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个细雨的时候，走一走苏州的小巷，应该是最有味道的。经过国庆长假的喧闹，这会儿的平江历史街区安静下来。这块约1.16平方公里的区域，刚刚戴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桂冠。
寻一处临河的茶室依栏而坐，石桌藤椅，紫砂香茗，青砖铺地的角落已有些许青苔，身旁的女贞透着仲秋成熟的绿意，在微风的轻拂下徐徐摇晃，一切仿佛就倏忽穿越了时光隧道……
“水陆并行，河街相临”的“双棋盘”城市布局，被诗化成“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构成了苏州古城的个性。南宋绍定二年（1229）刻勒的《平江图》作证，依然如此完整保留着昔日河街桥巷格局甚至名称的，苏州城里仅此一处。
从北宋政和三年（1113）到朱元璋改苏州府（1367）为止，苏州称平江有二百多年。一千六百米长的平江河南起干将路苑桥，北至东北街迎春坊，沿河铺陈开来的市井，透露着昔日繁华的景象。
二
大宋朝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成就了一个文人趣味浓郁的时代，从皇帝到小民，文人趣味这个极雅致的话题，把中华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位处古城中心地带的平江路就在这时兴旺起来。
似乎和山塘商业码头的奢华不同，这里大户人家和深宅大院的集聚更像一个“高档住宅小区”。
丁家的宅子就坐落在这片街区里。门头已经修缮，但《中吴纪闻》里记载的“堂宇甚古，有层阁数间临其后”，却还没有见到。同行的平江区领导告诉我，一切都在慢慢修复中，现在这里动一砖一瓦都要经国家批准。这个丁家，就是大宋朝苏州人中第一个官至宰相的丁谓（966-1037），宋代这官名一长串，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感谢大史学家司马光，在他的笔记《涑水记闻》里，居然把丁谓同事们描述丁氏相貌的话记了两条，说他“面如刻削”，又说“谓貌睢盱，若常寒饿者，而贵震天下，相者以为真猴形云”。这话有点幽默感，只有“睢盱”两字理解起来要费点脑筋，其实，如果用苏州话讲出来最最贴切，就是丁谓嫡嫡呱呱一副“猢狲精”的样子，瘦得像个讨饭叫化子。《宋史·丁谓传》长达五页，对他的评价却只用了九个字，叫“机敏有智谋，狡过人”，翻译成现在对干部的评价就是有本事，但人品有问题，或者叫德才不兼备。
面有奇相，必有过人之处。老话说得还是有点道理的。
淳化三年（992），二十六岁的丁谓中进士，名列第四，从此宦海沉浮，还回家乡做过一段父母官。
《宋史》对丁谓的才华记了不少，说他的文章自唐朝韩柳之后，“二百年始有此作。”还说他琴棋书画“无不洞晓”。而且记忆力惊人，“文字累数千百言，一览辄诵”，比一目十行厉害得多，简直就是过目不忘。后来做了号称“计相”的三司使，就是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从容应付文山会海，下属们“久难解”的事情，“一言判之，众皆释然”。别人搔头摸耳朵理不清的事情，他一句话就解释清楚了，可见确实才能出众。
“机敏有智谋”变成一把双刃剑，让丁谓在官场左冲右突，他不动兵马，却用政治、经济的手段解决了西南少数民族问题，初露才能。
后来主动回到家乡担任平江军节度使和地方行政长官时，为家乡做了件大好事，请求朝廷特批免除人口税（“特免丁钱”），这样做，大概对苏州减轻日益增多的外来人口压力有好处。苏州老百姓感谢他，特地在钮家巷里建了一座丁晋公庙。范成大在《吴郡志》里记下了这件事。丁谓死后近二百年刻勒的《平江图》上还清晰地标明着庙的具体位置。
