谘议局的运作效果存在着梯度的效应，江浙一带最好，其次是两湖，广东也不错，直隶虽然在北方，但由于袁世凯当年督直的时候就有力地推动了地方自治，所以直隶谘议局运作也不错。江浙一带，由于士绅权力一直比较大，地方官员早就习惯了遇事咨询士绅领袖的意见，现在只不过是把从前的幕后运作改到台前，所以，督抚和谘议局，大体合作不错。两湖由于士绅势力也比较大，所以，督抚尽管不情愿，双方总还不至于撕破脸皮。 但如果赶上个不大晓事的督抚，也会有摩擦。总的来说，原来的帝制垂直行政架构，突然冒出一个谘议局来，从上到下，都有点不便。督抚与谘议局之间，单就能否平等行文这点小事，就闹个不休。各省谘议局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争取到跟督抚的公文往来能够大体平行。谘议局和督抚之间，争执最多的，是预算问题。督抚方面原来根本没有预算意识，现在要提交审议，当然处处扞格。此外，四川的谘议局跟督抚在四川铁路控制权上有摩擦，江西谘议局跟巡抚在统税改征银元上有摩擦，广东谘议局则在禁赌期限上有摩擦，云南的谘议局则在增加盐价上有摩擦。这些摩擦和争斗，互有胜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自打有了谘议局之后，官员的行为，总体上说，收敛了许多，从前所谓的督抚专权，在地方政治意义上，正在被削弱。谘议局的出现，对于中国政治而言，最大的热闹，是发动了三次立宪请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声势高。各地谘议局为此组织了谘议局联合会，已经接近议会政党了。
如果说，地方上的政治，原本就有士绅参与的传统的话，那么，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可是从来没有这种传统。自明清以来，一直都是中央集权，极端的王权。尤其是清朝，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皇帝一个人手里，即使军机处，也无非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正因为如此，清廷对于资政院，在设计上，就力图使之无害化，钦选议员占多数，为的就是要资政院不给皇帝的中央决策制造麻烦。但是，这个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打错了。
事实上，即便是钦选议员，选上的大部分也是士绅出身，属于社会中有身份的精英。他们的出身和做派，决定了他们即使是皇帝钦选的，也不可能无原则地成为投票机器，更不可能毫无原则地按明明没有道理的官方意图说话。因为他们是中国的绅士，绅士有绅士的风度，即使是强权，也不可能轻易让他们逾出自己的本分，更何况，当时的皇权，远远没那么强势。毫无疑义，凡是民选议员执意要争的事情，按道理都是他们比较有理的。绅士讨论问题，明显有理的事情，说起来就理直气壮，反之，就话拙气短。所以，每逢资政院起争议的时候，钦选议员往往默不做声，有的，甚至“助纣为虐”，为民选议员帮腔说话。所以，钦选方面靠议长多出来的三票的微弱多数，根本不起作用。不仅议会辩论，民选议员占压倒优势，就是表决，官方也占不了便宜。显然，若要操纵议员，皇帝钦选部分还是太少，人员也过于精英化，如果他们把议会扩大到一千人，钦选八百，塞进大量只知表决方便操控的傻子，多少还有点戏。
1910年资政院弹劾军机处案，非常典型。此案的起因是这样的，该年湖南巡抚杨文鼎开办地方公债，未交本省谘议局议决，擅自开始发行。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抗议无效，愤而将该案提交资政院核议。自然，资政院对于这样明显的侵权案件，马上核议上奏。然而，朝廷调查此案之后，说未交谘议局议决，仅仅属于疏漏，而公债照发。这样的处理，无论如何都让议员们难以服气，在议会里吵翻了天。几位议员中的“大嘴”，比如江苏的雷奋、湖南的易宗夔、罗杰，直隶的刘春霖（最后一任状元），先后发言，据理力争，会场上掌声雷动，连钦选议员，也纷纷附和。但是，如果资政院是议会，那所对应的行政机构，应该是内阁，即使像日本的体制，内阁也要对议会负责。可是当时没有内阁，军机处不是内阁，仅仅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而皇帝（实际上是摄政王）是事实上的行政首脑，可是这个行政首脑，却又是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国家元首。