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闵茨在研究犹太文献如何描述灾难时说：“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本身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它的意涵并不是一种可以被发现的本质，而要取决于社区或文化中的解释传统以及寻求灾难意涵的努力。”
为此，闵茨分析了犹太教文献包括的神正论、死亡意象、哀歌形式以及毁坏和救赎的概念。他认为，这些现有的文化概念在人们经历大屠杀之后构成一种历史解释传统，奠基着犹太人的“创造性幸存”，而不是简单的存活。在大屠杀造成人们身心巨大创伤后，这个历史解释传统成为犹太幸存者唯一的意义模式。
犹太人对待苦难经历的文化反应为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思考视角，使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以家为核心的宗教以及依附于国族认同的奋斗会成为应对苦难经历的有效机制。事实上，犹太文化的统一性之塑造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记忆在仪式中以及不断地重复讲述中得以升华。以卢塞梯·瓦伦西的研究为例。他的研究针对了两类犹太人的历史观。一类犹太人生活在突尼斯的约尔巴地区，另一类犹太人从北非逃亡到法国。在这些犹太人的历史记忆中，有两种记忆最为凸显，一是敌人的凶残，二是神灵的干预。两者的结合变为对弥赛亚的渴盼，即犹太教所称，将会带领犹太人复兴古老以色列王国的引路人。所以，基于历史与宗教结合的历史观念为犹太人对待苦难的态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
但是集体苦难并不能总是基于历史解释的久经考验的模式而被处理。将苦难记忆变成文化复兴的资源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西基尔尼克在一项较敏感的田野志中描述了北美欧吉布瓦印第安人社区如何迁移到被污染的聚居地。在她的笔下，这个社区的成员清楚地记得家乡如何被毁坏，而且他们普遍认为旧有社区的家庭纽带非常紧密，邻里互助广泛，道德原则明确，两性交往规范严格。但这种美好的记忆反而加重了文化痛苦，在酗酒、离婚、自杀、轮奸、谋杀、虐待儿童事件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对以往的美好记忆反而成为更大的痛苦。来自外部力量的破坏——种族仇视、官方的漠视、就业排斥以及欧吉布瓦人在接触欧洲人以来屡次失利的漫长历史——使得迁居后的社区彻底崩溃。与犹太人的情况完全相反，我们在欧吉布瓦人的案例只能看到集体性记忆在集体性失望之中弥漫。
我之所以引用上述三人作品是要表明，一个受创伤的文化能否康复取决于是否有集体不忘的决心。在不幸已经发生后，苦难记忆的形态直接影响经历过苦难的社会之重建。大川可以说是一个充满苦难记忆的社区，从身体受难的角度看，村民的身体直接受到折磨，体现在饥馑、被迫移民、强迫劳动、监禁，以及部分人的死亡。从社会角度来看，对宗教、家族组织、传统道德权威的政治攻击，断绝了实际帮助与感情支持的有效来源。
在肉体的创伤与社区的受难之后，精神痛苦本已难以忍受。几百年来一直为大川人提供自尊与认同的孔子后裔观念，一夜之间忽然变为污点。虽然当地的其他继嗣群体也遭受激进社会主义的磨难，但大川孔氏却不止一次地单独遭到打击。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大川号称为多村孔氏家族的总庄，又有县里主要宗教社团的头目生活在此，因而这个村子经受了一轮极端的打击。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批斗会、大字报接踵而来，而且在孔庙废墟上组织的羞辱性仪式进一步侵蚀着孔家人的士气。
苦难高潮当以盐锅峡大坝为标志。被逼离村的经历遍及家家户户。饥荒本已严重，移居更是雪上加霜。良田被抛弃后，祖坟也被毁坏。1992年，一个村民说：“移民之后，人们只求能活下来。村干部想尽一切办法挽救生命，恢复生产，但人们的心再也不能凝到一起了。”
来自水库移民或政治运动的打击仅为外伤。正像老孔庙的遭遇象征，不幸更在内部加重。在这个复杂而分化的微观社区，占据不同位置的人所经历的不幸是不同的。有些人遭到例行的迫害，如那些被轰到“劳改组”干活的四类分子。另有一些人，如大川的老书记，统治大川达二十多年。也有人曾一度显赫，但好景不长，从官职上被撤下来，遭到政治迫害或当众的侮辱。更多的人，其实是大川的大部分村民，承受着内患与外灾的双重重负。
基于这种情况，有关大川晚近历史的记忆造成具有爆炸性。正如我在前文有关老书记下台的叙述中所说，苦难记忆与报复行为交错。我们甚至可以说，老书记的倒台标志着人们从忆苦行动走向诉苦行动，最终将个体的以往风光视为集体以往灾难的源头。在这个村里，老书记的权威从未遭到过挑战，但在八十年代初期，他却开始失去自己权力的基础。1985年村里要求国家赔偿的时候，他却采取了漠视的态度。当大川民众在镇政府门前静坐的事件发生后，他又试图推卸责任。新上任的镇领导不仅没有因他没参加静坐而表彰他，反而为了安抚大川人默许了村干部改选计划。在新上台村干部掌权后，老书记因家人违背计划生育政策而被罚款。罚款本身数额不大，但这却代表大川权力结构的彻底改变。
大川老书记的倒台没有引发人身攻击，但其中怨恨情绪的作用昭然若揭。释放冤屈情绪的报复行为在中国文化乃为“社会认同所决定的道义责任”。
特别是当洗冤行为与家庭、亲属、政治同盟、私人朋友所编织的复杂社会关系连接到一起时更为如此。
具体地说，在大川有两种申冤图报情绪。一方面，很多人在政治运动中成为受害者。这笔账要记在一个代表那个事情的具体人物头上，而老书记正是历次政治运动最积极的执行者。分田到户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幸存者有一部分人开始拥有相当可观的乡土影响力，甚至在村外建立了较大政治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村庄历史地位的下降以及近期内争取移民赔偿的失败，村民中出现相当广泛的挫败感。即便权力的角逐者也感到挫败。个人的私怨与集体的挫败长期聚集，积重难返，最终向着本村最高权力的象征发泄。但这样一来，人们也许过于容易就找到了一个要为村庄蹉跎岁月负责的个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