丁谓的宦海生涯主要是在宋真宗赵恒时代（998-1023在位）。宋朝那会儿，皇帝的年号不像明清那样“从一而终”，譬如万历四十八年不改，康熙六十年不变，而是一碰到什么事情就改年号“讨吉利”，这个宋真宗不过做了二十几年皇帝，年号却有五个，便是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和乾兴。这是北宋第三位皇帝，虽然有点趾高气扬，但斗志已不如他老爸赵匡义（太宗）、老伯赵匡胤（太祖）。真宗的“丰功伟绩”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丁谓虽没有直接参与前线战事，却显露出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本事。事情发生在景德四年（1007），已是宋辽议和后的第三年，《宋史·丁谓传》记录得比较详细。说是“契丹犯河北，真宗幸澶渊”，皇帝又亲自披挂上阵，却依旧挡不住辽军铁骑。老百姓纷纷逃到黄河渡口，“而舟人邀利，不时济”，摆渡艄公们见利忘义，要钱不管百姓死活。丁谓急中生智，把牢里的死囚押来，冒充说是艄公，“斩河上，舟人惧，民悉得渡”。然后，丁谓组织民众在河边竖起旗帜，敲锣打鼓，虚张声势，“呼声闻百余里”，辽军以为宋军有了准备，只好退兵。
如果丁谓一生都把这种“机敏有智谋”用在正道上，那历史对他的评判就会完全不同。可惜，他将这把双刃剑更多地用在了溜须拍马、宫廷斗争上，“狡过人”终于暴露了他的人品缺陷。
《中吴纪闻》记录了丁谓的一些轶事。作者龚明之（1091—
1182）是苏州老乡，又是丁谓孙子德隅的朋友，还去过平江历史街区那个丁宅，写的故事自然有真实性，那就抄几条下来看看丁谓的“机敏”马屁功夫。那时，丁谓已经做了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了。一天，真宗和大臣们闲聊，问：“唐酒价几何？”唐朝的酒是什么价？这基本上是“非常6+1”的题目。结果丁谓应声而答：“每斗三百。”
还解释说，杜甫诗里写得清清楚楚，诗云：“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看人家这水平哦。还有更绝的。一天真宗给群臣“侍宴赏花钓鱼”，但皇帝的钓竿就是不见鱼来咬钩，正无聊间，丁谓口占两句：“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看看这马屁，堪称全国一流，难怪要惹得皇帝“赏咏再三”。
当然，这些只是耍耍小聪明而已。
“澶渊之盟”后，宋辽大规模的战争平息，宋真宗的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就想折腾点“大事”。他信道教，就想弄个泰山封禅的仪式。在讨论的时候因经费问题发生争论。丁谓只顾拍马屁，支持按子虚乌有的“天书”意见办。《宋史》里说，当皇帝问他这个财政部长经费问题时，丁谓回答“大计有余”。就是钱大大的有。结果一个仪式花了八百余万贯，相当于宋朝年平均财政收入近十分之一。放在现在比较，就是一个四五千亿元的项目，确实够大的。真宗又想造个气派的玉清昭应宫，仍然遭到廷臣的反对，又是丁谓跳出来拍马屁，说“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个宫殿算个啥？再要有人反对皇上的决定，“愿以此论之”。我就去和他们辩论。丁谓卖力地帮真宗造玉清宫，原计划造十五年，结果七年就完工了。连沈括也佩服丁谓的建筑工程理论水平，专门在《梦溪笔谈》里记了一笔。
丁谓一路升迁，终于进入权力核心层。天禧三年（1019），在家乡工作有了“基层工作经验”的丁谓调回中央，“以吏部尚书复参知政事”。当时的政府首脑是大宋名相寇准（961-1023）。
