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产阶级的好大喜功，有无产阶级的好大喜功，两种好大喜功。有资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有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大概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的一类。孜孜为利者，资本家之徒也。我们呢？我们就是另外一种急功近利。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79页）“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出自《孟子 尽心上》：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士轻利重义，多有舍利取义、以义生利、义然后取等诸多论述。上述引文也是表达这种“义利观”的言论，大意是：鸡叫便起床，孜孜不倦地行善的人，是舜一样的人物；鸡叫便起床，孜孜不倦地求利的人，是盗跖一类的人物。要想知道舜和跖有什么区别，没有别的，利和义的不同罢了。孳孳：同“孜孜”，勤勉不懈的样子。跖（zhí），相传为柳下惠的弟弟，春秋战国之际的奴隶起义领袖，先秦古籍中诬其为“盗跖”，后称其为盗贼的祖先。善：义。间：区别，差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到1958年，工业、农业总产值都较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大幅度增加，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也相继建立起来了，发展速度远超美、英等资本主义强国。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他认为，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还可以更高涨些，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还可以迈地更大些、更快些。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多次强调早在1956年初就不断提及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
然而，就在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十五年即可超英、二十年可以赶美时，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前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了急功近利的冒进行为，必须加以改正。这种观点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
1958年9月5日至8日，第十五次国务会议在北京举行。开幕会上，毛泽东就经济发展问题作了主题发言，再次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经济建设方针予以了肯定。坚信只要广大党员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就一定会大有希望。对于那些批评这条方针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言论，毛泽东认为这是“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三门科学或者是了解得不深不透，或者简直就不大去理会”所致。接下来，毛泽东分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急功近利”的不同：“急功近利”有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之分。对于资本家而言，他们的“急功近利”是“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是剥削无产阶级、获取剩余价值的做法。而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与此不同，是广大干群鼓足干劲建设新中国、改善生活的正确做法。讲话的最后，毛泽东阐释了当前国内国际的形势，进一步强调了调动人民积极性加快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和发展构想的理论，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急切改变国家落后和人民贫穷面貌的探索之举。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基础建设虽然在这场大跃进运动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盲目冒进、不切实际的做法也给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灾难，给相对薄弱的新中国经济基础带来了损失。毛泽东在第十五次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鼓舞了广大党员干部加快建设的热情，但他以阶级观点区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追求物质利益方面的不同，却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实际上，在追求物质生活问题上，“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固然有其不足，却也不是一无是处，仅仅以求“善”还是求“利”的标准来判定是非，是片面的。只要能统筹协调好经济发展、国家稳定与人民生活等各方面关系，处理好经济发展质量与速度的关系，即使在经济发展中步子迈大些也是无碍的。这就是今天我们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获取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