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常熟城东三十多里，有一个叫白茆的小镇。曾经的“红豆山庄”就坐落在这里。
清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的一场大火，把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1582-1664）的藏书连同对新朝的留恋一同化为灰烬。不久，这位“贰臣”当得很不爽的老才子，携柳如是（号河东君，1618—
1664）迁居到白茆母亲顾家的宅子里。园子里有一棵茂盛的红豆树，相思的红豆见证了这对老夫少妻最后十多年的日常生活场景。
钱柳因缘几成千古绝唱，其“因”和“缘”皆起于一个急剧嬗变的时代。名士与名妓，白发与黑发，“贰臣”与才女，构成了钱柳因缘的“可读性”。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十八岁的钱谦益高中一甲第三名进士。这位年轻气盛的常熟才子真的准备大干一场的。我在《梦归赐闲堂》一文中已经记述了牧斋晚辈拜访同乡老法师申时行的事情，说明他是认真做了“功课”的。但无数历史证明，就官场而言，大才子不一定就能成大气候，才子有才子的脾气，官场则有官场的规则，两者大相径庭，说句现在江湖上的话，叫“气场”不同。
事实果然如此。牧斋的官运实在是糟透了。据说本来钱谦益是点了状元的，最后却被“暗箱操作”成了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后竟坐了十年冷板凳，直到泰昌元年（1620）才“诣阙补官”。可惜这位泰昌皇帝实在太短命，仅一个月就“驾崩”了。上来一个天启帝，水平真是天晓得，《剑桥中国明代史》甚至说他智力有问题。在位七年，成为晚明“党争”最折腾的时代。钱谦益属于什么“党”呢？《清史稿·钱谦益传》里写得明明白白：“名隶东林党。”但天启相信“阉党”，钱谦益就被列入“黑名单”，像《水浒传》里的天巧星，称作“浪子钱谦益”（《明季北略》）。不久，遭到弹劾，罢官回老家。没几年，又换了皇帝了，崇祯元年（1628），“起官，不数月至礼部侍郎”（《清史稿》）。从钱谦益当时一写就是十首诗的激动心情看，他实在太想在官场“建功立业”了，这其实就是他后来降清的思想基础。
看来，新皇帝还真是想用钱谦益的，但官场似乎就是与牧斋先生过不去。那年十一月，崇祯皇帝准备提拔几个内阁成员，明朝这项制度叫“会推枚卜”，钱谦益名列第二。不料，他的顶头上司、礼部尚书温体仁跳将出来，翻出天启元年（1621）
老账，指责钱谦益主试浙江时，对那个科场案件不仅负有领导责任，而且还收受了银子。
可怜屁股还没坐热的钱大才子又被摘了乌纱打发回老家。《清史稿》里写得简单明了，文震孟的儿子文秉在著名笔记《烈皇小识》中写得详细，而《明季北略》则把时间梳理得很清楚。温体仁真的不是善良之辈，后来事情都过去十年了，到了崇祯十年（1637）正月，已经当了宰相的温体仁还想把在家赋闲的钱谦益置于死地。贿赂一个叫张汉儒（一说张从儒）的常熟人，“讦谦益贪肆不法”。钱谦益锒铛入狱。幸亏司礼太监曹化淳帮忙，才捡条命南归。
这一年，当年的探花后生已经五十五岁了。
从1610年进士及第到1637年差点丢了性命，二十多年的官场遭遇应该让牧斋先生有所领悟了。但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位才子依然执迷不悟，依然执着于对权力的追逐，心里依然燃烧着“建功立业”的梦想，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文人“货与帝王家”的臭毛病。