寇准很看重丁谓的才能，说起来还是丁氏官场进步的引路人。《宋史·李沆传》详细记载了一件事情，居然把对话也写得很生动。当时李沆是宰相，寇准“屡以谓才荐于沆”，但李沆就是不用，寇准追问原因，李沆反问他：“你看他的为人，能让他爬到人家头上去吗？”寇准不以为然，说像丁谓这样的人，“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你李沆难道有本事一直把他压在别人下面吗？李沆见寇准不依不饶，只好笑笑说：“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
后来寇准做了宰相，不断提拔丁谓，一直让丁氏做到参知政事。寇准为什么这么看中丁谓呢？原来这寇老倌也吃过丁谓的马屁，而且还吃出一个千古成语“溜须拍马”来。《宋史·寇准传》记载了这件事。起初丁谓是寇准的门生，“事准甚谨。”对寇准很是恭敬。有一天寇准请客，菜羹沾在他的胡须上了，丁谓跑过去，“徐拂之”，当众慢慢帮寇准把胡须擦干净。寇准显然很受用，却又不领情地说：“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这话说得丁谓羞愧难当，“由是倾构日深”，对寇准有了看法。
寇准生性耿直，有时说话不注意场合，尤其是喝了点老酒，更加没遮拦，关键时刻就误了大事。当然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看人看走了眼。
直到寇准被贬官，才不想理睬丁谓。但这时人家已经做了宰相，也没必要和你这糟老头子多嗦了。
尽管《宋史》相关人物传里多有记述，但宋人笔记《东轩笔录》卷三里详细记载了这场政治斗争。
天禧末（约1020年左右），真宗得了重病，“章献明肃刘太后渐预朝政，真宗意不能平”。事件展开之前，先有必要把这个刘太后交待清楚。
其实，刘太后这时还应该称刘皇后。她在襁褓中就没了父亲，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十五岁那年，赵恒还是襄王，看上了在襄王府做事的刘姑娘。但偏偏老爸宋太宗不喜欢，“令王斥去”，就是叫赵恒把刘姑娘赶走。赵恒没办法，只好偷偷把刘姑娘藏到王宫管家张耆家里。直到襄王变成宋真宗，刘姑娘才一步步从美人、修仪做到德妃。后来的宋仁宗赵祯并不是她的儿子，而是真宗和刘氏的侍女李氏所生。但刘氏很有心计地瞒着赵祯，一直把他当儿子抚养。直到李、刘都去世了，宋仁宗才知道真相。
真宗一直很喜欢性格机灵的刘氏。虽从小寄人篱下，却知书达理，“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景德四年（1007），三十二岁的郭皇后因病去世，真宗不顾众多大臣反对，决意把刘氏提拔为皇后。
权力真是个好东西，爱情亲情都在其次。真宗已经病倒在床上（“寝疾”，据说就是中风），太子赵祯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却仍不能容忍皇后干政。寇准本来就看不起刘皇后，当明白了皇帝的心思，就召集心腹大臣商量，“欲废章献，立仁宗，策真宗为太上皇”，还计划杀了丁谓、曹利用等。
这个曹利用也有必要交代几句。他就是当年被真宗派到辽国去和谈的“特命全权大使”，对促成“澶渊之盟”的和平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寇准却瞧不起这个武将，人家已经做到国家军委副主席（枢密副使）了，还当廷吃人家豆腐，老说曹利用“君一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国家大事你懂个啥？弄得曹利用心里很恼火。（《涑水记闻》卷第七）
寇准的计划“帝然之”。皇帝点了头，可以想象，寇准心里一定得意万分，“弟兄们”就在一起开怀畅饮。但这么性命交关的事情，寇老倌却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因醉漏言，有人驰报晋公”。丁谓连夜乘辆牛车赶到曹利用家里商量对策。第二天，曹利用直接去找刘皇后，把寇准的密谋告诉了她。“遂矫诏罢公政事。”当天就假托皇帝的命令摘了寇准的宰相乌纱帽。
