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流行五行八卦灾害思想，就是用阴阳、五行、八卦等概念来诠释灾害发生的原因和消弭灾害的办法。这些观念又可细分为阴阳不调思想、五行逆克思想、八卦灾害思想等几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汉代人在解释灾害时，常常将这些理论综合运用。阴阳五行八卦学说是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体系，只是一套符号系统，并无实质性的内容。汉代的阴阳五行八卦灾害思想只是形式，其本质是失德天谴思想或时令失序思想。阴阳五行八卦的概念起源很早，相传伏羲创八卦，距今已经有七千年左右的历史，五行概念起源略晚，但殷周之际已经存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用阴阳五行八卦解释灾害的思想萌芽，汉代则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学说。
一、阴阳不调思想
“阴阳不调”又叫“阴阳不和”，在汉代文献中也称为“阴阳错谬”、“阴阳错序”、“阴阳差越”，阴阳不调思想认为自然灾害的产生是由于自然界阴、阳二气失和所致。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阴阳二气不平衡，或阴盛阳衰，或阳盛阴微；二是阴阳相隔，不发生交感。去灾的办法就是调和阴阳，使阴阳平衡或阴阳交感。
汉代君主常常将灾害发生称为阴阳不调，这个现象在汉元帝以来较为普遍。元帝本人曾多次在诏书中提到“阴阳不调”，初元元年（前48年）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诏曰：“间者，阴阳不调，黎民饥寒，无以保治，惟德浅薄，不足以充入旧贯之居。”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秋七月，诏曰：“岁比灾害，民有菜色……今秋禾麦颇伤。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阴阳不和，其咎安在？”初元五年（前44年）六月又诏曰：“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
元帝以后，西汉、东汉君主的诏书频繁使用阴阳不调之语，都是将调和阴阳作为救灾办法。明帝永平十三年（70年）冬十月日食，诏书中说：“灾异屡见，咎在朕躬，忧惧遑遑，未知其方。将有司陈事，多所隐讳，使君上壅蔽，下有不畅乎？……今何以和穆阴阳，消伏灾谴？”
用阴阳不调来解释自然灾害也是一种古老的观念。最著名的事例是阳伯父用阴阳解释地震的发生。《国语·周语上》载：
幽王二年（前780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
伯阳父认为，天地阴阳二气的运行有正常的方式，地震是阳气被阴气压制不能正常上升释放，阴阳二气在地下相迫导致的。如果单纯用阴阳学说解释自然现象，我们可以发现它实际上运用了矛盾概念或事物的对立统一原理，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因此可以说是科学的观念。问题在于汉代在运用阴阳思想解释灾害产生原因或提出消灾办法时，常常将阴阳概念贯通于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认为人类社会之阴阳事象可以感应自然界之阴阳，人间阴阳不调导致自然界阴阳不调而形成灾害，用人间的阴阳平衡、交感来感化自然，使之达到阴阳平衡、阴阳交感，从而达到消除灾害的目的。这实际上是披着阴阳外衣的天人感应思想，这样看来，汉代阴阳不调思想的思想体系与先秦时期就有本质的不同，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思想，或者说是失德天谴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汉代将阴阳的划分广泛用于人事，认为阴阳是对立统一的双方。“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他们以人事阴阳不调来解释自然界的灾害现象。由于汉代灾害种类繁多，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1）日食和地震。
日蚀地震，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
（2）旱灾。东汉的郎对于旱灾的解释是这样的：
《易传》曰：“阳无德则旱，阴僭阳亦旱。”阳无德者，人君恩泽不施于人也。阴僭阳者，禄去公室，臣下专权也。
（3）水灾。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大臣翼奉上书，认为是阴气过盛所致，他提出损阴救灾之道，说：
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臣又闻未央、建章、甘泉宫才人各以百数，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园，其已御见者，臣子不敢有言，虽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诸侯王园，与其后宫，宜为设员，出其过制者，此损阴气应天救邪之道也。今异至不应，灾将随之。其法大水，极阴生阳，反为大旱，甚则有火灾，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财察。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汉代阴阳不调产生灾害的观点及调和阴阳的主张，都是失德天谴和修德弭灾思想的另一种形式。
