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其实对于暗杀比对起义更热衷。不起眼的炸弹，在那个特别的年代，起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革命的炸弹旋律
有人传说革命党人有种“人体炸弹”，人把炸弹吞到肚子里，找到目标之后，一按按钮，人弹齐炸，威力无比。
革命党人最喜欢的武器，是炸弹。无论是暗杀，还是起义暴动，革命党人首选的利器，不是枪，也不是炮，而是炸弹。这种炸弹，多半是手掷的，类似于后来的手雷或者手榴弹。广州革命党人炸广州将军凤山，炸水师提督李准（炸伤），北京革命党人炸禁卫军统领良弼，都用的是炸弹。著名的吴樾刺杀五大臣，也是用的炸弹，只是还没来得及接近目标，就因火车的晃动，炸弹提前爆炸。暗杀如此，革命暴动也如此。辛亥年黄花岗起义，革命党选锋个个手持炸弹冲锋，炸弹大王喻培伦造炸弹手艺一流，起义所用炸弹，都出于他之手。林时爽率二、三人，边冲边扔，所向披靡。黄兴后来总结经验，说起义的失败，部分原因是大部分起义者，不善掷放炸弹。辛亥革命中，各地革命党起义，几乎都离不开炸弹，以至于革命军中有一种特别的兵种——炸弹队，一干敢死队员，手中没有别的家伙，只有炸弹。这种在后来的战争中，是稀松平常的玩意，但在当时，清军听听都怕。
清朝的军火工业，是师夷之长技的果实，很早就会制造火药，从黑火药到栗色火药到无烟火药，都会造。在19世纪80年代，就会制造水雷和地雷，但却没有制造过手雷或者手榴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初，手掷炸弹这种武器就已经出现了，但广泛地应用到战场上，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事。可能是因为当时手掷炸弹的稳定性还不够好，不便于军人随身携带，万一出事，对于集团生存的军人，是非常致命的打击。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初的中国军事改革中，新军包括巡防营，就没有、也不可能配备手掷炸弹，当然，也就不会教授相关的使用知识。而革命党人恰恰相反，他们获得枪支不易，好容易筹到钱，从日本等地买了枪，运到国内，千辛万苦不说，还有很大的风险，弄不好，连人带枪都被查获。所以，试制炸弹，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只要能搞到相关的化学原料，再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就可以尝试一下。有危险他们不怕，因为原本干的就是玩命的事。
无论哪种炸弹，试制起来都不易。造出来，携带和使用也有很大的风险。革命党人自造的炸弹，有威力比较小的黑火药炸弹，也有威力很大的硝酸银炸药甚至硝酸甘油炸弹。试制炸弹，是留学生们的杰作，他们从国外学来了化工知识，唯一的应用，就是造炸弹。在日本试验，回国也试验。在日本的横滨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研制炸弹的机关，请一个俄国虚无党人（无政府党）做教授。后来日本人管得比较紧了之后，革命党人多数的炸弹，都是在国内造出来的。一个革命党人，后来在回忆录中纪录了其中一种炸弹的制法：用普通香烟铁罐，装入盐酸、液体燃料，再掺和一点铁片（飞溅出来增加杀伤力），中间有孔，用玻璃管装上硫酸，封好，最后用铁盖盖上。这样的炸弹，投掷的时候，时靠撞击引发的，但危险性极大，稍不慎，就把自己炸了。
