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救灾措施
导读
秦汉灾害频发，不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造成大量流民，这些流民脱离了官府的控制，不纳税、不服兵役与徭役，造成国家财政收入下降，国防力量严重削弱。而且，有时灾民为了谋生，还要抢劫百姓和官府，甚至聚众造反，周边少数民族也会因灾荒侵犯掳掠，这些都会严重威胁到王朝的统治。而且秦汉时期，根据流行的失德天谴观念，灾害的发生是对统治者失德的警告，如果不修德改政，积极救灾，就是无视上天警告，结果就会导致上天进一步加剧惩罚，自取王朝的灭亡。总而言之，灾害无论对劳动人民还是对统治阶级，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是人类的公敌。因此，每当灾害发生，秦汉统治者无论出于悲天悯人的考虑，或是出于自身安全的担心，还是出于失德天谴观念的影响，总是高度重视，千方百计地积极救灾。
秦汉时期救灾措施种类繁多，可以大体归纳为：祈禳救灾、修德救灾、人力救灾三大类。秦汉时期的救灾措施由于指导思想是失德天谴观念，将修德弭灾视为主要救灾手段，这对救灾的效果产生了消极影响。这里的救灾是广义的概念，包括防灾内容在内。
汉代对灾异产生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主要信奉鬼神为祟说、阴阳五行失序说和灾异天谴说。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汉代普遍采取了诸如祈禳、修德等一些作用不大的所谓救灾措施。汉代这类措施在国家救灾中占据主要地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一、祈禳救灾的思想根源与传统
祈禳救灾活动是建立在鬼神为祟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认为各种灾害都是鬼神作祟的结果，通过对鬼神的祭祀和祈禳，就可以达到免除、减少灾害的目的。祈，是请求之意；禳是驱除之意。祈、禳手段不同，但都是通过对鬼神的祭祀崇拜活动实现的。祈禳救灾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是先秦时期长期存在的主要救灾方式。《左传·昭公元年》说：“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雷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禜，是古代禳除灾害的一种祭祀方式，临时圈地，以芳草捆扎，围成祭祀场所。
《周礼·春官宗伯》：“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大故就是灾害，旅是一种祭祀方式，郑玄注：“旅，陈也，陈其祭事以祈焉，礼不如祀之备也。上帝，五帝也。”祭山川叫望，向四方遥祭山川。望，疏云：“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当四向望而为坛遥祭之，故云四望也。”“旅四望，谓五岳四渎于其地有祭，夏至望祀合于大社而祭之，及有凶灾则各随名山大川所在而祭之，故曰旅。”四望的具体所指解释不一，郑玄认为：“四望，五岳、四镇、四渎也。”五岳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四镇指扬州的会稽山、青州的沂山、幽州的医无闾山和冀州的霍山；四渎指：长江、淮河、黄河、济水（今已消失）。就是说先秦时期国家发生灾害，有专门的官员祭祀上述高山、大河，以图达到禳除灾害的目的。
先秦有专门的祈禳救灾机构和祈禳方式。例如，《周礼·春官》载：“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说。”这是说，先秦时期国家已经设有专门的官员主管祈禳免灾。由于分工不同，祈福免灾的官员分为六类，他们的祈祷词也分为六种。郑玄注：“郑司农云：顺祝顺丰年也，年祝求永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灾兵也，瑞祝逆时雨宁风旱也，筴祝远罪疾。”注：“祈，叫也，谓为有灾变号呼告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祗不和则六疠作见，故以祈礼同之。”关于这六种祈福禳灾的仪式，汉代已经不能完全确知了，郑玄是这样解释的：“类、造加诚肃求如志，禬、禜告之以时有灾变也。攻、说则以辞责之。禜如日食，以朱丝萦社攻如其鸣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照照大明，歼灭无光，奈何以阴侵阳，以卑侵尊’，是之谓说也，禬未闻焉。造、类、禬、禜皆有牲，攻、说用币而已。”