就这样，丁谓终于爬上了宰相的位置。
政治斗争残酷而无聊。丁谓上台后，把寇准重用的人一个个清除掉，为自己大权独揽铺平道路，但同时也为自己平添了一群异己。不久，在建造真宗帝陵时终于给人家抓住把柄，贬官海南，最后死在异乡，葬回苏州城西华山。
三
漫步踱过雪糕桥，钮家巷就在近处。《平江图》石碑已经搬进了苏州碑刻博物馆，丁晋公庙也变成了一片民居。但历史上曾经风云激荡的人物还活在故纸堆里。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对历史有一个“戏院”的比喻，大意是说，历史就像戏院，戏台上的一幕幕对戏院来说也不过是个插曲。观众和戏台的关系才成就了历史的大文化视野。因为以判断人物来判断历史，肯定有着视野的局限。如果以悲悯之心多角度来观察这个“戏院”，那么就会发现，甚至戏院盖在什么地方都是影响人类进程的原因。因此，潮生潮落，人都是配角，而主角是人类全体。
历史真就是个戏院，你方唱罢我登场。
平江河静静流淌着，不舍昼夜。看着一茬茬的改朝换代，看着一茬茬的迎来送往。但只要文脉还在，那么，当积聚到一定能量的时候，又会出现一个粉墨登场的人物，按许先生的说法就是一段“插曲”。
丁谓死后差不多过了七百年，这个小小的街区又出了一位宰相级别的人物，他就是大清朝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傅衔的潘世恩（1770-1854）。
明清时期，平江街区出现的“贵潘”、“富潘”，汪氏，都和一个搅动江南社会变迁的著名商帮有关，因为来自徽州，史称“徽商”。
现在，历史街区已经或正在修复的成片深宅大院不少和这些姓氏有关。
这会儿，还是继续来说潘世恩。
《清史稿·潘世恩传》只有一页半，排在他的“黄金搭档”穆彰阿后面，对这个国朝重臣的评价虽只有六个字，但分量很重，“恪恭保位者耳”。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但只想保乌纱帽，但创新精神贫乏。
野史里把这个评价演绎得就很生动了，说潘、穆两个军机大臣，“竞以顺承旨意为工”，除了拍马屁之外，“无他语也”。当时流传一副对联：“著著著，主子洪福；是是是，皇上圣明。”（《清朝野史大观》卷七）这个“著”字是个多音词，只要看过拖辫子朝代的电视剧，所有的看官都熟悉它的发音。
潘世恩从小受到严格教育，就是“幼慧”，而且极守规矩，考秀才时，在吴县县学读书，“终日端坐，不离试席”。这引起了来学校视察的吴县令李逢春的注意。“拔置前列”，喊到前面来，李县长亲自出上联：“范文正以天下自任”，潘世恩应声对出下联：“韩昌黎为百世之师”。又出“青云直上”，又应声对下“朱绂方来”。“朱绂”就是红色印把子耳。活脱脱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典型。
乾隆五十八年（1793），二十三岁的潘世恩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这是专门给状元的官职，从六品。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一般都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差一级。
这时候，正是乾隆晚年，和当权。《清史稿》里说，“和以其青年上第有才望，欲招致之”，就是想拉拢新科状元，“世恩谢不与通”。看来潘世恩还真是个正派人。和拉拢不成就打击，不用潘世恩。直到嘉庆上台，潘世恩才被迅速提拔起来，“一岁三迁至内阁学士”，一年里提拔了三次，速度够快的。
大清朝基本上遵循明朝的体制，依然没有宰相这个职位，所谓内阁大学士不过是个五品官，还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分成“四殿三阁”七个档次，“四殿”依次是中和、保和、文华、武英，“三阁”便是文渊、东阁、体仁。只有加封了师、保、傅这样的头衔，“斯为显秩”，才算高官。再要成为军机大臣，那就是实际上的宰相了。潘世恩经历四朝，一直爬到了这个位置。