不过，这会儿人家帝王不要你，醉卧情场便成为中国文人另一种“挑战道统”的方式。从明清不少笔记中可以见到钱谦益在风月场上的身影。可以想象，钱大才子是带着何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混迹声色、聊以自慰的。他最终把柳如是娶回家，与其说是多情，不如说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一种精神胜利。他的“时尚”即令在今天，也会让道学家们目瞪口呆！钱的老乡王应奎（1683—约1760），一个八次赴考而不得的老书生，在《柳南随笔》中发了一通议论，说是钱谦益娶柳如是的时候，原配陈夫人还在，这是古人不会做的事情，“即此一端，其不惜行检可知矣”。
书生的议论姑妄听之。这时候，柳如是该出场了。
崇祯十二年（1639），钱谦益在“往来吴会”的扬州名妓王微（字修微）家里见到了柳如是的《西湖八绝句》诗稿，对“桃花得气美人中”一句十分欣赏，于是，应邀与柳美人同游西湖。其实，从钱谦益的“弟兄们”留下的笔记史料看，当年和钱谦益“唱和”的当红名妓还有卞赛（卞玉京）、寇湄（字白门）等。但老才子对身材姣小的柳如是情有独钟，终于坠入情网。崇祯十四年（1641），六十虚岁的钱谦益以“匹嫡”的礼遇，就是差不多是明媒正娶，把二十三岁的柳美人娶进了门。
这是一部才子佳人的“贺岁大片”。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双目几乎失明的晚年，由一颗二十年前意外得到的红豆“缘起”，成就了一部八十万字的史学著作。按大师自己的说法，这颗红豆生于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二十年“藏置箧笥”，但自从重读钱牧斋的文字，红豆勾起了“旧梦”和“遐思”，于是决意要“相思廿载待今酬”。连《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出版时也改成了有点“畅销书”风格的《柳如是别传》。
不过，两人的因缘诗现在只有书斋圈子里还有人能记住，而江湖上记住的只有那个“黑白”名对。还是钱的老乡王应奎，在《柳南随笔》卷二里详记了一条。
某宗伯既娶柳夫人，特筑一精舍居之，而颜之曰“我闻室”，以柳字如是，取《金刚经》“如是我闻”之义也。一日，坐室中，目注如是，如是问曰：“公胡我爱？”曰：“爱汝之黑者发，而白者面耳。然则汝胡我爱？”柳曰：“即爱公之白者发，而黑者面也。”侍婢皆为匿笑。
还有一个版本，话是这么说的：“我甚爱卿，如云之黑，如玉之白也。”“我亦甚爱君，发如妾之肤，肤如妾之发也。”
钱柳结好后，柳如是不仅帮钱谦益“考异订伪，分题布韵”，而且还出面代为应酬，生活中充满安逸情趣。
本来，这段闺房乐事大可传为浮生雅谈。但钱谦益的骨子里志不在此。
崇祯十六年（1643），两位“部级干部”又向皇帝举荐钱谦益。
已经焦头烂额的崇祯终于打消疑虑，决定在次年（1644）三月重新起用钱谦益。但牧斋老先生的官运还是糟透，就在朝廷“起复诏”下达后不久，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吊死。钱谦益不甘心哪。《清史稿·钱谦益传》里说，大臣们商议在南京立新君继续抵抗，史称“南明”。钱谦益内心拥戴的是潞王，“与马士英议不合”。后来马氏集团拥戴福王登极，“惧得罪，上书诵马士英功，士英引为礼部尚书”。为了捞个一官半职，钱谦益开始出卖灵魂，这是他被诟病的开始。
后来的一些故事，只要有关钱谦益的都会说到，尤其是通过柳如是的“气节”来寒碜钱，譬如最著名的两则笔记，一则说明亡后，柳如是劝钱谦益投水殉节，“夫殉君，妾殉夫”。钱谦益却说：“水太冷，改天再来吧。”还有一则说钱谦益仕清辞官回家后，喜欢穿一种小领口像新朝款式、而大袖口又像前朝款式的便服，即被讥讽为“两朝领袖”。
红豆山庄今已不见踪影，但那株红豆树仍在，四百多年了，依然枝繁叶茂，浓荫遮蔽。清顺治十八年（1661），红豆山庄遭遇入室抢劫，“家中百物罄尽”，连钱柳给女儿准备的嫁妆也“一卷而去”。钱谦益遂于次年离开红豆山庄，不久得病，柳如是亦回城守伺。清康熙三年（1664），钱谦益去世，柳如是投缳自尽，一段红豆故事终于谢幕。