阎锡山在日本的时候，也是同盟会中人，据他自己讲，他回国时，曾经带回两颗炸弹，准备革命用的。但是，回国做了官之后，一直就放着没用。当年以翰林身份投身革命党的蔡元培，就曾经是个炸弹迷，据说吴樾刺杀五大臣的炸弹，就是他参与试制出来的。由于香港九龙一带清朝和港英当局两不管，所以，革命党人在那里设置了造炸弹的据点。无怪乎广州的革命党人，无论暗杀还是暴动，都喜欢用炸弹，供应充分。但在其他地方，这样的试验往往失败的比较多，好些人因试制炸弹而负伤，甚至丢了性命。辛亥武昌起义前夕，就是因为革命党人在汉口英租界试验炸弹失败，炸伤了自己人不说，还累及机关被发现，连党人的花名册，都落到了清政府手里，差点坏了大事。辛亥革命重庆起义的革命军中，炸弹队二十余人，才有六颗炸弹。像四川这样的偏僻的地方，试制炸弹，实在太难了。还没等革命军进城，性急的城里学生做了假炸弹，在会场上吓唬重庆知府和巴县知县，让他们交出政权，还真的奏效，两个乖乖地把大印奉上。可是，广东阳江的革命党人就没这么幸运。他们也做了假炸弹，去吓唬当地的巡防营，要他们投降。巡防营还真的害怕，正在犹豫，一个冒失鬼把假炸弹丢了出来，只冒了股烟。这下人家知道是假的了，一阵枪就把革命党给打跑了。
由于清军没有配备炸弹，官方也没人乐意冒险试制，因而对炸弹往往感到相当陌生。陌生产生恐惧，所以，清朝的军队和官员，尤其是满人，对于炸弹，往往怀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在传说中，人们往往把炸弹传得很神，说革命党人的炸弹，不仅可以把人炸飞，而且可以炸开城墙。甚至在那个时候，就有人传说革命党人有种“人体炸弹”，不是现在极端恐怖主义者把炸药捆在身上那种，而是说人把炸弹吞到肚子里，找到目标之后，一按按钮，人弹齐炸，威力无比。加上革命党人的炸弹战术，的确也成功过几次，所以，对炸弹的恐惧，就成了某些人的病。原本，在袁世凯答应革命党人条件，逼清廷退位之后，满人亲贵集团还有人意图顽抗，但在彭家珍用炸弹炸死良弼之后，所有的满人都吓得如鸟兽散，诺大的王朝，连上朝的人都没有了。六神无主的隆裕皇太后，只好乖乖地交出政权。这种对炸弹的恐惧，直到1924年冯玉祥逼溥仪出宫，满人亲贵依然有。原本这些亲贵还想赖着不走，负责执行的军官拿出手榴弹摆弄一下，就把这些人吓萎了，乖乖走路。但是，反过来如果有人拿炸弹来吓唬革命党，就不灵了。广东独立后，各路民军都来到广州，鱼龙混杂，有支民军（石字营）因索饷不遂，乃携土制炸弹，来到都督府，声言若不立即发饷，就扔炸弹。当时的都督胡汉民就是老玩这个的，根本不在乎，立即命人将来人拿下，当场推出枪毙，连带着石字营也给撤销。班门弄斧，炸弹成了砸到自己脚的石头。
暗杀乎，起义乎
一场只有三个人参加的起义，当然，在外界看来，只是一次暗杀而已。
革命党人喜欢搞暗杀，也喜欢闹起义。按说，起义和暗杀应该有比较严格的界限，但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天，徐锡麟在安徽首府安庆闹的那场事，教科书上说是起义，但是，当时的中外媒体，都说是暗杀。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就是在日本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的，报上刺客的名字，还是拼音。别人不明就里，可作为同乡和光复会的同志，浙江人一看便知那是谁。
当然，当初徐锡麟和秋瑾他们，的确是要发动一场规模宏大的起义来着。这场起义，在浙江也谋划准备了多时，同党众多。可惜起义规模过于庞大，参加者会党中人又过于无纪律，不等号令，便接二连三地擅自行动，然后接二连三地失败。安徽这边，徐锡麟似乎又过于势单力薄。他做着安徽巡警处的会办（警察总局副局长）和巡警学堂的监督（校长），不知是由于时间太短，还是他一口的绍兴土话，没人能听得懂，或许是兼而有之，反正直到起义发动，当地人似乎一个真心跟着干的都没有。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在当地发展成员。如果是起义的话，也是仓促发动的。起事之前，徐锡麟的确跟巡警学堂二百八十多名学生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但是，这种急来抱佛脚的动员（又不能明说），估计除了让学生们做了一回丈二和尚，大家一起摸不着头脑，没有其他的作用。
