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牢就是租界里的洋人办的监狱。按道理，所谓的租界，不过是洋人在中国租的地，租地之内，怎么能有监狱？但是，在那个年月，中国国家太弱，明白事的人也少，租界硬是被洋人稀里糊涂地变成了国中之国，不仅拥有独享的管理权，而且有司法权。不仅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中国当局管不了，就是租界的中国人，也归租界当局管，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外合审，但实际上是外国人当家。这样的事，从道理上讲属于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但是，从晚清到民国，这样的侵犯，对于那些政府反对派而言，却是不言而喻的好事。最明显的一件好事，就是1903年的“《苏报》案”，涉案的章太炎和邹容，没有因此被判死刑，也没有坐中国人的监牢。
章太炎一生坐过两次牢。一次是因为上门去反对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虽然实际上是坐监，但吃得好，住得好，可以随便见客，还有一堆警察伺候他，供他消遣，严格讲不算坐牢。真正坐牢，是因“《苏报》案”的西牢三年。那是正经八本地坐牢，吃牢饭，穿囚衣，还要服劳役，还挨过西人牢子的拳脚。
太炎先生是国学大师，国学功夫，海内没有不服的。后来北大文史哲诸专业，基本上是章门弟子的天下。太炎先生还是革命家，说起光复会、同盟会，没有人能忽略了章炳麟。章门弟子后来说，老师对于政治，比对学问更关心，说起政治，眉飞色舞，说起学问，昏昏欲睡。但是，依我看，太炎先生的本分，其实是名士。在传统社会，凡是学问大但却不入仕途的人，大多为名士。这其中，有些人于仕途是进去了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出来了，有些则根本就不想进，不能进，章太炎属于后者。
名士要有名，而且有大名。有名，往往伴随诸多非常异议可怪之事。太炎先生种种名士的派头，名流的逸事，都是在有名之后。很多人回忆太炎先生都提到他完全不认路，在日本的时候，但凡出门，就得有人陪，没有人陪，就走不回来。晚年在上海，自己出门回来的时候坐黄包车，不知道住在哪里，非说车夫应该认识他，不认识他不应该。于是车夫只好拉着他满街走，如果不碰上熟人，还真不知道怎么了结。但是，我们在太炎先生年轻的时候，就没听说这样的事，戊戌维新的时候他在上海跟汪康年他们办《时务报》，一个小萝卜头而已，事实上没有人会这样照顾他，好像也没听说他丢了。世家子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里也多次提到他的来访，也未见得次次都有人陪。至于他宣言革命就要有神经病，自己动辄对人发神经。去见袁世凯，用勋章做扇坠，不见就大发雷霆，打烂总统府的家具，被软禁之后的种种非常异议可怪之举，逼着警察管他叫老爷，时时请安天天磕头，更是成名之后的杰作。成名之前，他也活了几十年，为人子，为人徒，办报纸，好像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怪。他在上海爱国学社给《苏报》撰稿的时候，人称他的怪诞，也无非是剪了辫子，半长的头发分梳两边，身穿长袍，外面裹以和服，天天叼着香烟而已，坐洋鬼子监牢的时候，也还正常。后来的怪诞，是后来的事。