潘世恩在位时的政绩确实不怎么样，留下来的几种正史里说的，都是冯桂芬给他老人家写在墓志铭里的事情，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没有什么影响，不过修修补补而已。野史里似乎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就这样点评了两句：“公之事业，虽不知视古名相何如，亦足愧后之模棱伴食，坏国是于无形者。”（《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比不上古代名相，总归比亡党亡国不干好事的要强。这话弄得简直就像小孩子怄气。到底是正史有水平，评论得很有道理，说守摊子的年代，各项管理只要求按规矩办就行。但如果国家有了难处，需要“振敝举衰”，那么只会墨守成规是无法担当重任的。
潘世恩的晚年，已是道光、咸丰年间，大清朝开始尝到外忧内患的滋味了。他做官做事真是太谨慎了。“益慎密，有所论列，终不告人。”（《清史稿·潘世恩传》）翻译成现在的话，叫嘴巴非常紧，即使心里有什么想法，也从来不惹是生非。但大是大非面前，也不敢直率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国家有了个三长两短，保个人的位置又有什么用呢？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是，当时林则徐是个主战派，潘世恩心里是赞同的，但因为穆彰阿是主和派，他就避免“显与立异”了。结果林则徐被革职流放。直到咸丰上台，“诏举人才”，已经退休回家的潘世恩力荐林则徐复出。但这世界变化如此迅速，错过了机遇，一个林则徐又能力挽狂澜吗？更可惜的是，林则徐在从流放地回京途中病逝……
咸丰三年（1853），潘世恩状元及第整整一个甲子。咸丰皇帝亲书“琼林人瑞”四字匾额颁赐给八十三岁的潘世恩，并应邀参加当年新科进士宴会。十分巧合的是，那年主持会试的主考官正是潘世恩的儿子吏部侍郎潘曾莹。而在上一年，即咸丰二年（1852），潘世恩二十二岁的孙子潘祖荫（1830-1890）已高中探花。
潘祖荫这个“贵三代”和爷爷的性格完全相反，敢作敢当。《清史稿·潘祖荫传》里说，咸丰十一年（1861），他上书数千言，“请免赋以苏民困，汰以纾民力，严军律以拯民生，广中额以收民心。”这个“四民”政策深得皇帝赞许。一路平步青云，同治年间已是部级干部，光绪年间累官至太子太保、军机大臣。
潘祖荫在官场如此张扬显然离不开爷爷、伯父的关系。但他力保左宗棠，为所谓“同治中兴”留下一员重臣。《清稗类钞》里详细记录了事情经过。
当时，左宗棠遭到弹劾。肃顺有心营救，把这事密告郭嵩焘，说是要有个得力的人上奏给皇帝，解释清楚才行。郭嵩焘“怀三百金往见潘。”带了巨款找“弟兄”潘祖荫帮忙。见面后，郭嵩焘先捣糨糊，说潘祖荫你好意思喔，许久不带弟兄去莲芬家里喝酒了。莲芬是谁？潘祖荫喜欢的一个当红名伶。潘祖荫说：“近者所入甚窘，何暇及此。”最近手头紧张哪。郭嵩焘不正好带了巨款么，便强拖着潘祖荫跑到莲芬家里。酒席摆开，郭嵩焘试探潘祖荫，说要奏保个举人，愿意帮忙吗？并说不必问是谁，奏折都代写好了，只要送上去就行。说着，拿出三百金放在桌上。“潘既夙信郭，又见多金，足以应急，不能无动”，平日里关系就很铁，没钱也得帮忙哪。潘祖荫叫莲芬倒酒倒酒，“相与痛饮”。出门走在路上，却忍不住问郭嵩焘，你老兄托的到底是什么人啊？郭嵩焘这时却还清醒，生怕潘祖荫半道变卦，只是支支吾吾。“至奏事处”，潘祖荫实在忍不住又说，你老兄怎么回事啊，事情都到这份上了，“必无悔理”。不过，保的谁，奏折写点什么总要告诉我吧，“否则万一叫起，将何词以对”？“叫起”就是皇上召见。