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成功，革命党人坐了衙门。革去了老爷、大人的称呼，撤掉了官老爷出行的仪仗，没有了虎头牌。但是，掌了大印的革命党，威风依旧，骑着高头大马，后面一队扛着快枪的披肩发革命军人。晚清的县太爷，有人顶撞，顶多抓来打顿板子，如果开明的地方，司法改革进度快，连板子都不能打。可是，革完命的地方，党人县太爷只要不高兴，就可以把人抓起来就杀掉。杀一个人，就像踩死只蚂蚁。老革命党人景梅九讲过山西运城发生过的一个故事。占了运城，坐了衙的革命党人，需要一个懂电报的。这种人才，当年不多，既要懂机器，会拍发，还要明白电码，一般都很牛气，一般都是洋人培养出来的。有人给推荐了一个，这个人可来了之后，革命党人居然忘记用了，把人搁在那里好长时间不管不问。当年这样的人才，怎么可能如此被怠慢，一怒，就写了一封信去谴责这些新官老爷。没想到，这封信居然惹得革命党人县太爷大怒，当天夜里，就派人把这人抓来，以造谣生事之罪，当即开庭，处以死刑。第二天天一亮，这个倒霉的死刑犯，就被五花大绑，背插亡命旗，押赴法场开刀要问斩了。若不是碰上一个革命党内的好心人，景梅九的夫人，拼命地说情，拼命地搅和，这人就真的被杀了。即便如此，怒气未消的新县太爷，还坚持要判这人终身监禁。这个倒霉的人，不是清朝官吏，也不是对抗革命的清兵，仅仅发了几句牢骚，就差点丢了脑袋。这样的事，即使放在清朝初年，统治特别强横的时候，县太爷就是想，都难办——程序太复杂。即使真的犯了死罪，也得一级一级审，最后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堂会审定谳，然后还得等到皇帝批了，秋后方能开刀。然而，号称废除晚清暴政的革命党人，杀个人，就这样草草，成心给“草菅人命”做注脚。
显然，革命党人也并非天生好杀，草菅人命，仅仅是因为自家的脑袋已经被革命正当性给填满了。革命发生，从古到今，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呢？只要革命成功了，中国和中国人，一切的一切都会马上变好，国人不再做异族（满人）的奴隶，国家跟上世界进步的潮流，文明、富足、现代，要多好有多好。这样的事业，还有什么能与之相比？还有什么能够阻挡？从事这样事业的人，理所应当脾气可以大一点，死上几个人，尤其是敢于跟革命党人说不的人，委屈一些不乐意剪掉作为奴隶标志的辫子的百姓，又算得了什么，都算是给革命扫除障碍。
所以，在这个时期，越是新加入的革命党人，底气就越足，如果这些人在革命中有了点功劳，气就更粗。干起事来，粗手大脚，豪情万丈。在他们的头上，有一顶革命的大帽子，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有这个帽子罩着。被帽子罩着的人和事，不知不觉，都变了形，变得让人看不明白了。
革命知府与弼马温
只要革命的官椅子坐稳了，权杖之上就会沾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掌握权杖的人，也会发生变化。
革命是为了什么？这事不好说。对于有些理想主义的人而言，当然是为了救国救民，革命一回，还世界一个富强而且争气的中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死了也在所不惜。也有些人，就是听说当年满人入关，杀了很多汉人，现在还继续当家，不拿汉人当回事，动不动就出卖本属于汉人的国家权益，讨洋人的欢心。革命就是反满，就是种族复仇。当然，也不乏有存心不良之徒，革命，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官为宦。只是，革命成功，面前放着大好的做官机会，有些只是为了反满的人，也难免食指大动，热衷起来。