上海公共租界的监狱，位于黄浦江边的提篮桥附近，今天已经找不到了。虽然是洋人的监狱，由于主要用来关押中国人，狱卒主要是印度人，人称红头阿三，所以一点都不怎么文明。卫生条件不怎么样，囚徒还要干很重的活，伙食不好，经常吃不饱，看守还动辄加以体罚。整个状况，跟其他东方国家的殖民地监狱几乎一样，糟到透顶。章太炎在进去之前，由于《苏报》的官司打了半年左右，中外闻名，但是监狱里的看守，却并没有当他是名人，照样不客气，一点不照顾。据章太炎自己讲，刚进去的时候，经常遭到虐待，印度看守最为暴虐。他脾气大，人家打他，他也回手。结果经常被打倒在地，被一群印度看守群殴，不择部位，一通乱打，脚踢棍打，他还被打昏过。据他讲，如果打死，就拖出去埋了，并没有尸体检验之事。看守惩罚犯人，还用一种把人反手背过来捆起来的方式，类似于今日所谓的背拷，捆上之后，犯人一个小时都受不了，“虽巨盗弗能胜。”章太炎绝食过，没有死了，但是，一同坐监的邹容却受不了罪，死掉了。
邹容瘐死之后，事大了。毕竟是名动中外的案子，当初英美领事为了不引渡两人，而且坚持轻判，跟清政府闹得很僵。如果让这俩人都死在监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他们自己国家的舆论就让他们受不了。所以，此后章太炎的待遇就明显改善了。做苦役让他做最轻的活儿，缝囚服和袜子。但是，章太炎给他们缝了个乱七八糟。看守也不敢惩罚，只好把他升为饭头，火头军。这个活儿，一般都是有钱人坐监，出钱买得的，有很多好处，饭可以随便吃，油水也大些，但此时只好让他来做。没想到，太炎先生饭不会做，也不虚心学习，反正依旧乱来。最后只好让他负责盛饭，这回，总算胜任了。所有的囚徒，都来巴结章太炎，马屁拼命拍，指望他勺下超生，多给一点。
“《苏报》案”是太炎先生一生的分水岭。此前，《苏报》的老板是陈范，主编是章士钊，太炎先生仅仅是个撰稿人，按道理，拿人都不该拿他，报馆主人和主编都走了，他却不肯走，于是被拿去顶杠。但是，官司打下来，三年牢狱做完，章太炎和邹容声名大噪。活下来的太炎先生，也就只能做名士了，一个革命家名士。这样的名士，在革命时代，名头更响。
张继：革命的棒喝党逻辑
革命战胜保皇，得靠毛锥（笔），靠演讲，但当时靠这两样还不行，于是棍棒登场了。
革命和保皇之争，是晚清的一大公案。革命的头儿是孙中山、黄兴，保皇党的头儿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前者主张革命，后者主张改良。论闹事的资格，孙中山比较早，但闹得动静比较大，还要数康梁。甲午之后到新政之初的这段时间，基本上是康党的时代。毕竟，一场百日维新，惊天动地。直到国内立宪派兴起，他们的灵魂也是康梁的思想。革命党后来居上，教科书上说，是源于一场大论战，革命党人的生花妙笔，战胜了保皇党。但这实在不好判定，两家打笔仗，谁输谁嬴，其实没法算的。直到辛亥革命爆发，说康梁一派就完全没了市场，还真是未必。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党的势头的确起来了。但这崛起，并非单纯靠的笔杆子。
戊戌政变，康党流亡海外。作为一场国家变革的失败流亡者，他们据有天然的优势。在世界各地，特别是那些华人华侨的聚集地，康梁们不仅受到希望中国变革的华人的拥戴，而且也得到各地政治团体、政客，甚至政府的青眼。康有为又是一个懂得做秀的政治家。一个原本不是给他的所谓衣带诏，被他炒作到了极致。这个只例行公事见过光绪皇帝一面的小小的七品主事，俨然成了皇帝的师傅，大清的无冕钦差。任何人想要见他，不仅要上货，而且必须下跪磕头。就这样，海外慕名者，络绎道上。康有为的只纸片字，都成了宝贝。作为一个流亡政治家，康有为实在是过足了瘾——代理皇帝的瘾。不仅如此，康党还利用衣带诏筹钱，说是衣带诏给了康有为权力，可以给海外华人封爵，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再下就是各种骑都尉、云都尉。封赏倒是平等，无论出身，见钱就赏。一个公爵一万，以下依次减少。也不知道是不屑于做呢，还是那时作假技术不够精当，反正康有为只是这么说说，连个假的衣带诏也懒得做一个。但凡有人提出想要验明正身，肯定劈头盖脸一通驳斥，衣带诏决不示人。