二
人去庄空，红豆犹在。
后来的读书人仍然把这红豆故事咏来记去，原因就在于，由晚明士风而及易代时蔚为大观的“士妓风流”，几乎构成了一道时代风景，它从一个侧面观照了当时比较开放自由的社会文化氛围。一个要“蔑视礼教”，一个是“无礼法之拘牵”，追求“时尚”和自由，加上才情与爱情，便成就了今古乐道的文化语境。
在《山塘的模样》一文中，我借冒襄（字辟疆，1611-1693）“弟兄”张明弼（字公亮，1584-1653）的冒董传记描述了这位如皋才子如何寻到山塘街董白（字小宛，1624-1651）家里的“迫切心情”。现在再来读冒才子自己写的《影梅庵忆语》，语境悲切，却把一个有情有义的风尘女子演绎得更为委婉动人。说董白“在风尘虽有艳名，非其本色”。嫁到冒家后，“智慧才识，种种始露”。而且与冒家老小都亲密无间。不过，与别人写冒襄当年“急吼吼”的样子相反，冒才子却说是“倾盖矢从余”，就是董小宛对他一见钟情，立马矢志要跟着他冒辟疆了，这很有点自我感觉良好的腔调。冒辟疆是在崇祯十二年（1639）初夏，由方以智介绍初识董小宛的。那天小宛酒喝多了，半梦半醒，“懒慢不交一语”，话都没说，那就更没有“抓住不放”的意思。后来，冒襄连续两年都没碰到小宛，原来董小宛跟着钱谦益一帮人到黄山旅游去了。冒才子心情大概蛮郁闷的，在苏州百无聊赖又迷上了陈圆圆。
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春，冒襄“因便过吴门慰陈姬”，就是又跑到苏州来找陈圆圆，但话说得有点矫情，不仅“因便”，还要解释说，是去年残冬“屡趣余，皆未及答”，就是人家对冒才子有意思，而自己现在要来给个说法。可这时，陈圆圆已被豪门“以势逼去”。据史载，这个豪门就是崇祯田妃的老爸田弘遇，女婿汪卫成亲自到苏州劫取陈圆圆送给了老丈人。
在这样“怅惘无极”的状态下，便出现了我在《山塘的模样》一文中描写的场景，冒襄终于在苏州山塘街的桐桥边董家见到了离别三年的董小宛。冒襄的这段描述，和他另一位“弟兄”余怀（字淡心、号曼翁，1616-1696）在著名的《板桥杂记》里的记录大体吻合，说是董小宛“慕吴门山水，徙居半塘，小筑河滨，竹篱茅舍”。这时的小宛正经历丧母之痛，孤苦伶仃，见到旧友，自然百感交集。冒襄铺陈千言，描写董小宛决意要跟他走的情状。余怀自然弄不清到底是谁谁谁，只是简单记述了董小宛跟着冒兄北上，“过惠山，历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绝顶，观大江竟渡以归”。一路游玩，无锡、江阴、宜兴、溧阳，跑到镇江渡过长江，回到如皋。
事实上，董白这次并没有走成。《影梅庵忆语》里至少说了三条原因：一是冒襄科试时间迫近，二是纳妾得征求一下家里老母和太太的意见，但最大的问题恐怕是第三条，哪里有银子让董白“赎身”？原来董小宛和柳如是完全不同，她是在南京旧院正式登记注册的官妓，现在要嫁人，还得经上级部门批准，交一笔费用注销“营业执照”，叫做“脱籍”。后来冒襄到南京参加秋试，中了副榜贡生，董白追到南京来相见，但依然没有谈妥。冒才子用了“然得轻身归，如释重负”，“冷面铁心”这类词汇来描述自己当时告别的心情，这成了后人质疑他是否“真心真意”的论据。上海古籍版《板桥杂记》李金堂先生的校注较为详细地透露了一些信息，说是直到那年（1642）秋末，钱谦益偕柳如是到苏州看望董小宛，花了三千两银子的巨款，为董脱籍还债，又用船把董送到如皋冒襄家里，才使这对才子佳人完婚。而冒襄自己的说法是，那年十月，他又跑到润州（镇江）拜访老师，一群狐朋狗友喝酒的时候听说了他的故事，大概都有点感动，其中一个叫“陈大将军”的“立贷数百金”。看来，这时的冒才子与其说是为情所困，还不如说是“为钱所困”哪。
这段影梅庵故事持续了九年，董白在易代时大家庭的离乱颠沛中“以劳瘁死”。
