算一个成熟的演员，让他在这样的情境下演也未必能表演得很精彩。我见考生上来都只能在那里没有判断、没有感觉，就开始拼命地做哭状，假模假式地大哭，这样怎么能看出考生素质的好坏呢？
因此，教师出题很重要，我们能否把招生考试当作一次授课，在考查中包含对他各个方面的了解，包括为人处事的态度、情感饱和的程度、语言的表达能力，尤其对没有经过训练的学生尽量做到细致地启发，让考生尽可能地相信。信念强的会很快根据你的指引和诱导而相信规定的情境，我们考试的目的不是让他不知所措，而是让他表现出自己所具有的才智。
考试中一定要注重观察考生的状态，包括他的态度是否积极、是否不懒惰，这是很有必要的。这关系到他以后会如何对待学习，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当然有的人也过于张扬，过于表现自己，那他有可能就这么点东西了，内心什么都没有了。同时也要避免忽视一些较为内向的学生，有的考生属于性格较为寡言少语的，但素质未必就不好。比如表82班的娜仁花，她本人性格很内向，生活里不会在人多的情形下表现自己的热情，但她的内心却非常火热、丰富而又细腻。
又比如表89班的俞飞鸿，表面上属于温柔有余、热情不足的女孩，实际上她确实也属于不外露而内心丰富的人。当我观看她导演的影片《爱有来生》的最后结尾时，她饰演的女主角阿九悔恨交加地在大树底下打滚，感到此时此刻她放纵了自己的情感，充分表现出了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作为演员她很会表达情感，也掌握了正确的表演技能，这一点，我很欣赏她。演员各自性格不同，但情感的表达上必须是具有激情的。
通过一、二、三试短短的接触就断定一个考生是否能做演员，确实有困难，也很残酷，事实证明失误是不可避免的。
这么多年走下来，在我经历过的考场上，当时没有被录取，而事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自己的确能够成为好演员的考生不止一两个，而是有不少，至今有时想起，还觉得挺对不住当年的这些考生，可以想象他们当时受到的打击，好在他们又是幸运的，他们没有放弃，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梦想，获得了成功。我在心存歉意的同时，也由衷地敬佩他们的毅力，为他们高兴，并祝福他们。尽管没能在我们招生时走进学院，但有的后来成为下一届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有的考进别的学府，有的在长期实践中取得成绩，我还大致记得他们的名字，不断地在关注他们的每一部作品，真心地希望他们做得更好。
艺术院校的招生工作之所以这么重要，在于它是否能培养出合格人才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选拔的对与不对都对学生的一生负有责任。教师在选择标准上会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所以作为教师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和教学能力，也包括出题的技巧、观察和鉴别的能力，尽量做到公正，这需要教师为人正直，不谋私利。
我谈这些，没有教育谁的意思，毕竟现在早已不是说教的年月，我只是谈自己的一些感受，希望教师在招生的过程中本着对每个考生负责、对学校负责、对我们个人所热爱的影视事业负责和对我们的良心负责的态度。
五、初学者如何迈开第一步
无论是戏曲、话剧还是影视演员，其共同点是以人自身为创作材料进行人物塑造。
表现形式不同，表演的手段不同，但运用自身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若想做一名影视演员，首先要通过对自身的训练来完成和掌握表演技能。因而我认为一个懒惰的人，一个对自己的肌体、心气、情感都懒得调动的人，就不要做演员了。
电影是一门与科技发展有着紧密联系的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影从简单的直录到现在由多种元素组成的综合艺术，体现手段丰富多彩，它可以细腻到表现最微小的部分，也可以伸展拍摄到满山旷野，以至宇宙，无所不及，但无论是什么场景，什么画面，都在努力创造一种真实，包括银幕上出现的机器人、外星人，他们都有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动作。为什么？就是要创造真实感，追求真实的效果，以达到感人的目的。既然外星人都要做到真，更何况我们真人去演人呢？“真”就是电影中所需要追求的氛围。
因而对初学影视表演的年轻人来说，迈开第一步就是要做到“真”。
我在学院授课时，因招来的学生毕竟是经过考试选拔出来的，所以从素质上讲大多都具备一定的优势。离开学院后，十几年来我在外教授的学生不少于在学院的数量，接触了大量的初学者，比以前更了解他们，对这些初学者在教学方法上自然应该有所不同，起步简单些，进度慢一些。
我上的第一堂课，第一个练习常常是“找东西”。
拿一本书，或是一把钥匙、一个钱包，告诉学生我们要把它藏在这间教室的某处，学生先出去，之后让他们进来在整个教室里寻找。当然，大家都很积极、认真地在找，这是生活，谁也不紧张，不管谁找到了，大家的表情都很自然。
有的笑着说：“我刚想上这儿找了，觉得不可能在这里，就没过来。”
有的说：“怪不得找了这么半天，找不着，谁放在这了？”
你一言，我一语的，交流非常流畅而自然。之后，我们把东西还放在那里，让他们出去，重新走进来，按照刚才那样寻找一遍。此时他们明明已经知道在什么地方了，却要做寻找状，要当做不知道的样子来找，这时实际上已经是在表演了。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初学者体会什么叫表演，表演难，也不难。
不难就在于生活中，只要不是智障，不是神经不正常，无论谁，遇到什么情况，都会应对。那么表演就是和生活相同。
这当然只是起步，表演并不等于生活。但这样做，学生首先获知的观念便是影视表演不能脱离生活，影视表演无须过火、瞎演。影视表演就像我们的生活。
之后当然是小品命题，越来越难一些，规定情境也会越来越尖锐，人物关系也逐步复杂化。
我很喜欢出这样情景设定的练习：长椅前，油漆未干。这是感觉的练习，只要有想象力，谁都能做。当然即使做这样一个简单的练习，也要让学生设定自己从哪里来，上这儿来干什么，为什么坐在这里，有的学生做得非常好，他坐下后，当他起身时，停住了，又起身，似乎被什么粘了一下，这种细小的动作表现了他相信这张长椅上的油漆未干。
在长椅前可做的练习很多，例如约会、偶然相遇、出发之前、候车室、医院等场景，要让学生们相信环境，相信发生了什么事情。
每个学生都可以上来做，无须在一开始就让学生去编小品，我们可以把这一段教学称为非固定小品教学阶段，下一步再去让学生编和做较为完整的小品。
这样的题可以有很多，可以随意出。
比如打三个不同的电话。
生活中谁不会打电话？都会，但表演中打电话，没有对方的声音和呼应，要自己想象对方的话语、口气，自己做相应的反应。
1990年给武警文工团的学员上课，我出了这个题，要求对手不同、心境不同、发生的事情不同，有的学员做得很简单，没有趣味，而有的则不同。女生蒋斌（后来留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形体教员）第一次做，就非常好。
她的第一个电话是和老家的父亲通话，非常亲切、热情，突然电话断了，她急着又拨，通了之后，问长问短，最后反复说：“我挂了呵，我挂了。”表现出对家人的深厚感情和留恋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