当然，就情势而言，革命起来，改朝换代。老官僚走了，新官僚就得来，不然国家谁来管呢？革命党革命后做官，势所必然。革命党反清，也反对清朝官僚的作威作福，贪污腐败。轮到自己做官了，有理想的，都想力革清朝的弊端，由改头换面做到脱胎换骨。所以，官员称谓变了，老爷、大人见了鬼。武昌起义建立的鄂军政府，所有官员都一律每月二十元薪水，没有人坐轿子，改骑马了。但是，凡是官职，就意味着权力，权力是个具有魔力的东西，沾上它，人就会变。只要革命的官椅子坐稳了，权杖之上就会沾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掌握权杖的人，也会发生变化。
当然，即使在武汉，也存在这样的革命党，连跟前代形式上的区隔都不讲究，照搬旧官僚的一切，径直进去享受的。该坐轿坐轿，该坐堂坐堂，就是要当官做老爷。李亚东是个老革命党，很早就在新军当兵，从小兵一直熬到排长，不加珍惜，非要革命，是日知会的老成员。起义发生时，他还在汉阳坐监狱。汉阳光复，他从监狱里出来，被推举为汉阳革命党的首领。他没有客气。当地的革命党，甚至都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把知府知县之类的旧官衔改成民政长，李亚东还是做知府，革命的汉阳知府。当家后第一件事，就跟鲁迅说的占了绍兴的王金发一样，忙于把布袍换成皮袍子，他马上令人给他买一套绸子的袍褂。买来之后，他还嫌料子不好。将就打扮起来，原来知府衙门的行头，他均享用。有事没事，就乘四人大轿出行，原来的仪仗，伞旗执事照用，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跟清朝的知府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他的出行比人家要频繁得多，总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晃来晃去。革命党的同事批评他，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镇住百姓，不用仪仗，百姓不知官的尊严。不过，得意过了头，也有吃瘪的时候。一日，他到武昌都督府办事，忘记了那里的革命同志比汉阳多得多，居然也这样乘着官轿，排列着仪仗，浩浩荡荡地去了。结果到了都督府，卫兵们大叫：“这是哪儿来的满清怪物，给我打！”一拥而上。仪仗随从四散逃命，剩下李亚东面色如土，傻坐在轿子里，好不尴尬。
李亚东坐监，是在武汉，所以革命后，做官的机会比较多。跟他一起在武汉坐监的还有胡瑛，此人是湖南桃源人。在革命党中，宋教仁、胡瑛和覃振三人，号称桃源三杰。革命后，胡瑛做了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风生水起。而覃振则在湖南坐监，湖南光复晚了半月，等他出来，武汉政府的位置都满了。覃振一直都在武汉活动，熟人都在这边，于是出狱后去就去找老朋友加同乡胡瑛。哪知道，现在的胡瑛已经不是当年了。这位在外国人眼里，外表除了那套绸缎的裘皮马褂之外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家伙，现在掌握这鄂军政府的外交大权，人前显赫。这样漂亮值钱的马褂，胡瑛能一下子套三件，最外边的一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光鲜得一塌糊涂。见到破衣烂衫的老朋友和同乡，胡瑛想了半响，说，你来得太晚了，部里已经没有好缺了。这样吧，在鹦鹉洲还有一个驿站，有马两匹，没人看管，你先去看马吧，然后有机会再调剂。覃振来见老朋友，其实未必真的非要个官做，见他如此说，什么也没说，一笑而别。