那年月，皇帝在海外华人眼里是有分量的，所以，保皇党的势力很大。但是，革命党人的活动地域，是跟保皇党重叠的。在国内发动起义，不仅资金要从海外来，连骨干人员也得依赖海外。因此，海外的华人所在，无论美洲的唐人街，还是南洋的华人区，势必成为革命保皇两党的必争之地。保皇党开会，人多势众，革命党则门可罗雀。孙中山在美洲大陆，走到哪儿都是保皇党的地盘，但凡华人会所，里面大抵挂着光绪皇帝的像。发表演讲，不攻击保皇党还好，一骂保皇党，人就走光了。
革命战胜保皇，得靠毛锥（笔），靠演讲，但当时靠这两样还不行，于是棍棒登场了。最出名的武戏主演是张继，这个国民党的元老，后来扮的是文官角色。可在当初，他可是打架的高手。最早他是大清国的留日公派学生，到了日本之后，受不了日本人的挤兑，一怒之下剪了脑后的辫子，惹得留学监督姚某人一通咶噪。说得张继无名火起，约了同在日本的剪辫党陈独秀和邹容，找了个桃色绯闻的茬子，一个抱腰，一个捧头，一个挥剪，咔嚓一声，把姚某的辫子也给剪了。从此之后，这三个宝贝，就只能做职业革命党了。
连留学监督的脑袋都敢摸的人，还在乎什么保皇党？张继的武器是一根粗大的枣木手杖，每逢保皇党开会，他就带着一干人前去，梁启超刚要说话，张继大喝一声：马鹿！（日语混蛋的意思）飞身上台，举杖便打。梁启超们开始还想与之辩理，没想到枣木杖招招见肉，秀才遇见兵，有理没处说，只好逃走。据参加棒喝的山西革命党人南桂馨说，他们打走了保皇党，居然接茬在原会场开会演讲，梁启超们请来的日本嘉宾，竟然也不走，还登台说话。此后，每逢保皇党集会，张继不知便罢，知道了肯定去打，保皇党人多，能打的人不多，都架不住张继的棒喝党勇猛。日本警察也不爱管这中国人之间的滥事儿，所以，就这样打来打去，保皇党的声势就萎了下去。有样学样，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也这样打，保皇党徐勤来新加坡演讲，逃得不快，生生挨了一顿好揍，揍得他再也不想来这个地方了。当时，同盟会有四大打手，张继排名第一。无论什么年月，想造声势，行动说什么也比语言顶用。
不过，保皇党的失势，也不尽赖革命党打手的打，他们自己也自己的问题。一边拉人，一边捞钱，手段就是蒙人，蒙华人也就罢了，有时还蒙到老外头上。什么时候，都有老外热衷掺和中国的事。有些人出钱买康梁们卖的爵位，加拿大人康乾伯（Comchanber）在梁启超手里买了一个男爵，意犹未尽，还要参加活动。梁启超于是封他为中国民军大元帅，驻奥克兰，训练华人子弟。但是没想到，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封了另一个交了钱的美国人荷木李（Homer Lee）为中国维新皇军大将军，爵位是子爵，驻扎洛杉矶。不巧的是，两人碰了面，各自都要对方听命。老外认真，谁都不肯妥协，打了起来，告上法庭。闹得沸沸扬扬，保皇党为之声誉大坏。后来，那个荷木李，竟然投奔了孙中山。辛亥革命，孙中山回国做临时大总统，还把这个外国的冒牌李将军带了回来。据革命党人刘成禺讲，南京城北梅溪山庄就是李将军的公馆，门上挂着“李将军行辕”的牌子。不知道这个李将军麾下，除了勤务员，有没有兵？