徐锡麟起事的日子，也就是恩铭送命的日子。说起来，这个日子，还是恩铭自己定的。本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定在那年的五月二十八日（阴历），可是，那天是恩铭一个幕友老母的八十岁生日，他答应了要去参加，于是典礼提前到二十六日。一场起义，真正知情的，居然只有徐锡麟和他带来的俩人，一个陈伯平，一个马宗汉，有枪的也就是他们仨。发难之际，仨人的枪都往恩铭身上放，恩铭一共中了八枪，被打成了筛子，当时居然还没死（看来徐锡麟的手枪威力有限，而传说中的百发百中的枪法，也要打折扣）。其余俩护卫一死一伤，陪同的道台和知府也受了轻伤。按计划，徐锡麟是计划让马宗汉关上大门，把学生都圈住，谁也别走。看来原本是指望他一行动，学生们都会跟上的。结果枪一响，人根本圈不住，大部分都跑掉了。剩下三四十个龟缩一团，徐锡麟骗他们说，有人刺杀巡抚，作为警察，应该出来维护治安。这些学生可能被吓傻了，的确也没看清当时发生了什么，于是被半哄半骗半威胁（拿枪逼着），带出了学堂，奔了军械库。到了军械库才发现，里面的炮没有炮拴，枪和子弹对不上，根本派不上用场。当清军围上来的时候，学生又跑了大半，剩下的也没有动手的。真正抵抗的，就是徐锡麟和陈伯平俩人，连马宗汉都缩了。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被俘。后来，两江总督端方来处理这个案子，相当理性平和。经过详细的审问，牵扯到的巡警学堂的学生经过核实，没有革命党，也没有掺和起义，最后都放了。徐锡麟的父亲投案，经过审查，发现他跟儿子的活动没有关系，也放了，只把徐锡麟的弟弟关了起来（幸亏清朝刑律改革，否则要族诛的）。后来搜查徐锡麟的住所，里面他跟同志来往的书信，甚至于同志的誓书居然还都在，可见起义发动之仓促。
实际上，尽管徐锡麟做了安徽警察的头子加上巡警学堂的校长，位高权重，但是，首府安庆的其他革命党，由于地缘的差异，却没跟他们有过联系。自己的党徒，只有他和两个随从。徐锡麟当初在绍兴时一呼百应的能量，在安庆一点都没施展开。他来安徽，原本是湖南巡抚俞廉三的面子，他本是俞的表侄，加上使钱运作，结果俞把他大力推荐给自己的学生恩铭。一来，老师推荐的力度大，又是老师的亲戚；二来，徐锡麟的确能干，说起新政（警察属于新政）头头是道。所以，徐在恩铭这里很受重用，说是巡警处会办，实际上总办直到起义发动才到任，安徽的警察事务，都归徐锡麟管。徐锡麟被捕后，审讯的清吏对此很是不平，问徐锡麟恩铭对他不薄，为何他还要这样？徐锡麟承认“抚台厚我”，但他认为那是“个人私恩”，而他杀恩铭，属于“排满公理”，为人不能因私而废公。中枪濒死的恩铭，显然不能这样心平气和。他在给太后和皇帝的遗折上（当时他还清醒），特意把俞廉三抖了出来，等于揭发了他这位老师的错处。对自己上了当，用错了人，懊悔万分，末了，还特意提醒朝廷千万留神留洋学生。如果他不死，这个满人中热衷新政的干将，肯定会变成一个保守派的。
一场只有三个人参加的起义，当然，在外界看来，只是一次暗杀而已。徐锡麟在安庆两个多月，由于在当地没有根基，时间太短，连个熟人都没有，加上一口绍兴土话，也没人能听得懂，因此也就难以拉起一支队伍。尽管做了警察头子，但在警察里却没有发展一个党徒。所谓革命的本钱，除了十几支手枪，就是三个绍兴人。这样的起义，能杀掉一个巡抚，已经算相当有成绩了。徐锡麟的口供，其实明说了他就是要杀几个满人，一个是恩铭，一个是端方，一个是铁良和良弼，这些人都是满人之雄，对汉人威胁最大。所以，安庆的起义，如果能临时鼓动些人起来，闹成大事，占领城垣，就是起义，如果不成，只能算一次暗杀。