战国时期的墨子，明确表达了祈禳救灾的观念，他认为百姓听命于天子，而不是听命于天，上天要降灾惩罚。圣王明君都要顺天行事，祭祀鬼神。墨子说：“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凑凑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故若天降寒热不节，霜雪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万民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牺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时期，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又说：“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天子有疾病祸祟，必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则天能除去之。”“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为寒热也，节四时，调阴阳雨露也，时五谷熟，六畜遂，疾灾戾疫凶饥则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
祈禳救灾是先秦时期救灾的重要方式，虽然现在看来，这种方式是完全无效的。汉代救灾措施中，祈禳救灾占据着重要地位，认为：“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兽，豺獭有祭。是以圣王为之典礼。……敬而不黩，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灾祸不至，所求不匮。”“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时，则水失其性。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穑。”这些记载代表了汉代普遍相信祈禳救灾的观念。
二、汉代祈禳救灾的仪式
汉代祈禳救灾行为根据祈禳方式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常年祭祀祈禳，一是在灾害发生时临时祭祀祈禳。西汉初年，经济残破，百废待兴，诸事粗疏，祈禳活动尚简。后来随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统治者开始大力倡导祈禳免灾活动，不断增建祠堂庙宇，成帝时已经泛滥成灾。建始元年（前32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复条奏：“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复重，请皆罢。”这个建议得到批准。但后来灾害增多，很多人认为是不敬神灵的报应，成帝因而又恢复了罢除的祠堂，哀帝即位（前7年），因为有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
汉代鬼神信仰体系比较庞杂，从与灾害的关系上来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万能神，一类是专业神。万能神与各种灾害都有联系，如天帝神、祖先神、土地神等，发生任何灾害都可以向这类神灵祈祷。专业神只分管某一类灾害，如雨神、河神只与水旱之灾有关，风伯与风灾有关，八蜡神与虫灾有关，神荼、郁垒与疫灾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地震这种严重的灾害，汉代似乎并没有相应的神灵或神话，其中原因可能是人们无法预知地震的时间规律，而且地震发生时间短，破坏大，人们没有祈祷思考的过程。汉代祈禳救灾最典型的仪式是求雨和逐疫。
（一）求雨的神话与巫术
1.土龙致雨
殷代遭遇旱灾，除了前已言及的舞雩求雨与焚巫求雨之外，亦有作土龙以求雨的形式。这种作土龙以求雨之事相传早在商汤之时就有。《淮南子·地形训》载“土龙致雨”，高诱注：“汤遭旱，作土龙以像云，云从龙，故致雨也。”殷人认为龙具有致雨的能力，这种巫术的理论基础是认定龙与雨有关，即后世所谓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关于龙具有致雨的神力，在《山海经》中便有记载：“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下雨。”郭璞注云：“今之土龙，本此气，应自然宜感，非人所能为也。”
2.溺女魃
女魃乃一旱神或旱鬼，其形象为一年轻女子，身材瘦小，裸体。女魃原为天女，《山海经·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女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在古代，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威胁，旱灾造成赤地千里，寸草不长，人们无法抗御，便误认为是有旱鬼作祟。于是，便将它和女魃联系起来，女魃解数用尽不能上天，走到哪里，哪里就旱而不雨。张衡《东京赋》云：“囚耕父于清冷，溺女魃于神潢。”《后汉书·礼仪志》引这两句话作注说：“耕父、女魃皆旱鬼。恶水，故囚溺于水中，使不能为害。”
