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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老先生以七十五岁高龄捧出两本大著，一曰《中国文人的活法》，一曰《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可谓当下中国文人自我剖析之最痛快淋漓的文字了。
按照现代西哲“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人的活法其实决定死法，或者说死法是怎样活法的必然结果。
什么叫“文人”？概念相当模糊，儒耶？士耶？知识分子耶？不过是约定俗成而已，“翻译”成“文人语言”，大约就是自以为“岂惧三尺剑，吾有笔如刀”的那种“分子”罢。这类人喜欢怎么活法？看看祖师爷孔夫子和孟夫子的活法便知。
公元前521年，三十岁的孔老二满怀“入世”精神，按照自己的“而立”理论开始了周游生涯。但是，在“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没有人对孔子的“仁”政感兴趣。譬如，孔子一亮相就碰到了雄心勃勃的齐景公，景公虽赞同孔子“君臣父子”的见解，却只是“听听而已”。这一晃就是二十年，直到五十岁那年，孔子终于有了一次施展抱负的机会，他从治理一个叫“中都”的小地方起步，一直做到了鲁国的大司寇。但书生气十足的孔子自我感觉实在是太好了，面对鲁国实力强劲的三家族，一点也不讲政治谋略，妄想用一个“礼”字叫人家就范，人家用一句很江湖的话作答：“我可以答应你，但你得问问我手中的枪答应不答应。”结果，五年经营毁于一旦。从鲁国卷铺盖到六十八岁回到家乡，孔子捧着一颗“货与帝王家”的文人之心，带着门生，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奔波于列国，最后怀着“士不遇”的慨叹弃世而去，用现在的话来说活得真是“不爽”！
晚孔子一百八十年出生的孟子的结局比师傅好不了多少，但他似乎比师傅要精明些，先举杏坛弄出了哈佛大学一样的名气，直到四十四岁才搞足排场出门求售，历于齐、宋、鲁、滕、魏等国，可惜“所遇多数不合”，在齐国时，虽位列三卿，还体面地举办了为他成才三次搬家的母亲的葬礼，但人家只是把他当作“花瓶”供在那里，并不想真正用他的什么“治国方略”。和师傅一样，孟子六十二岁回家乡时只好仰天长叹一声：“吾道孤矣！”连几个君王都搞不定，更不要说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了。
两位老夫子的活法，其实体现了中国文人的三大特点：
一曰自命不凡，自作聪明。孔子的口气最大，自比“泰山”、“梁柱”，你看他临终前老泪纵横对子贡说：“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啊要崩塌了！梁柱啊要折断了！哲人啊要凋谢了！）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口气也了得，差不多已将文化武化集于一身，卖是卖了个好价钱，可惜帝王是个捧不起的刘阿斗，真是大抱负带来的大失落。文人的自作聪明是建立在自命不凡基础上的，正因为“才高八斗”，便以为无所不知。最典型的就是那个杨修，曹操一喝鸡肋汤，就自说自话理铺盖，不是送机会让人家来收拾你么？所以，文人再聪明也玩不过政客。
二曰不屈己意以求人容用。文人总认为天下的文章数我第一，天下的抱负数我最大，只有听了他的雄才大略，天下方可太平。没听说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教诲吗？什么叫“话语权”？你的“己意”算个屁！对帝王来说，完全可以不理会不合作的文人，因为想来“求售”的多了去了，但决不容忍不合作还要“叫板”的那种。譬如孔老二的后代孔融，让梨让得妇孺皆知，而政治上极不成熟，已经无地盘无实力，书生一个，徒有虚名，还“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不肯容用。连小儿都知道，总有一天，“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三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坚守”本是知识分子最为可贵的品格，孔子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污辱自身节操，可是，他只能长叹“知我者，天也！”文人完全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啊，但做不到，偏偏一门心思想“入世”，想捞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但面对出高价的买主（帝王），文人除了不断地上演“文谏死”的死法，还有什么可“为之”？倘若干脆连一个粉墨登场的舞台都不给你，还奢谈什么“为”和“不为”？最要命的是，文人也得吃喝拉撒，譬如大才子纪晓岚，据说有四大爱好：好书，四岁便埋首书堆；好烟，行卧不离；好肉，每日必食；好色，一日不御，“双目似炬，颊红如火”。按乾隆朝内阁大学士一百九十两的年俸，纪大才子可怎么活？按现在的说法，也是个“带病”干部。他和刘罗锅也就是和和捣捣糨糊、抬抬杠而已，只有编出一个《四库全书》，写出一本《阅微草堂笔记》流芳百世。
罢罢罢，“货与帝王家”从来就是中国文人的奋斗目标，十年寒窗，进京赶考，图个啥？不就是金榜题名，高官厚禄吗？倘孔老夫子和孟老夫子没有这点奔头，干吗要像丧家之犬那般四处奔波呢？能说出这层意思，李国文老先生算是“顿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