自己做部长，让老朋友小同乡做弼马温，这事无论如何都有些蹊跷。那年月，革命后的政府，闲差特多，胡瑛位高权重，未必真的连部里一个闲差都给老朋友安排不了了。也许，越是老朋友，越是要压他一头，甚至不止一头更好。覃振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家伙，坐监坐久了，不知山中七日世上千年。鄂军政府内，自打停战，没有了危险，内争就白热化了。原先的种种革命情谊，都化成权力的明争暗斗。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乐意再来一个人分上一杯羹呢？
革命之后，好些理想主义的革命党人，都感到特别的失落。怎么当初追求理想的人，见了官帽子，就纷纷都变了，变得不认识了呢。爹亲娘亲，革命同志，都没有官帽子亲。同志之间的厮杀，一样刀刀见血。所以，革命以后，不少理想主义者开始遁入空门，做了和尚、尼姑，伴着青灯黄卷，打发掉了余生。其实，革命虽然有理想，但在某些方面，跟其他改朝换代的争夺也没什么不同。很多参加者，尤其是某些特别有办法，有权谋的参与者，参加革命，无非是一种豪赌，赢的，一头是自家的性命，一头是荣华富贵。赌输了认栽，赌赢了就一步登天。就算那些原先没有如此想的人，也都是血肉之躯，真的富贵摆在眼前了，想不动心，保持革命精神，还是有点难。想做官，也没大错，但是，革命了，做官没有规矩，谁上谁下，像没有规则的抢椅子游戏，自然会有点乱，一乱，让外人看了，好像连清末官僚都不如，也就心生怨望。
剪辫子的风波
辛亥革命，从整体上，对乡里社会没有多大的扰动，唯一的例外就是剪辫子。
在清朝，造反者剪辫子，从来如此。这事要赖满人，汉人历史上多次被北方民族征服，很少听说要易服易发的。满人入关，征服汉人，作为归顺标志，斤斤于辫子，造反的人，也就把剪辫子做投名状，逼人跟着走。辛亥革命时，最初革命党人剪辫子依旧这个心理，辫子一剪，逼你造反，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其实，在当时，当家的满人，已经跟他们的祖先有所不同，不怎样在乎脑袋后面那根辫子了。新政期间，好些洋学生都没有辫子，甚至一些时髦的满人也剪了辫子，剪就剪了，没听说朝廷把谁怎么样了。虽然说，在革命党的宣传中，辫子是作为归顺清朝的奴隶标志存在的，但是，国人真正对辫子感到不舒服，还是来源于外国人的嘲笑，人家说那东西是pig tail，猪尾巴，一种劣等民族的象征。租界里红头阿三抓中国人，揪住辫子，一抓一串，在大街上昂然走着，刺激着所有来过上海的国人的神经。况且，在西人眼里，中国人脑后的辫子，不仅怪，而且是不卫生，不文明的象征，男人留那么长的辫子，梳洗不便，难免生虱子，使得要追求文明的清政府，也不怎么好意思坚持辫子主义。所以，原本就不怎么在乎辫子的清政府，在武昌起义之后，为了防止“投名状”的效应，也下令剪辫。在百姓的脑袋上，跟革命党分进合击。
尽管如此，投名状做不成了，出于习惯，革命党还是特别在乎剪辫。革命成功之后，执行最严格的命令，就是剪辫。革命后成立的军政府，一般都会派出剪辫队，或者巡查于街市，或者盘踞于城门，手执大剪刀，看见留辫子的人，不由分说，拉过来咔嚓就是一剪刀。从当时留下的老照片看，被剪者的无奈和剪者的兴奋，都非常鲜明。显然，这个时期的革命党剪辫，不再是为了跟清政府较劲。他们主要是在为民族扫除耻辱，或者说，是为了跟外国人争气。
当然，除了在革命前后自动剪辫的年轻人之外，多数人其实是不乐意辫子被剪的。革命后，读书人固然很乐意被推举出来维持地面，甚至帮新政府做事。但却不打算马上去掉自己脑后的辫子。一来，清政府的剪辫令是被动发布的，此前在人们印象中，没了辫子还是有政治上的风险。两百多年了，都知道皇帝特在乎臣民脑后的辫子，由此形成的刻板印象，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消除。二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脑后的辫子，习惯成自然，自然变好看。一朝脑后空空荡荡，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婆娘都不喜欢。