三
《影梅庵忆语》长达“二千四百言”，如果仅仅从****视角来看看热闹似乎是远远不够的。它披露的不仅是闺房乐趣和士妓交游的图景，因为纳妾并不是封建道统批判的对象，它完全是因为一个社会“精英集团”和另一个所谓“底层人群”的介入而变得风生水起。晚明士风中“时尚达人”的这种价值观念和文化取向，观照出精英层无可奈何的“自嘲”心态，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笔记中对妓女气节的敬仰要远远高于名士的原因。
龚鼎孳和顾媚的“****大片”就更加反映出这种“自嘲”。
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1615-1673），《清史稿》有传，和钱谦益紧挨着，暗示着两人的不少相似之处：同为“江左文坛三大家”之一，明朝进士，易代后仕清，都做到了“部级干部”。不过，江湖上对龚的指责比钱谦益还厉害，因为当年李自成进京后，这位明朝“司局级干部”还做过短命“大顺朝”的官，再投降清朝的。《清史稿·龚鼎孳传》里有一段廷臣对他的指责，言辞相当激烈，说这位龚才子不理公务，“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即使听到老父亲去世的消息，仍然吃酒唱卡拉OK，所以“部议降二级”。不过，龚才子的官运似乎比牧斋好，“寻遇恩诏获免”。康熙年间一直做到了刑部尚书。
龚鼎孳可谓江湖上“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典范”。他集中体现了中国文人自视高人一等，却怕吃苦头，想做“明星”，却又贪图安逸，委曲求全，却又“苦闷”的心态。沉湎酒色，那是为思想无处诉说寻找出路哪。后来，正好撞上康熙皇帝想用恩威并施的方式来解决江南的文化生态问题，拉出他这个惯于见风使舵、“合作愉快”的大才子做个典型，也算是得个全尸。死后还赐谥“端毅”。乾隆上台后，“诏削其谥”。就是下诏剥夺了这个谥号。
龚大才子结识顾媚，和钱谦益结识柳如是在同一年，也是崇祯十二年（1639）。只能这样想像，明朝弥留之际，这帮才子肯定整天就在一起“泡妞”，吹拉弹唱、胡吃海喝。“精英集团”如此，社稷焉有不亡之理。
余淡心的《板桥杂记》详细记载了秦淮名妓顾媚（字眉生，？—1663），说她“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不仅长得没话讲，还“通文史，善画兰”。“时人推为南曲第一”。昆曲唱得呱呱叫。顾媚与余怀的关系也不一般，余才子自己吹嘘，他把顾的“眉楼”称作隋炀帝下江南建的“迷楼”，一度叫遍江湖，而且还和调戏顾媚的世家子弟打过笔墨官司。顾媚很是感激，在淡心生日那天，专程跟到桐城，在余怀朋友方应乾家中登台“唱堂会”，并有了脱籍嫁人的愿望。仍据上海古籍版《板桥杂记》李金堂先生校注的说法，这一年，“当在崇祯十二年（1639）”。这个推测虽然有点牵强的，但与本文关系不大，反正顾媚最后嫁的是龚鼎孳，这一点毫无疑问。
崇祯十六年（1643），又一对江湖上声名震天响的名士与名妓结成秦晋之好。
顾媚嫁给龚鼎孳之后，改名换姓，叫徐横波，所以江湖上又称顾为“横波夫人”。其实，龚鼎孳性格蛮外向的，《清史稿》上说他“天才宏肆，千言立就”，十足一个大才子的做派，又挥金如土，这下找到一个帮着大把花钱的主儿了。给顾媚做生日，大宴宾客，又唱又跳，真是开心。余怀还说他“益轻财好客，怜才下士，名誉盛于往时”。
这是事实，《清史稿》里至少列举了四个龚帮过忙的士子。
龚鼎孳真的是喜欢顾媚，一直带在身边，当然冷落了原配童氏。后来龚鼎孳仕清进京，官做到“正部级”，童太太就是不肯跟去，情愿呆在合肥老家，闲话里却带着刺：“我经两受明封，以后本朝恩典，让顾太太可也。”（《板桥杂记》）我是受过大明朝恩封的人，和新朝捣糨糊就让别人去捣吧。龚鼎孳也做得出，清朝夫人封号就真由顾媚享用了。这就在江湖上落下“气节”远不及女流童氏的话柄。