其实，真正决定革命和保皇胜败的，不是论辩，也不是棒子，而是国内清朝政府的政策。如果清政府的政策一直比较对头，能够充分满足地方实力派和士绅的利益，保皇就肯定占上风，革命基本上就没戏。反之，只要朝廷出了错，而且是不肯改的大错，比如拼命收权，打江山坐江山，革命就有了机会。
秋瑾设计的军衔
她所设计的军制，其实真的比清朝的新建陆军要高明，有日本的影子，也有一点中国的痕迹，
晚清的军制，到新政时，已经变了几次。八旗姑且不论，绿营兵制，是承袭明朝中叶以后的镇守体制。一省长官为提督，其次为各镇总兵，总兵以下为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隶属于总督、巡抚以及提督、总兵的部队，编制为标，标下为协，由副将统帅，其余由参将到守备，统辖的部队均为营。营之下为讯，由千总、把总统领。这种体制，官衔等级虽然分明，但每个标、每个营之间，不仅强弱不等，兵力多寡差距也很大。加上打仗的时候，各个营分别组合，另派大员统率，兵与兵，兵与将之间，两两不相知。上了战场，唬人可以，真打就有麻烦。说是派上一个营，多的时候近千人，少的时候百人不到，叫指挥官可怎么算兵力多寡？
太平天国闹将起来之后，湘淮军基本上顶替了八旗和绿营，湘淮军的体制是勇营制度，基本单位为营，每营四百多人，营下分为四哨，每哨百多人，哨下分八队，每队十多人。但统领者的官衔，依然如同绿营，无非提、总、副、参、游、都、守。只是由于仗打得多，官升得快，一个队的头，绝不是千总、把总，而可能是总兵、提督。不过，据研究者的研究，说是湘淮军的兵制，比起对手太平军模仿周礼的军制，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结构，还是要好些。因为同样采用洋枪洋炮，湘淮军的体制比较接近西方营连排班的结构，只是在连和班之间没有排。这样的排列结构，比较合适使用现代火器。的确如此，别的不讲，太平军每个小单位都有自己的旗帜，打起仗来，打旗的太多，有时感觉呼啦拉一片旗云，这样一来，吓唬人挺合适，但真打，放枪格斗的人自然少了。
到了湘淮军也不中用的时候，清朝新政，新建陆军的兵制，又为之一变，彻底西化，具体地说是普鲁士化。军、镇（师）、协（旅）、标（团）、营、队、排、棚（班），军长叫军统，师长叫镇统，旅长叫协统，团长叫标统，营长叫管带，连长叫队官，排长就叫排长，班长叫棚头。但是军官的军衔，却还没来得及实行西式的，依旧按绿营的阶梯排。这样的军制，虽说西化，但在名称上还有点中国特色的尾巴。这个尾巴，要在辛亥革命之后，进入民国才彻底切掉。不仅各级长官的称谓，连西方军衔也采用了。
不过，在清朝新军和民国军队之间，还有一种新军改进版的军制设计，这就是1907年光复会起义组织的光复军。这个军制，是革命党的女英雄秋瑾设计的。光复军分为三路，北路、中路和南路，北路设三个师团，中路四个师团，南路两个师团。另一说是光复军分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为标志，分为光字军，复字军，汉字军……每军首领为大将、副将，然后是行军参谋和行军副参谋。每军下设左、中、右三军，军下设三佐，左佐、中佐、右佐，佐下有尉，左尉、中尉、右尉。但不知师团和军是什么关系，在清朝官吏查获秋瑾的文件中，似乎没有说明。革命党人陈去病写的秋瑾传中，干脆就没有师团的说法。也许，三路师团的设计，是为起事成功扩军以后设计的。
光复军不仅有军制、军衔，连服装都设计好了。军装是白色包头，对襟黑色军服，有肩章，还有胸带，自大将到佐尉，均挂胸带，一如西洋军人悬挂勋章之斜胸带。胸带的颜色代表军衔，黄色最贵，次白色，再次红色，最次浅蓝。跟后来用星和杠来区分，意思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