虽然说洋鬼子进入中国，已经有好几十年了，但真正见过洋人的读书人，还是不多，亲身领教过洋人讥讽的，更是凤毛麟角。留过洋的革命党人所经历过的切肤之痛，内地的读书人根本就没有。读书人如此，一般百姓也一样。在那个时代，百姓是要跟着读书人走的。他们也害怕没了辫子，以后朝廷会计较，也感到没了辫子不好看。就是自家的媳妇，发现丈夫没辫子，都会哭闹的，何况别人？好些头发长的不错的男人，一根乌黑油亮的大辫子，一直都是他的骄傲，甚至可以指望它赢得女人的青睐的，突然之间被人剪了，不说如丧考妣，也相当难受。更何况，一般的百姓，对于辫发，还有一种巫术式的思维，在他们看来，人如果没了辫发，身体似乎就不全了。不全的身体，就意味着某种的不祥。所以，辫子被强行剪掉的农民，都会大哭不止，而且都会跪求把剪下来的辫子还给他，他带回家去放起来。冯玉祥回忆说，当初他的军队，许多士兵剪辫的时候，都是痛哭不已，而且都把剪下来的辫子郑重地包好，收藏起来。那情状，就跟做太监的人，哭着保留好自己那根剪下来的宝贝似的。
辛亥革命，从整体上，对乡里社会没有多大的扰动，唯一的例外就是剪辫子。为了抵抗剪辫，乡下人想出来很多办法。一是装道士，道士可以带高帽子，还可以把辫子散开，扎成发髻。所以，一时间道士服走俏。二是带尖顶帽，把辫子盘起来，用帽子罩上。读书人则把过去的儒巾，即方巾翻出来，把辫子盘起，罩上方巾作为掩饰。但是，这些招数，碰上难缠的革命党人，还是会被识破，辫子依旧保不住。况且，这些办法都比较费钱，要花钱买布、买帽子。农民没有这样的闲钱，所以，最好的抵抗方式，就是不进城了。无论挑粪还是卖菜，总之不去城里就完了。这样躲着城市，对于农民来说，是有些损失，挣不到钱了，但城里人麻烦就大了。那个时候，城市里没有下水道，粪便的处理，全靠农民进城挑粪，城里得了清洁，农民得了肥料（多数地方得花钱买）。农民一天不挑粪，城里就臭的不行。如果再加上没菜吃，城里人就更受不了。因此，这种抵抗，在当时还真的很奏效，一时间，革命党人剪辫的积极性小了不少。大规模对农民辫子的围剿，只维持了不长时间。民国之后，又过了好些年，在城里人逐渐的带动下，农民的辫子才逐渐少了下来。这也仅限于发达地区，在不开化的内地，直到1940年代，好多男人脑后还是有辫子。鲁迅先生的小说《风波》说的1917年跟张勋复辟有关的故事，跟乡间的真实相去其实不远。也就是说，即使在浙江这种比较开明的地方，到了民国六年，乡下剪了辫子的人，也还是辛亥当口撞上革命党了的，多数人，其实脑后还有辫子，也喜欢辫子。农民对辛亥革命的反感，也跟剪辫子有关，当时有民谣曰：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这里的和尚，说的就是剪了辫子的人。中国不是佛国，家里有和尚睡，不是好听的话。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人脑袋上头发的那点事，还真是有点麻烦。
又见汉官威仪
会党对戏装有着强烈的爱好。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汉官威仪。
衣服和头发，往往会跟政治扯上非常密切的关系。孔夫子感谢管仲，说是没有他，我们就披发左衽了。也就是说要跟蛮夷梳一样的发式，穿一样的衣服——从左边开襟。但是，后来五胡乱华了，逐鹿中原而且逮到鹿的胡人们，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要求汉人跟他们一样，有的时候，反而他们要学汉人。看来，这些胡人并没有怎么把孔夫子的话当回事，在衣服和头发上，态度相当含糊。这种含糊，一直保持到满人入关。真的较真的蛮夷，热衷于以夷变夏的种族，就是满人。他们用武力强迫汉人改发式，变衣冠。把头发大部剃去，后面留一点编成小辫子，衣服自然也要随他们——左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