四
本都是天生才华横溢一书生，偏偏碰到了一个急剧嬗变的时代，偏偏也要你回答哈姆雷特一样的命题。这哪里是士妓风流，而是思想找不到半点光明的痛苦啊。当一个社会只能试图用“****”的方式来表达“自由思想”的时候，恰恰观照了思想界看不到尽头的“苦旅”。
陶慕宁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把明清士风中的“狂狷悖俗”与“浪漫主义人格”联系起来，认为发端于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潮的这种产物，“它在时代背景上与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有某种相似之处”，纵酒狎妓与政治斗争融为一体。
如果说，“纵酒狎妓”袒露了文人本性的话，“政治斗争”却一向是他们的弱项。当失败的阴霾笼罩住这些大才子的心灵时，所谓道德的刺刀又让他们鲜血淋漓。
不只钱柳、冒董和龚顾，易代时大量的士妓案例大体印证了这一判断。譬如，还有清人《桃花扇》里的侯方域（字朝宗）与李香君。倘若放宽点政策，吴三桂和陈圆圆也勉强忝列。这还都是些闹出一段“夫唱妇随”的主儿，要是把当年士妓交游的故事一一讲来，差不多可以变成一本“高头讲章”了。为节省看官的阅读时间，今人特地制成图表，以飨读者。
借来学者的研究成果，细细一看，什么“党社领袖”、“文坛巨子”，什么“复社四公子”方以智、侯方域、冒襄、陈贞慧，还有“江左三大家”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几乎被江南声色场一网打尽！
五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余淡心已经七十七岁高龄了。这位老才子坚守遗民身份，拒不出仕，甚至著作不书清朝年号。但自知来日无多的他，心里却对故国逝去的岁月越来越充满怀恋。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足以慰藉他此刻悲凉的心情。锦绣文章何用？书生意气何用？原来都比不过耳鬓厮磨、低吟浅唱！留一本《板桥杂记》给后人吧，不要让尘埃迷蒙双眼，无论“精英”还是妓女，其实都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而已。还有一位叫张岱（号陶庵，1597-1679）的遗民，早躲在西子湖畔的堂屋里，写出一本《陶庵梦忆》，追寻那已经远去的锦衣纨绔、饫甘餍肥、声色狗马。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风尚的形成和兴盛，“精英集团”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晚明奢华风气中的狎妓游乐其实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上至皇亲，下至商贾市井，无不趋之若鹜。而掌握着文化话语权的士，则将大量笔记史料留给了后人，组成了蔚为大观的士妓交游图景。譬如张陶庵的《陶庵梦忆》详记扬州妓业几乎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扬州人日饮食于瘦马之身者数百十人。”“瘦马”者，妓也。
有清以来，冠以“画舫录”的笔记多记述歌场妓院之事，手边就有好几种，如李斗《扬州画舫录》、捧花生《秦淮画舫录》、西溪山人《吴门画舫录》、中生《吴门画舫续录》等，甚至比明代笔记还要集中和“丰富”。而明清其他较正经的笔记史料也常有这类轶事留存，随挑几种，抄录几条，以观大概。
谈迁（1594-1657）是位严谨的史学家，譬如《枣林杂俎》就记了两位“义妓”。