二、五行逆克思想
汉代除用阴阳不调解释灾害外，还流行五行逆克思想。五行逆克思想认为自然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每种元素在天上都有个对应的星宿，并主宰一个方向或季节，代表君主一种行为。君主的政令要从自然五行顺序进行变换。木时行木令，火时行火令，金时行金令，水时行水令，土时行土令。如政令失序逆行，就会造成政令与自然之间的五行属性不合，发生冲突，称为五行相克或相干，就会造成自然灾害，并导致天上星宿异常。
汉代的董仲舒构造了一个五行相干而产生灾害的庞大体系，他说：
火干木，蛰虫早出，雷早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
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
金干土，则五谷伤，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火干土，则大旱。
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五谷不成。
木干水，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蛰虫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
董仲舒的五行相干学说本质上是时令失序思想的另一种形式，因为五行代表了五个季节，五行相干则代表时令失序。例如，火干木就是春行夏令，土干木就是春行季夏令，金干木就是春行秋令，水干木就是春行冬令，其他以此类推。董仲舒认为，要消除灾害和星变，君主就要修五行之德，协正五行。他说：
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当雨石。
木有变，春凋秋荣木冰，春多雨。此徭役众，赋敛重，百姓贫穷叛去，道多饥人。救者，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矣。
火有变，冬温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赏，恶者不绌，不肖在位，贤者伏匿，则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
土有变，大风至五谷伤。此不信仁贤，不敬父兄，淫泆无度，宫室荣。救之者，省宫室，去雕文，举孝悌，恤黎元。
金有变，毕昴为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盗寇。此弃义贪财，轻民命，重货赂，百姓趣利，多奸轨。救之者，举廉洁，立正直，隐武行文，束甲械。
水有变，冬湿多雾，春夏雨雹。此法令缓，刑罚不行。救之者，忧囹圄，案奸宄，诛有罪，搜五日。《春秋繁露·五行变救》。
董仲舒五行变救的办法主要包括：开仓赈济、省徭薄赋、省刑除罪、举贤赏功、节约省费等方面，将救灾重点转向了人事。由此可以看出，五行逆克思想也是失德天谴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
汉代建立了一个五星、五方、五行、五常、五事的对应系统。“岁星曰东方春木，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亏貌失，逆春令，伤木气，罚见岁星。”“荧惑曰南方夏火，礼也，视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太白曰西方秋，金，义也，言也。义亏言失，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听也。知亏听失，逆冬令，伤水气，罚见辰星。”“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义礼智以信为主，貌言视听以心为正，故四星皆失，填星乃为之动。”在这个基础上，《汉书·五行志》建立了两个灾害系统：一是五行之灾系统，一是五事之灾系统。这两个系统都是从《尚书·洪范》演绎出来的。
五星五行五季五方五常五事刘向《洪范五行传》所述五行之灾岁星木春东仁貌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荧惑火夏南礼视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以妻，则火不炎上太白金秋西义言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辰星水冬北智听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填星土季夏中信思治宫室，饰台榭，内****，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
（一）五行之灾系统
《尚书·洪范》提到周武王克殷后，向殷商遗臣箕子询问治国之道。箕子向其传授洪范九畴，就是治理国家的九大法宝。其中第一个法宝就是“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尚书》并未将五行直接与灾害联系，汉代的刘向父子作《洪范五行传》，演绎出木、火、金、水、土五类灾害，对五行之灾的原因进行了演绎。
《汉书·五行志》则完全继承了《洪范五行传》的理论体系，并以此对各种灾害进行了分类解说和整理。例如，对于“木不曲直”之灾，是这样说的：
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田狩有三驱之制，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沉湎不顾法度，妄兴徭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乃木为变怪，是为木不曲直。