3.虎食旱魃
为了驱走致旱的女魃，古人就借助于虎。虎被人们认为是能食鬼魃的神物。《风俗通义》云：“虎者，****，百兽之长也，能执缚挫锐，噬食鬼魅。”在汉代大傩活动中就有以人装扮成十二神兽来驱鬼怪的，虎属十二神之一。而女魃是危害人类的恶鬼之一。南阳汉代画像石中有《虎吃女魃》画像，画左右各有二虎，一虎生翼，二虎正低首扑食一女子，女子瘦弱纤小，上身裸露，下着裳，赤足，伏于地，一臂上举，作扎挣状。二虎上方又有一熊作人立状，双臂左右平伸，指二虎。
4.祭风伯雨师
雨师的神话传说最早来自对雨水的自然崇拜。《独断》云：“雨师者，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雨。”风伯是民间对风神的称呼，起初也有被视为某一星体的。《独断》云：“风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风。”而南方的楚国则认为“飞廉”这种奇怪的鸟兽为风伯。而汉画中的风伯，既非星体，也非鸟兽，而完全是人的形象，说明二神在汉代已经人格化了。南阳市王庄汉画像石墓中有一幅《风雨图》，画上部刻三神人共曳引一车，车上一驭者双手挽缰，另一神人端坐车上，车轮以五星联线组成。画下有四神人，头发皆披在一旁，怀中均抱一大口罐，罐口向下作倾倒状，罐中的水流似瀑布倾泻而下。图右一巨人，赤身裸体，双腿跪地，张口作吹嘘状。作者认为，那持罐倒水的四神即为雨师，张口吹气者即为风伯。汉代对风伯、雨师的祭祀，已经纳入了国家的祭典，深入到了县、乡基层，成为人们每年必须祭祀的重要神袛之一，民间也都设有风伯、雨师庙。《汉书·郊祀志》云：“秦时雍有二十八宿，风伯、雨师之属，百有余庙。”《后汉书·祭祀志》又云：“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风伯于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师于丑地，用羊豕。”
5.祭雷神
在南阳市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雷神画像，其形象是人形，乘坐一云气车上，车上生树枝，雷神持槌击鼓。
雷神最早的形象当是龙蛇或龙身人头。如《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所以，龙最初应是雷神形象。汉画的雷神是一人形之神，王充《论衡·雷虚篇》又云：“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身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古人常认为雨与雷相连，雷电是司雨之神，祭祀雷神，以求风调雨顺。汉画像石的雷神也常与雨水之神相伴为伍。南阳汉画刻雷神当与南阳汉代祭祀雷神求雨风俗有关。
6.河神信仰
汉代还盛行河神信仰，认为江河泛滥成灾与河神作祟有关。在“河伯出行图”中刻一水车，上乘一尊者，一驭夫。尊者为河伯，车前有四鱼牵挽，车后有二人乘鱼随从。由以上画像可以推测，为了求得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汉代有祭祀河伯之俗。“冯夷得道，以潜大川，即河伯也。”传说为东方朔所撰的《神异经》云：“西海之上有神乘白马朱鬣，白衣玄冠，从十二童子，驰马西海水上，如飞如风，名曰河伯使者，或时上岸，马迹所及，水至其处。所之之国，雨水滂沱，暮则还河。”唐段成式着《酉阳杂俎》称：“太原郡东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烧此山以求雨。俗传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见水，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从以上记载看，河伯也有行雨的本领。春秋战国时期，关于河神的记载已经比较多了。战国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当地百姓“苦为河伯娶妇”，说如果不为河伯娶妇，则“水来漂没，溺其人民”，西门豹惩治了借巫术敛财的巫婆、三老，又“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他指挥兴修的水利工程汉代仍然存在，当时地方官认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可是邺县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最终十二渠仍然维持原状。不过我们相信，像西门豹这样不迷信的人毕竟是少数，汉代普遍相信河神的存在。因此，祭祀河神是一种经常的活动，水灾发生时尤其如此。