暗杀团的骷髅
暗杀的实际作用，就像暗杀团用来练胆的骷髅，放在那里，配合着夜色和烛光，的确够恐怖。可是见得多了，也就那么回事了。
刺杀五大臣的革命党人吴樾，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暗杀时代》。在中国进入20世纪之后的头十年里，的确是个暗杀时代，尤其是在新政开始之后的那些年里，几乎年年都有暗杀发生。虽然说，中国人已经接触洋枪有好些年了，但是，对于新式手枪和炸弹可以用做暗杀， 清朝大员们显然没有准备，这两种玩意，对于暗杀实在是过于方便的利器，尤其是炸弹，更是威风八面。太平天国灭后，清朝大员马新贻被刺，杀手用的还是匕首。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官员，在革命党的暗杀中屡屡中招，跟他们八抬大轿，鸣锣开道，招摇过市的出行方式有关。一行人声势浩大地过来，只有官员坐的轿子目标最大，就好像是跟人说，来吧，我在这儿呢。轿子上又没有装装甲，走得又慢，无论是枪打还是炸弹炸，非死既伤。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改乘火车，人多眼杂，暗杀就不那么方便了，所以吴樾实际上是炸了自己，暗杀的目标只受了轻伤。电影《十月围城》上映，记者问我，清政府是否有过这样对孙中山的暗杀？我说，如果有的话，只能是反过来，都是革命党人暗杀清朝大员，连太后和摄政王，都是他们暗杀的对象。孙中山只有在还不出名的时候，有过一次不明不白不伤皮肉的“伦敦蒙难”。暗杀，当时是革命党人的专利。清朝政府，只有招架的份儿，哪里能想到去暗杀孙中山？
暗杀跟武装起义一样，是为了打江山。相对而言，当时的革命党对于暗杀的重视程度，居然要超过策动起义。台湾学者陈孟坚研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现《民报》对鼓吹暗杀格外热衷，所载图画中，暗杀主题的占到22·67%，而在讨论革命手段的行文中，鼓吹暗杀的占到21·65%。吴樾刺杀外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说起来多少有那么点不够正大光明，因为是为了阻止清朝向好的方向变革。但《民报》连篇累牍地报道，把他说成是民族英雄和楷模，还为他的行为编出一系列的所谓正当性理由，虽然说来说去，无非是满人种族低贱，而且有屠杀汉人的前科，没有资格再统治中国，但居然列了六条之多。原本对暗杀不甚热衷的黄兴，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对组织起义心灰意冷，也转而期望暗杀。显然，暗杀比起义要方便，几个不怕死的，再加上趁手的家伙，就可以操练。正因为如此，清朝的官员可恨者，要杀，比如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多次镇压起义，连续两次遭到暗杀，最后一次被炸成重伤，差点送命；表现还不错的，甚至对暗杀者有恩者，比如安徽巡抚恩铭，也要杀，因为他们活干得太好，对革命不利，不可以私恩替代公义。良弼这样对汉人不错的满族人才，更要杀，因为他有更大的欺骗性。连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这种“好事”也要加以阻止，因为清朝真的立宪了，革命也就不好再玩了。中国人暗杀的直接榜样，就是俄国的民意党人，所有民意党的暗杀英雄，也是革命党的英雄。在日本的时候，俄国民意党人还教同盟会制造炸弹来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