从这个解释来看，很明显是牵强附会的，这些灾害理由都是天人感应的观念，是不科学的。《汉书·五行志》对五行之灾进行了汇总：木不曲直为树木结冰；火不炎上为火灾；稼穑不成为五谷不熟；金不从革为石鼓鸣、有兵灾；水不润下为水灾。这五类灾害只有火灾和水灾收集的事例较多，其他名目下所收灾害寥寥无几。《洪范五行传》构建的五行灾害系统在搜集研究灾害记录方面是不成功的，因此《汉书·五行志》还有另外一个“五事灾害”系统。
（二）五事之灾系统
箕子向周武王传授的治国九大法宝中的第二个法宝是“敬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艾，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休征：曰肃，时雨若；艾，时阳若；哲，时燠若；谋，时寒若；圣，时风若。咎征；曰狂，恒雨若；僭，恒阳若；舒，恒燠若；急，恒寒若；霿，恒风若。”《尚书》认为遵从五事，则风雨寒暖适时，如不遵从五事，则风雨寒暖淫过成灾，这里就包含了天人感应的因子，《汉书·五行志》则进一步将这一论述演绎成了五事灾害系统，并将五事灾害用五行加以解释（见下表）。
五事休征咎征《汉书·五行志》所述五事之灾五行貌肃，时雨若狂，恒雨若人君行己，体貌不恭，怠慢骄蹇，则不能敬万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则阴气胜，故其罚常雨也。金沴木言艾，时阳若僭，恒阳若言上号令不顺民心，虚哗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木沴金视哲，时燠若舒，恒燠若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则不能知善恶，亲近匀，长同类，亡功者受赏，有罪者不杀，百官废乱，失在舒缓，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长，暑以养物，政弛缓，故其罚常燠也。水沴火听谋，时寒若急，恒寒若言上偏听不聪，下情隔塞，则不能谋虑利害，失在严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杀物，政促迫，故其罚常寒也。火沴水思圣，时风若霿，恒风若言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貌言视听，以心为主，四者皆失，则区霿无识，故其咎霿也。雨旱寒燠，亦以风为本，四气皆乱，故其罚常风也。
例如，对第一事“貌灾”的解释是：
貌之不恭，是谓不肃。肃，敬也。内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体貌不恭，怠慢骄蹇，则不能敬万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则阴气胜，故其罚常雨也。……凡貌伤者病木气，木气病则金沴之，冲气相通也。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为火也；“坎”在北方，为冬为水也。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致秋阴常雨，言伤则致春阳常旱也。至于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绝，水火之气不得相并，故视伤常燠，听伤常寒者，其气然也。
这个解释既包含天人感应的观念，又有五行相克的观念。天人感应完全是牵强附会，而五行相克观念则包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五行志》对五事之灾同样进行了分类统计，第一类“貌灾”主要是水雨之灾，与前文“五行之灾”中的“水不润下”相同。第二类“言灾”主要是旱灾。第三类“视灾”主要是冬暖无冰和秋冬桃李开花结果等异常现象。第四类“听灾”主要是雪霜雹和螽蝗灾。第五类“思灾”主要指大风或暴风雨、螟灾、地震山崩等。此外，《五行志》还将上述五事之灾以外的灾异归入“皇之不极”，“五行沴天”类，认为“皇之不极，是谓不建”，指“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则不能立万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云起于山，而弥于天；天气乱，故其罚常阴也。”而且是“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此类灾异主要是日食、彗星、陨星等天文事件。总的来看，《汉书·五行志》中的五事灾害系统要比五行灾害系统全面得多，它几乎囊括了先秦和西汉所有的灾异事件。
《汉书·五行志》建立的“五行”、“五事”两个灾害分类系统，其间存在着重复和冲突，这个缺点被《后汉书》的作者注意到并进行了纠正，将两套理论合并论述，统一分类。虽然仍有牵强之处，但相对合理一些。尽管如此，《汉书》开创《五行志》进行灾害分类分析、统计的思想功不可没。
汉代的五行逆克思想是阴阳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学说形态，也是时令失序思想和失德天谴思想的一种解释体系。它只是上述学说的辅助学说，其使用频率和社会影响远远比不上前面几种。我们在两汉文献中，除《五行志》之外，很少看到汉代君臣用五行思想来解释灾害，可能是由于这种理论过于复杂和抽象，限制了它的社会普及。
三、八卦灾害思想