汉武帝时治理黄河决口，他担心不能成功，做瓠子之歌，其中一句感叹道：“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汉成帝时王尊迁东郡太守，后来“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决为害。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马，祀水神河伯。尊亲执圭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庐居堤上。吏民数千万人争叩头救止尊，尊终不肯去。及水盛堤坏，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动。而水波稍却回还”。王尊以身填堤的壮举引来一个意外的结果，洪水退去不再为灾。成帝下诏表彰，称：“东郡河水盛长，毁坏金堤，未决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当水冲，履咫尺之难，不避危殆，以安众心，吏民复还就作，水不为灾，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赐黄金二十斤。”
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夏四月，遣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自荥阳至于千乘海口。次年汴渠成，明帝仍然“荐嘉玉洁牲，以礼河神”。阳嘉三年，“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伤，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又下司隶、河南祷祀河神、名山、大泽”。尚书周举劝谏，他以为“阴阳闭隔，则二气否塞；二气否塞，则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则风雨不时；风雨不时，则水旱成灾”。周举反对祈禳行为，他认为旱灾是阴阳所感，应修德政，化阴阳。他说：自枯旱以来，弥历年岁，未闻陛下改过之效，徒劳至尊暴露风尘，诚无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请。昔齐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谏曰：“不可。夫河伯以水为城国，鱼鳖为民庶。水尽鱼枯，岂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务其华，不寻其实，犹缘木希鱼，却行求前。诚宜推信革政，崇道变惑，出后宫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狱，除太官重膳之费。夫五品不训，责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
很显然，周举信奉的是修德弭灾观念，而不是祈禳观念。
7.雩祭求雨
雩祭源于先秦。《通典》记载：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这是汉代最早求雨的记载。汉代求雨的仪式，《汉旧仪》有记载：“孟夏龙见而始雩，坛在城东南，引龟山为沂水至坛，西南行曰云水曲中，坛上舞雩。旧制求雨太常祷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已赛各如具常祭牢礼。四月立夏后旱乃求雨。祷求雨到七月。毕赛之秋冬春三时不求雨。”《后汉书·礼仪志》载：“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闭诸阳，衣皂，兴土龙，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变如故事。”
汉代祈禳救灾活动中，求雨最为典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汉代的祈雨是国家对旱灾采取的制度化、社会化的措施，东汉时期尤其突出。
（二）止雨仪式
汉代止雨的记载始于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止雨》中记载了止雨的仪式：
雨太多，令县邑以土日塞水渎、绝道、盖井，禁妇人不得行入市。令县乡里皆扫社下，县邑若丞令吏啬夫三人以上，祝一人。乡啬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斋三日，各衣时衣，具豚一，黍盐美酒财足祭社，击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跪陈，陈已复再拜，乃起祝曰：“诺！天生五谷以养人，今淫雨太多，五谷不和，敬进肥牲清酒，以请社灵，幸为止雨，除民所苦，无使阴灭阳，阴灭阳不顺于天，天之常意在于利人，人愿止雨，敢告于社。”鼓而无歌，至罢乃止。凡止雨之大礼，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乐也，开阳而闭阴，阖水而开火，以朱丝萦社十周，衣朱衣赤帻，言罢（疑有阙文）。