第一个故事简直就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真实版。说的是万历乙卯（1615），一个湖北的小吏“包养”苏州妓女陈氏，钱一花完，鸨母就讨厌了。但陈姑娘私自收留了他，还借口身体有病躲起来，并请有钱的相邻借银子给湖北佬，最后带了丰厚的积蓄嫁给了他。但陈姑娘碰到了一个“爱钱”超过“爱情”的主儿。
一天在鄱阳湖的船上，一个徽商看中了陈姑娘，便向湖北佬许诺千金“转让”。陈姑娘得知后，长叹道：“君装薄，果进千金，可耳。”一手交钱，一手交人。陈姑娘来到徽商船上，望着湖北佬远去的帆影，投水自尽。
另一位苏州妓女名字都没有留下。她听到明亡易代的消息，决定以死殉节。只管醉生梦死的狎客们都当是笑话。1645年那年秋天，这位苏州姑娘雇船请客游太湖，皓月当空，正是喝酒唱和的好时光。可姑娘“忽顾影感叹”，放下酒杯，投水而死。
两个风尘女子，一个有情有义，一个“气节”高尚。谈名士在记录这两条笔记的时候，一定对自己所在的“精英集团”充满“自嘲”！两相比较，那个“水太冷”的钱大才子算个什么。
除了“气节”，这个“底层人群”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案例也出现在笔记中。清人顾公燮《丹午笔记》记士妓多条，其中“名妓蒋四娘”故事完整，文字浅白，不妨抄录如下。
吴门名妓蒋四娘，小字双双，媚姿艳冶，儇态雅盈，琴精弈妙，雅善谐谑。花月之筵，坐无双双，不足以罄客欢也。昆陵吕状元苍臣，名宫，悦之。买以千金，携之京师，自谓玉堂金屋，称人间佳偶。而双双以为，琼盎芙蓉，笼雕鹦鹉，动而触隅，非意所适。顺治甲午除夕（即1654年大年夜——引者注）饯岁，出两玉卮行酒。吕斟其旧者奉蒋曰：“此我家藏重器，为卿浮白。”蒋以新者自与，仍以旧者还吕，曰：“君虽念旧，妾自怀新。”吕意怫然。明年放归吴门。双双构室南园，颇有卉木之胜。昆山徐生，其旧识也，访之。双双留茗话。徐曰：“四娘已作状元妇，何不令生状元儿，而重寻旧游耶？”双双曰：“人言嫁逐鸡犬，不如得富贵婿。吾谓不然，譬之置铜山宝林于前，与之举案齐眉，悬玉带金鱼于侧，与之比肩偕老，既乏风流之趣，又鲜宴笑之欢，则富贵婿犹鸡犬也，又何恋乎？尝忆从吕君于都下，泉石莫由怡目，丝竹无以娱心。每当深闺书掩，长日如年。玉宇无尘，凉蟾夜回。徒倚曲栏之间，怅望空庭之内，寂寂跫音，忽焉肠断。此时，若有一二才鬼从空而降，亦拥之为无价宝矣。人寿几何，难逢仙偶。非脱此苦海，今日安得与君坐对哉？”
徐大笑而别。
我相信，所有看完这条笔记的看官，都会对苏州姑娘蒋双双的鲜明个性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最后的大段议论，简直就是人性自由解放的宣言哪。顺便介绍一下这位吕状元：武进人吕宫（1603—
1664），顺治四年（1647）状元及第，也是清朝开科取士的第一位状元，一直做到内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
大概是易代已有了点年份，《丹午笔记》里的士妓故事已没有什么遗民色彩，而是充满了人的感情。譬如“于孝廉与爱姬红桃”一则，讲述了一个一波三折的动人故事：主人公福建于书生易代时先被闯王的牛金星收在帐下，红桃也失散。但于公子念念不忘红桃的琵琶声，几成“妄想症”。后来才子佳人终于团圆，于公子又降清，在“地市级”（扬州通判）任上去世。“社坛名妓”一则，讲述了一个叫史凤的妓女与一位士子“私订终身”。士子赶考求仕，“凤即闭门谢客”。后来，那士子做了大官，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以“纺织度日”的史姑娘，“娶为正室夫人”，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当然，一个是放浪寻欢，一个是卖笑风尘，士妓风流并非都是“莺歌燕舞”，也有互相捣糨糊逗乐的故事记录下来的。明朝苏州才子杨循吉（1456-1548）的《苏谈》里就有“黠妓赚诗”一条。
