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川人如何看待主导叙事描述的伟大工程呢？在多次访谈中，人们抱怨准备迁移的时间太短，好像洪水的降临根本不在预料之中。尤其当讲到村庄的消失，人们所描述的灾难好似突然地发生。一个村民说，他是最后离开大川老庄的村民之一：“我离开村子时，水都到膝盖。我不会游泳。我跑啊跑啊，直跑到山脚下才敢回头看。”有个老太太说，她当时还很年轻，有三个孩子，在村庄被淹没时，她家的土坯房“砰砰地裂开，好像扑克牌一张张地剥落下来”。另一个人在洪水进村时只有十二岁。他说自己永远忘不了奶奶当时嚎啕大哭的场面：“我们全家跑到了坟地上，那里高一点，可以躲躲，我在那里就睡着了。后来我醒了，奶奶在旁边，跪在地上，放开大嗓门大哭。我往下望了望村里我们家，除了水什么也看不到了。”
听着村民们如此富有感情色彩的叙述，我以为政府在盐锅峡下闸蓄水的时候没有提前发出警告。但我错了。最后我了解到情况要复杂得多。1958年9月27日，盐锅峡工程启动，在这之前已开过一次群众动员大会。在会上，来自中央部门及甘肃省的官方代表特别指出，盐锅峡工程是大跃进中的一个国家大项目，为此要在附近的临夏市成立移民委员会。后来由政府机构和建筑部门联合组成的移民委员会所形成的第一个移民文件，即责令库区地方干部要认识到盐锅峡工程在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重要性。一个月后，移民委员会又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移民问题的规定。这个移民委员会留下的记录保存在当地的两个档案机构里，一个在临夏区政府，一个在永靖县。
移民委员会为估算可能出现的大面积财产损失，特地调遣干部逐村调查即将被淹没的耕地面积。每到一村，干部们即宣布大坝将在一年内建成，要求本地人配合尽快统计出即将淹没的集体耕地面积以及各家各户的私有房产价值。
至少在大川，围绕财产的官方调查不幸被误解。大跃进期间，全国上下盛行浮夸风。不少大川人认定，工作组干部反复宣称黄河在一年内将被截断也是在搞浮夸。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大川人更为坚定地相信，搞定黄河的说法等于吹牛皮。冷嘲热讽之中，大人们告诉孩子们，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就想在这里建大坝，把美国技术顾问都请来了，但还是以失败告终。的确，1945年9月，中美水利电力专家曾来到过永靖，由张光斗和约翰·萨文奇（John Savage）带队。前者是国民政府的水电部部长，后者是华盛顿州库利大坝的总工程师。在永靖选中一个坝址后，两人起草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永靖县志办公室，1992年，第十六卷。国共内战爆发后，在永靖建设大坝的计划被搁置。但国民党试图驯服黄河的失败导致了本地人的普遍错误判断，认定共产党试图让黄河断流的努力也会遭到挫败。
调查财产的官方行动同时引发了另一基于历史经历的误解。早在1956年下半年，永靖县大部分农民参加了高级社。但农民被允许保留大牲畜及少量自留地。到1958年10月，也就是盐锅峡大坝开工后的一个月，永靖县成立了154个“高级社”，由人民公社统一领导。随着人们公社制度的建立，私人手中的可耕地和大牲畜被收为集体所有。私人所有的财产只剩下房子、家具、家禽家畜、自家院子里种的果树。人们担心所剩的私有财产也会被抢去，作为充实新建人民公社的经济基础。所以，当水库移民委员会派干部在村内空场摆上桌子登记财产时，当地居民怀疑财产登记的真实目的是要将所剩私人财产充公大集体。在向移民委员汇报个人财产过程中，不少大川人尽量少报私有财产规模或将私人财产的价值说得很低。
对私有财产打埋伏的做法与土改运动留下的后遗症不无关系。土改期间，农民被分成五类——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依据是每家人均土地占有量。在群众大会上，被剥夺大部分财产的地主富农们被批被辱，一直带着污点生活，不断遭到当地干部的迫害。所以，政府为建水库派人统计私人财产的做法不但令人想起土改，而且使人们错误地认为政府将根据村民所剩私人财产的数量，再一次划分成分。
为避免跌入剥削阶级的行列，不少村民故意掩盖自家财产的真实价值。一位经历水库移民的村民回忆说：“我爹说了，又要搞土改了，自己就把墙上的字画揭下来，拆掉了所有雕花窗棂，连大门上的铁环都藏起来。这样一来，我家的房子看起来很破旧。其实房子才盖了五年，可他告诉调查队，房子盖了二十多年了。”盐锅峡大坝果真建成后，人们开始恐慌，领会到政府调查私产的真实意图，但为时已晚。
尽管盐锅峡大坝即将竣工的消息不断传来，离开大川的人数仍然很少。大多数人相信，只要拒绝迁走、只要继续留在在山谷，大坝就不会下闸。这一态度更加延迟了迁移准备，最终导致政府动用民兵驱赶村民。到1961年春节，即该年阳历2月15日，大多数人已相继离开大川老庄，或搬到邻村或躲到建在地势较高的篷房里。但在老庄内，大量拆下的建筑材料仍然需要运走。为了保证材料不会被偷或拿错，一批数目不详的大川人留在村内，一直到大坝下闸蓄水。当洪水冲入街道时，这些人或被赶回来的亲戚搭救或靠着自己的水性逃之夭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