董仲舒还记载了他主持的一次止雨仪式。
二十一年（前135年二十一年当是江都易王刘非的纪元。据《百官公卿表》江都易王非为景帝子，于景帝二年（前155年）“三月甲寅，立为汝南王，二年（前153年），徙江都，二十八年（前128年）薨”。易王二十一年为前135年，为汉武帝建元六年。另据《史记·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于建光元年对策高第被任汉武帝任命为江都相，后废为中大夫，又因建元六年的辽东高庙火灾言论获罪，与这个时间为江都相的身份似有矛盾。可能是此年又复为江都相。一说二十一年为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八月庚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内史中尉：“阴雨太久，恐伤五谷，趣止雨。止雨之礼，废阴起阳。书十七县八十离乡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妇在官者，咸遣妇女子不得至市，市无诸井盖之勿令泄，鼓用牲于社祝之曰：雨以太多五谷不和，敬进肥牲以请社灵，社灵幸为止雨，除民所苦，无使阴灭阳，阴灭阳不顺于天，天意常在于利民，愿止雨，敢告。鼓用牲于社，皆壹以辛亥之日，书到即起，县社令长若丞尉官长各城邑社啬夫里吏正里人皆出至于社下，餔而罢，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星亦止。
关于汉代的止雨仪式，《后汉书·礼仪志》也有简略记载：“反拘朱索社，伐朱鼓。祷赛以少牢如礼。”刘昭注引《汉旧仪》曰：“成帝三年六月，始命诸官止雨，朱绳反萦社，击鼓攻之，是后水旱常不和。干宝曰：朱丝萦社。社，太阴也。朱，火色也，丝维属。天子伐鼓于社，责群阴也。诸侯用币于社，请上公也，伐鼔于朝，退自攻也，此圣人之厌胜之法也。”
上述注文中有个奇怪的说法：“成帝三年六月，始命诸官止雨”，成帝时已有年号，这里不书年号不合常理，成帝第一个年号是建始，建始三年为公元前30年，这年夏天刚好有“大水，三辅霖雨三十余日”的记载，则成帝三年可能是成帝建始三年。总之止雨仪式起自汉武帝即位之初，成帝始命诸官止雨，说明止雨仪式有可能正式列为国家祈禳大典，这反映了祈禳救灾影响的扩大。
（三）逐疫巫术
疫是古代对传染病的一种称呼，古代人对传染病出现的原因和应对缺乏科学的认识，认为是鬼怪作祟的结果，流行用祈禳救灾的办法，其中“逐疫”是最常见的禳灾仪式。
汉代大傩逐疫已成惯例，每年十二月合祭众神叫“腊”，在“腊”的前一天举行“大傩”仪式驱除瘟神。《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先腊一日，大傩（注：傩，却之也），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
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详，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
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檑、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
这段文字是汉代祈禳逐疫的重要记载，翻译如下：
在腊月初七，举行大傩，赶走叫人生病的鬼。仪式是这样的：首先选出宦者家中的10—12岁的小孩120人当侲子“侲”通“振”，因为打鬼时，打鬼的人要振动武器或其他器械以吓鬼，故名“侲子”。，都戴着红头巾，穿着深灰色衣裳，手拿拔浪鼓。有一人扮演打鬼头目方相氏，戴着有四个眼睛的铜面具，披着熊皮，穿着黑红色上衣，一手拿着戈，一手拿着盾。还有人扮演吃人的12种野兽，都穿着兽皮，戴着兽角。由宦者带路，守卫宦官领着，在宫中表演打鬼戏。
半夜时分，朝中大臣举行集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郞将执事，都戴着红头巾侍立在正殿台阶下。皇帝升前殿，小宦官高呼上朝，大宦官请示说：“打鬼的侲子都做好了准备，请准许开始打鬼。”于是，小宦官高呼开始，侲子们高喊：“甲作（神兽名，下同）专吃凶死鬼，胇胃专吃恶虎，雄伯专吃妖怪，腾简专吃不祥鬼，揽诸专吃降祸鬼，伯奇专吃梦游鬼，强梁、祖明都吃寄生鬼，委随专吃木石鬼，错断专吃大恶鬼，穷奇、腾根专吃害人鬼。12神兽都来追逐恶鬼凶怪，烧掉你们的身体，打断你们的四肢，剁碎你们的肉，抽出你们的肠子，你们还不赶快逃跑，跑在后面的将被吃掉！”然后，方相和十二神兽开始跳舞欢呼，前后左右仔细搜索三次，打着火把，将疫鬼赶出宫城大门外。门外骑兵将火把再传到司马阙门，再由门外士兵传递火把，最后将其投到洛水河中。
（百官官府也各自以木面兽、熊举行类似傩舞）仪式结束后，用桃木做成吃鬼的神郁垒的像，用苇茭做成打鬼的戟。做完后，皇帝撤去侍立在殿前的人，将这些桃木做的杖和苇茭做的戟赏赐给公、卿、将军、特侯、诸侯等用以驱邪避灾。