郭嵩焘这才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潘祖荫。“潘无异言。”奏折送上去，“果叫起”，皇帝果然召见潘祖荫，问：“你从何识左宗棠而知其为人？”潘祖荫只好灵机一动回答：“左宗棠是臣业师。”皇上点了点头。郭嵩焘这个大外交家真是手腕了得，这时“恰好”又有大臣送奏折上来，也是保左宗棠的。“上乃顾肃曰”，皇帝回头对肃顺说，有人弹劾有人保，你的意见如何？这不是问到“圈套”里去了吗？肃顺一本正经说了一通官场相互倾轧的来龙去脉，“上恍然”，皇帝貌似恍然大悟的样子，却没想到到底进了“圈套”。于是命令复查，结果“复奏，亦为左洗雪”。左宗棠反倒升了三品官，调到北京。
《清稗类钞》史料价值的真实性多遭史学界质疑。上面这故事也有“小说家言”之嫌，但潘祖荫力保左宗棠是确有其事的。
《清史稿》里还说：“祖荫嗜学，通经史，好收藏，储金石甚富。”潘家这个收藏大家，为潘家后人捐献稀世珍宝大克鼎、大盂鼎埋下了伏笔。
2004年2月28日，国家文物局为潘祖荫的孙媳妇潘达于老人举行百岁寿诞，这两件西周青铜重器同时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据史载，潘祖荫在京城去世后，他的大部分收藏都运回了苏州南石子街老家。抗日战争时期，有数批日军闯进潘家抢宝。潘家后人真是用生命保护了这批国宝。
潘家在钮家巷和南石子街的两片故居群都在逐渐恢复昔日的样子，“纱帽厅”书场在苏州很有名气，一种名叫“评弹”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这里传播着。庭院式的客栈、茶楼、街区文物的展示馆……无处不透露着平江的文化气息。
几乎是与潘祖荫同时代，这个街区又出了一个状元洪钧（1839-1893）。
洪家是做生意的人家，但洪钧坚决拒绝了父亲让他“弃儒从商”的要求，一心读书。二十九岁那年，即同治七年（1868），洪钧状元及第。这时，国门渐开，洪钧的名字就和中国近代外交史联系在一起了。光绪十三年（1887），洪钧出任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四国外交公使，成为状元中的第一人。一本叫《孽海花》的小说让洪状元成为街谈巷议的“娱乐明星”，原因就是他娶了号称“花榜状元”的名妓赛金花（？—1936），并随他周游世界。
赛金花原名傅彩云，祖籍徽州，生在苏州。文友李嘉球先生对状元素有研究，在《苏州状元》一书中介绍了名妓与名士结识的经过。光绪十二年（1886），回苏州为母亲守丧三年期满，四十七岁的洪钧即将回京复职。有一天，朋友为他饯行喝酒，认识了陪酒的傅彩云，两人一见钟情。那时，彩云年方十五（一说二十三岁）。第二年，洪钧即将出使国外，正月十四日，洪家抬着绿呢大轿正式把彩云娶进门。不久作为公使夫人随洪钧出国，在德国还生下一女，取名“德官”，以纪念他们在德国的岁月。
洪钧位于平江街区悬桥巷的宅子桂荫堂建于光绪十七年（1892），是他出使回国后兴造的。从时间看，傅彩云应该在平江这所宅子里生活过。但第二年，洪钧就去世了。傅彩云结束了六年的状元夫人生活，重操旧业，“赛金花”的花名从此名闻全国。
洪钧外交生涯中最大的一件公案就是中俄勘界地图事件，这件事甚至影响了他的晚年。《清史稿·洪钧传》记录了这段公案。
《喀什噶尔续勘西边界约》签订的时候，“中国图学未精，乏善本”。国产地图不行，没有好的版本。洪钧出使俄国后，看到俄国人绘制的《中俄界图》和签约的边界线相符，就买了下来，翻译成中文，以备意外。光绪十六年（1891），“使成，携之归”。任期满了，就把这幅地图带了回来。不料第二年，中俄发生了帕米尔边界争端。有官员指责洪钧翻译的地图把中国的领土画到了界外，是导致边界争端的原因。后来，虽然经过多方调查，证明洪钧带回的地图不过是作个参考，并不是“专为中俄交涉而设”。但指责声依然不绝于耳。最后还是皇帝肯定了洪钧的辩解。这事闹了两年，弄得洪钧身心疲惫，不久郁闷而死，只活了五十五岁。