老儒陈体方以诗名吴中，有一妓黄秀云好诗，缪谓体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贫如此，肯为诗百首赠我以为聘资乎？”
体方信之，为赋至六十余篇而殁，情致清婉，传诵词林。然此妓性实黠，慧利于多得其诗而已，于体方本无意也。方体方之为诗时，人多笑其老耄。被诒而欣然。每谈于人，以为奇遇焉。
真是一个赶时尚的“老花心”，却迂腐得相当可爱。用现在的话说，没有江湖诀，就别去走江湖哪。老命拼掉不算，还让活在几百年后的看官看笑话。
《丹午笔记》“徐幕扮僧戏王翠翘”条，记录了大才子徐渭（1521-1593）在平倭名将胡宗宪那儿当幕僚时的一段轶事。
胡宗宪（？—1565），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明史》有传。他的名声是在平定江浙沿海倭寇的斗争中确立的，包括推荐了后来名气超过他的戚继光。当时数股海盗中徐海的势力是比较大的，胡宗宪就派人贿赂徐海宠爱的一个女人，帮忙劝降。《明史·胡宗宪传》里详细叙述了平倭的曲折经过，但说起这件事只有一句话：“海妾受宗宪赂，亦说海。”后面的故事就在《丹午笔记》里了。
徐海的这个妾叫王翠翘，妓也。徐海死后，胡宗宪就“纳翠翘为妾”，据为己有。这时，胡宗宪的指挥所设在一个寺庙里，“文长欲窥之，服僧衣帽，自墙外与之戏”。文长就是徐渭的字，《明史》有传。这个十多岁就有文名的江南大才子，功名却只是一个秀才。
《明史·徐渭传》说他懂兵法，胡宗宪抓徐海就是他出的计谋。
不过，这厮假扮和尚，调戏王翠翘却是胡宗宪万万没有料到的。
老胡当即大怒，把寺庙里所有的和尚召集起来，让翠翘指认。结果，王翠翘偏偏认错了人，可怜这个长得像徐大才子的真和尚做了刀下冤鬼。
后来，徐文长回家，正撞见自己的“二奶”和和尚通奸，徐才子手起刀落，砍翻的却是自家“二奶”。要不是弟兄奋力帮忙营救，大才子也要抵命伏法了。这事倒也记在《明史》里的，不过时间要在胡宗宪卷入严嵩案下狱后了。笔记偷换了一下时间，显然是为了增加可读性。
六
笔记是永远也读不完的，只好就此打住。
才华横溢的“公安三袁”中的小弟袁中道（1570-1623），是三兄弟中科场最不顺利的一个，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四十七岁那年才中进士。他的感慨或许代表了晚明以降绝大部分士子的心态：“丈夫心力强盛时，既无所短长于世，不得已逃之游冶，消磊块不平之气。古之文人皆然。”（《珂雪斋集》卷十）一大群自以为少了他地球就要不转的人，却真的是终日无所事事，这群人一旦张帜扬旗地折腾起来，尽管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对于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却是根本性的。
易代后若干年，余淡心又一次经过曾经空耗他无数激情才情的长板桥，见到的却是“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的景象。
他把明亡前和众多名妓唱和的诗文一把火烧个干净，并写下这本反省式的《板桥杂记》，“虽以传芳，实为垂戒”，他要告诉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然而流连忘返，醉饱无时，卿卿虽爱卿卿，一误岂容再误。遂尔丧失平生之守，见斥礼法之士，岂非黑风之飘堕，碧海之迷津乎！”
又一个新起的皇朝统治者翻身下马，刀枪入库，创造了所谓“康乾盛世”。他们听到了曼翁老人的规劝了吗？
烟花三月，江南在历史的轮回中，又见一片灯红酒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