还有一幅河南南阳英庄：左刻一怪兽，曲颈垂首；其右有一虎身牛尾的神兽，昂首扬蹄，奔腾向前，张口欲吞噬怪兽；画右一人呼喊奔走。这幅图明显表现了汉代祈禳去灾的信仰。
三、汉代祈禳救灾的情况
汉代君主也多相信鬼神的存在，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文帝将“鬼神废不享”作为致灾的原因。汉武帝也是一个迷信鬼神的人，武帝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亲郊见，朝日夕月。诏曰：“朕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绥民，民或饥寒，故巡祭后土以祈丰年。……朕甚念年岁未咸登，饬躬斋戒，丁酉，拜况于郊。”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是岁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就是命令百官用祈祷的办法求雨。
东汉君主祈禳救灾的措施比西汉明显增多。君主们公开在诏书中号召百官祈祷救灾，并带头祈祷救灾。汉明帝是祈禳救灾的代表。永平三年（60年）夏旱，明帝说：“汤引六事，咎在一人。……比上天降旱，密云数会，朕戚然惭惧，思获嘉应，故分布祷请，窥候风云，北祈明堂，南设雩场。今又敕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庶消灾谴。”明帝永平四年（61年年）春二月辛亥，诏曰：“朕亲耕藉田，以祈农事。京师冬无宿雪，春不燠沐，烦劳群司，积精祷求。而比再得时雨，宿麦润泽。其赐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时政，务平刑罚。”一直到他去世的永平十八年（75年），明帝仍然坚持用这种方式救灾，他说：“自春已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理冤狱，录轻系。二千石分祷五岳四渎。郡界有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者，长吏各洁斋祷请，冀蒙嘉澍。”
章帝继承了明帝的做法，章帝元和二年（85年）二月，诏曰：“今山川鬼神应典礼者，尚未咸秩。其议增修群祀，以祈丰年。”
顺帝也是一个相信鬼神存在的人，顺帝阳嘉元年（132年）二月，“京师旱。庚申，敕郡国二千石各祷名山岳渎，遣大夫、谒者诣嵩高、首阳山，并祠河、洛，请雨。戊辰，雩”。又“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赡，诏案行禀贷，劝农功，赈乏绝”。诏曰：“政失厥和，阴阳隔并，冬鲜宿雪，春无澍雨。分祷祈请，靡神不萗。深恐在所慢违‘如在’之义，今遣侍中王辅等，持节分诣岱山、东海、荥阳、河、洛，尽心祈焉。”
冲帝永嘉元年（145）五月又发生旱灾，质帝《后汉书》卷6《冲、质帝纪》载“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冲）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岁。”质帝当月即位，未改元。诏曰：“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忧心京京，故得祷祈明祀，冀蒙润泽。……郡国有名山大泽能兴云雨者，二千石长吏各洁斋请祷，竭诚尽礼。”
汉代不仅君主普遍相信祈禳可以消灾，地方官员和普通百姓也是笃信不疑。《后汉书·独行列传》：谅辅，字汉儒，广汉新都人也。仕郡为五官掾。时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祷山川，连日而无所降。辅乃自暴庭中，慷慨咒曰：“辅为股肱，不能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调阴阳，承顺天意，至令天地否隔，万物焦枯，百姓喁喁，无所诉告，咎尽在辅。今郡太守改服责己，为民祈福，精诚恳到，未有感彻。辅今敢自祈请，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无状。”于是积薪柴聚茭茅以自环，构火其旁，将****焉。未及日中时，而天云晦合，须臾澍雨，一郡沾润，世以此称至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祈禳救灾在秦汉时期是普遍存在的，君主、官员和普通百姓们相信祈禳的救灾功效，他们不仅日常保持对鬼神的祭祀，在灾害发生时更加注意祈禳。
四、祈禳救灾的发展
祈禳救灾是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救灾之术，在汉代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是祈禳仪式的阴阳五行化；二是祈禳的器物化，人们通过装饰、佩带具有祈福避邪功能的象征物来代替举行祈禳避灾仪式；三是祈禳的术数化，出现了一批专业从事驱除灾异的方士，采用类似魔术的手段救灾，这是从祈禳仪式演化而来的。
（一）祈禳仪式的阴阳五行化