四
这片“高档住宅小区”虽出了这些官场名人，其实，到明清时社区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宰相和状元也就是“戏院”里比较引人注目而已。
风中的平江已经明显夹带着商品经济的气味了。
我不止一次表述过一个观点：明清之际，一个叫“商帮”的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搅动了江南地区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复旦大学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专家王振忠教授认为，明清以来，江南一带素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徽商到哪里，开起了店铺，哪里的村落很快就发展起来，这说明，“徽商对于明清以来中国市镇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来自徽州的商人“贵潘”、“富潘”、汪氏成就了平江历史街区。安徽会馆和全晋会馆斑驳的牌楼和恢宏的气势至今还在诉说，不仅是徽商，当年叱咤风云的晋商也曾在这片号称“东南第一都会”的热土上流连。
关于徽商潘氏和汪氏在苏州发展，最后融入苏州社会的历史，苏州地方志研究相当丰富，如张学群等著《苏州名门望族》，唐力行等著《苏州与徽州》，都有详细叙述。潘世恩、潘祖荫的“贵潘”，原籍徽州大阜，俗称“大阜潘氏”，清初来苏经商，逐渐感受苏州温文尔雅的文化气息，门风大变。到乾隆年间，潘世恩的伯父奕隽、奕藻先后中进士，并正式加入苏州籍。潘世恩父亲奕基晚年也定居苏州。三兄弟的住宅都坐落在平江街区。“世”字辈三个堂兄弟更加了得，出了一个状元、一个探花、一个举人。
“贵潘”在苏州城里声誉鹊起。
有清一代，苏州城里另一个潘姓徽商在商场同样搏杀出赫赫盛名，人称“富潘”。潘家的礼耕堂已经修缮，目前留下六千七百多平方米的建筑群，在古城明清建筑规模中名列前茅。原先的八座砖雕门楼现存三座，集中体现了江南枕河人家的文化风貌。清代书法家梁山舟手书“礼耕堂”匾额高悬大厅。坐在大厅的圆桌上喝酒，想象着当年人家一大家子围桌吃饭的样子，全然一派中国传统“大团圆”的文化景象啊！
站在平江街区任何一座桥头，静看微风吹皱平江水的同时，脸上分明能感受到风中传递的沧桑信息。我一直想弄清楚一些问题，商人阶层为什么会在明清江南兴盛，究竟是怎样影响了社会文化的变迁，究竟有没有一种独特的“商人精神”？他们为什么终究没能催生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呢？
因为血缘的关系，我对徽商汪氏在苏州的发展情有独钟。平江路这个建造“汪氏诵芬义庄”的汪家和潘世恩家的邻里关系十分和谐。
义庄落成时，潘世恩亲自为之记。吴趋汪氏和山塘汪氏与潘家还世代通婚。这说明，明清江南“士商相杂”的现象不仅表现为居住在一条街上，而且从文化层面已经出现了“阶层认同”的观念。但这种认同，最后只是以潘氏的转型为主流参照文本，而经商仅仅只是作为完成这种转型的手段吗？
据说，“贵潘”、“富潘”并无往来，一条街上的街坊后代也没有邻里之间的联系。这是否又说明，当年的所谓“相杂”依然不过是商人阶层为了争夺“地位”而进行的单向努力，而不是社会诉求。这就是在文化视野中，“富可敌国”的商人阶层为什么最终无法改变历史的原因吧。
用人物来叙述平江，只是观察这片历史文化街区的一个视角而已。还有古桥，还有街名的历史渊源，甚至还有沉默千年的古井和古树……它们组成了真正的人类生活图景。一看到它们，就会有一种想抚摸一下的冲动。它们都沉默着，沉默在历史的风中，任由世间的喧闹在街头徜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