汉代除了阴阳五行外，还有用八卦解释灾害的。八卦灾害思想不如阴阳五行显著，但也算是一种理论体系。其基本原理是：用乾、坤、坎、离、震、兑、艮、巽八种符号代表八种方位、八种时节、八种特性，每种符号主宰一个方向、时节和一套行为规范。《周易·说卦》对八卦的特性有明确的记载：“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周易正义》对此专门有解释：“乾象天，天体运转不息，故为健也。坤，顺也。坤象地，地顺承于天，故为顺也。震，动也。震象雷，雷奋动万物，故为动也。巽，入也。巽象风，风行无所不入，故为入也。坎，陷也。坎象水，水处险陷，故为陷也。离，丽也。离象火，火必着于物，故为丽也。艮，止也。艮象山，山体静止，故为止也。兑，说也。兑象泽，泽润万物，故为说也。”
与按月令、五行行事的道理一样，按八卦顺序行事也是基本要求，即所谓“人者，继天顺地，序气成物，统八卦，调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音，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汉武帝时期的《淮南子》曾经提出根据八风行政令的观点，将一年分为八个时段，每段45天，由一种风主宰，行一种政令。《淮南子·时则训》载：
何谓八风？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凉风至四十五日，阊阖风至。阊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条风至，则出轻系，去稽留。明庶风至，则正封疆，修田畴。清明风至，则出币帛，使诸侯。景风至，则爵有位，赏有功。凉风至，则报地德，祀四郊。阊阖风至，则收县垂，琴瑟不张。不周风至，则修宫室，缮边城。广莫风至，则闭关梁，决刑罚。
实际上八风政令与八卦政令是相通的。即所谓：“艮为条风，震为明庶风，巽为清明风，离为景风，坤为凉风，兑为阊阖风，乾为不周风，坎为广莫风，八风本乎八卦。”这样以来，八风行政与十二月政令、五行政令就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西汉宣帝时，大臣魏相将八卦与月令结合在一起解释灾害发生的过程。魏相说：
《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
从魏相的上述分析可知，八卦政令与五行政令有相同之处，如果违反就产生灾害。春兴“兑”治，相当于春行秋令，会出现饥荒；秋兴“震”治，即秋行春令，作物只开花不结果；冬兴“离”治，就是冬行夏令，则元气衰泄；夏兴“坎”治，就是夏行冬令，会出现冰雹。这些说法固然是不科学的，不过，从其表述来看，八卦灾害思想与五行政令只是形式不同，本质是一样的，是披着八卦外衣的失德天谴思想或时令失序思想。
八卦灾害思想并不排斥阴阳五行思想，而且常与之结合在一起。东汉初年，“邓仲况拥兵据南阳阴县为寇，而刘歆兄子龚为其谋主。”有个叫苏竟的人当时也在南阳，他与刘龚是世交，就写信给他，陈述利害，劝他不要跟着邓仲况作乱。苏竟的分析明显用了八卦、五行的灾害观念。他说：“今年《比卦》部岁，《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灭火，南方之兵受岁祸也。德在中宫，刑在木，木胜土，刑制德，今年兵事毕已，中国安宁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比卦坤下坎上，苏竟分析当年由此卦主宰，坤为下卦，主立冬，坎为上卦，主冬至。坎为水，水能灭火，水代表北方，火代表南方，水为主宰，则南方受制，因此苏竟说“南方之兵受岁祸也”，他劝刘龚不要卷入乱事，受此天灾。苏竟还提到了当年的刑、德之位，这是指一年之中阴阳五行的运行情况。阴刑阳德，阳开阴阖。德在中宫是说阳气在中宫土位，刑在木，是说阴气在东宫木位。根据五行生克关系，木克土，则阴气（杀气）将借助五行位置能克制阳气（生气），说明有灾祸。东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专权，大臣朱穆向其进言，也提到了刑德之位。朱穆说：“明年丁亥之岁，刑德合于乾位，《易》经龙战之会，其文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谓阳道将胜而****负也。今年九月，天气郁冒，五位、四候连失正气，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属阳，恶道属阴，若修正守阳，摧折恶类，则福从之矣。……宜急诛奸臣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灾咎，议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术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说先秦时期的阴阳思想、五行思想和八卦思想都比较分散和朴素的话，那么汉代则将这些学说联系了起来，加以系统化，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当然，现在看来，毕竟这些学说和知识并不是科学的观念，五行、八卦的各种说法有明显牵强附会之处，彼此矛盾的地方也并不少见。汉代五行八卦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沟通了天人之间的联系，为天人感应思想服务，它为失德天谴思想披上的饰有各种物质符号的外衣，使其更具有迷惑性。五行、八卦各有一套复杂的学说体系，后来更加向着术数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一些方术之士手中的独有工具，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由于不易为大众所掌握，这两种灾害解释理论的社会影响都比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