汉代祈禳仪式采用了阴阳五行生克的原理。例如，董仲舒设立了一种求雨的仪式，一年分春、夏、季夏、秋、冬五个季节，不同季节求雨采用不同仪式。春季求雨祀社神、忌伐名木，尚东方，数尚八；夏季祀灶，忌举土功，尚南方，数尚七；季夏求雨祀山，不兴土功，尚南方，数尚五；秋季求雨祀门，不举火，尚西方，数尚九；冬季求雨祀井，无雍水，尚北方，数尚六。我们不妨摘录一段春季求雨的仪式片段：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令民祷社，家祀户。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暴巫聚蛇八日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缯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元，酒具清酒膊脯。择巫之清洁辩言利辞者以祝，祝斋三日，服苍衣，先再拜乃跪陈，陈已复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敬进清酒膊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奉牲祷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乡，其间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啬夫亦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
董仲舒又说：“四时皆以水为龙，必取洁土为之结盖，龙成而发之，四时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神，《书》又曰：开神山神渊积薪，夜击鼓噪而燔之，为其旱也。”这里讲的夫妇偶处是用阴阳交合感应上天的巫术，丈夫藏匿，女子和乐，是说男子属阳，女子属阴，旱为阳，雨为阴，藏男现女也就是藏阳现阴，有利于感应求雨。这是同类相感、相生的原理。又说：“大雩者何？旱祭也。难者曰：大旱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鼔而攻社，天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也，或请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阳灭阴也；阳灭阴者，尊压卑也，固其义也，虽大甚，拜请之而已，无敢有加也。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贱伤贵者，逆节也，故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为其不义也。”
再如“杀狗磔邑四门”的风俗。应劭《风俗通义》载：“俗说狗别宾主，善守御，故著四门以辟盗贼也。谨按《月令》：‘九门磔禳以毕春气’，盖天子之城十有二门，东方三门生气之门也，不欲使死物见于生门，故独于九门杀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时所生，令万物遂成其性，火当受而长之，故曰以毕春气，功成而退木行终也。太史公记秦德公始杀狗磔邑四门以御蛊灾，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于此也。”应劭谈到九门磔禳的风气，认为东方三门五行属性为木，犬五行属性为金，木为生气，金为杀气，因此杀犬驱疫不在东方三门，受到了五行观念中“金克木”的影响。
（二）祈禳的器物化
就是通过装饰一些具有克灾功能的象征物以达到消灾目的。这种巫术有时也称为“厌胜”，厌是压制的意思，胜是制服之意，厌胜就是通过某种方法或象征物阻止灾害的发生。据《风俗通义》载，“殿堂象东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厌火。”这是说，汉代人们在房屋的顶棚上建有藻井，并刻有荷花、菱角等水生植物的图案，主要是防止火灾的发生。又载：“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章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乘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这是说，汉代传说中神荼、郁垒二人能捉鬼，他们在桃树下，常用苇索缚住恶鬼喂老虎，因此汉代人眼里，除二人外，桃树、苇索、虎也有了驱鬼的功能，人们常常将桃人、苇索，画虎、画神荼、郁垒的像饰于门上，以达到驱鬼免灾的目的。此外，古人佩带的钱币、玉器及其他饰物有些就有厌胜功能。如汉代还有一种习俗，“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
（三）祈禳的术数化
祈禳在先秦就是一种职业行为，其具体方法现在不得而详，汉代祈禳救灾之术则发展成一类专门的神秘学问，主要门类有：七政、元气、风云占候、风角、占卜、天官、星算、图纬、遁甲等，而且涌现出一大批专业术士，这个现象在东汉最为突出，《后汉书》专门将这类人物载入《方术列传》。根据记载，这些人不仅能够预测灾害，而且可以通过神秘的法术消除灾害。例如，任文公西汉哀帝时为益州治中从事。时，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当有大水。其变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为其备。”刺史不听，文公独储大船。百姓或闻，颇有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载，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将中，天北云起，须臾大雨，至晡时，湔水涌起十余丈，突坏庐舍，所害数千人。东汉时期的公沙穆和韩说也有如此功能。据史书记载，永寿元年，霖雨大水，三辅以东莫不湮没。弘农县令公沙穆“明晓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农人独得免害”。韩说在光和元年十月，对汉灵帝说：“其晦日必食，乞百官严装。帝从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克期宫中有灾。至日南宫大火。”
东汉还有用法术救灾的记载。建武七年，光禄勋郭宪“从驾南郊。宪在位，忽回向东北，含酒三潠。执法奏为不敬。诏问其故。宪对曰：‘齐国失火，故以此厌之。’后齐果上火灾，与郊同日”。又，明帝时，汝南郡境大旱。高获“素善天文，晓遁甲，能役使鬼神”。郡守鲍昱自往问何以致雨，获曰：“急罢三部督邮，明府当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从之，果得大雨。杨厚“建初中为彭城令，一州大旱，统推阴阳消伏，县界蒙泽。太守宗湛使统为郡求雨，亦即降澍”。
上述神秘学术预测与消除灾害的记载，从现代科学观点看来，大多并不可信。
五、汉代对祈禳救灾的质疑
汉代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祈禳消灾也是常见的救灾之术，但是也有人怀疑其作用。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提出了正确的看法。他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小筮而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荀子明确指出雩祭求雨、鸣鼓救日等巫术都是为了顺应民意、文饰政事的一种仪式，并无实际作用。因此，他指出对这些仪式不能信以为真，真心诚意地将其当成救灾的灵验法宝，过度迷信，后果一定凶多吉少。东汉的王充继承了荀子的看法，他是汉代批评祈禳救灾的代表。王充曾明确说，旱年举行雩祭是求不到雨的。“雨无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但是他不反对求雨仪式，因为这可以起到安慰民心的作用。“无妄之灾，百民不知，必归于主，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他对土龙致雨也提出了质疑，说：“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云雨自至。”王充批驳这一观点说：“风从虎，谓虎啸而谷风至也，风之与虎亦同气类。设为土虎置之谷中，风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风，土龙安能而致雨？”但王充仍然主张实行这种求雨仪式，认为虽不能致雨，但属顺天行事，有引导人心的作用。“今设土龙，虽知不能致雨，亦当夏时，以类应变”，“顺气应时，示率下也。”
此外，还有人从修德的角度，反对单纯祈禳救灾。汉哀帝元寿元年，大臣孔光因为日食上书说：“君德衰微，****盛强，侵蔽阳明，则日蚀应之。”“天左与王者，故灾异数见，以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惧，有以塞除，而轻忽简诬，则凶罚加焉，其至可必。”“俗之祈禳小数，终无益于应天塞异、销祸兴福，较然甚明，无可疑惑。”他劝告哀帝：“承顺天戒，敬畏变异，勤心虚己，延见群臣，思求其故，然后敕躬自约，总正万事，放远谗说之党，援纳断断之介，退去贪残之徒，进用贤良之吏，平刑罚，薄赋敛，恩泽加于百姓，诚为政之大本，应变之至务也。”
汉顺帝时，灾异屡见，阳嘉二年正月，北海安丘人方士郎上疏请顺帝修德弭灾。郎明确提出，祈祷禳灾的办法并不能阻止灾害的发生，只有反躬自省，修德改政，才能感动上天，消弭灾祸。当然，现在看来，修德改政也不是直接、科学、有效的救灾办法，但是改良吏治、减轻刑罚、蠲免赋役多少能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会的受灾能力，客观上减少了灾害对社会的破坏程度，减轻了灾害引起的社会动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