资政院上奏之后，朝廷如此处理，虽然经手者是军机处，但却是以皇帝名义处理的。议员们这口气咽不下去，但要抗争，却不好冲着皇帝。所以，就以政务玩忽为由，要军机处到资政院来答复质询。军机处一向是口衔天宪的，根本不予理睬。资政院改由咨文质问，军机处答复，只有内阁才能对议会负责。这个案件还没了，云南和广西又接连发生两起巡抚侵权事件。这下没等朝廷拿出处理意见，资政院就决议弹劾军机处。军机处一见闹大了，而且自己这边没理，赶紧妥协，答应对违规的巡抚加以处理。但是已经晚了，这边资政院不依不饶，讨论了半晌，坚决不肯撤销弹劾。事实上，按当时不伦不类的体制，资政院应该是没有弹劾军机处的权限的，因为按宪法大纲，皇帝握有最后决定权，而军机处仅仅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不是什么弼辅，而皇帝是不能弹劾的。只有体制变了，成立责任内阁，才可以弹劾。但是，资政院却不管这套，经过讨论，虽然个别钦选议员琵琶半抱地为朝廷说了几句话，但弹劾案依旧以多数通过上奏。皇帝将此案打回来，议员们再次抗命，批评皇帝的朱谕不符合宪政精神。有人甚至说，如果皇帝不答应，干脆解散资政院算了。最后，资政院居然依然以一百零二人的多数票支持继续弹劾军机处。议案进呈之后，摄政王只好留中不发。事实上，这样的议案，早就超出了资政院的权限，可是朝中却没有人指出这一点。
必须要一提的是，谘议局和资政院的声音，往往会经过报界的放大，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载沣这样的少年亲贵当家之后，虽然办事远不及西太后老练，但媒体的开放程度，却大了很多。不仅上海租界内外的报纸嚣张无比，连天津、北京也有了敢说话的报纸，革命党人居然能钻进北京，在朝廷鼻子下面办报，对朝政说三道四。这也是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的议员们，都那么硬气的原因之一。
朝廷在议会吵吵闹闹，总是跟自己过不去的情况下，并没有放慢立宪的步伐，作为立宪准备的步骤，1911年5月，朝廷推出了责任内阁。可是，这个亲贵朝廷，一边立宪，一边却在收权，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皇族内阁，里面都是他们自己人。同时，还大张旗鼓地从地方收回路矿权。他们没有明白，士绅们主张立宪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要跟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亲贵们对于立宪多少有一点制度迷信，以为只要立宪的形式在了，大清也就保住了。可是，这种收权立宪的做法，彻底伤了士绅们的心，所有立宪请愿的领袖们，都一致认为朝廷搞的是假立宪。这种时候，平时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就起作用了，果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一腔热血换来这么个结果，失望之极。以至于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辛亥武昌起义一爆发，马上就跟造反者掺和到了一起。北京的资政院开会，愤怒地叫骂，嚷成一片。先是众声一起声讨邮传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不敢到院接受质询，派了代表，结果代表被骂得无地自容。接下来，皇族内阁被否决，新的责任内阁被选出（居然还有人投了黄兴一票）。资政院通过了关于立宪的十九条信条，交由皇帝认可颁布。明确提出，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宪法的制定、修改权在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如果总理大臣不受议会信任，或者下台，或者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国会有批准订约之权，有制定审核预算权等等，还特别规定，皇族不得担任总理大臣，皇帝统帅军队，但对内使用必须经国会同意，皇室开支，由国会议决。按照这个信条，当初预备立宪时的二元君主制，已经完全变成了君主立宪体制。除了保留了一个皇帝之外，这个国家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代议制国家。实际上比立宪派立宪请愿的目标，还要进了一大步。资政院的决议，只有要求处死主张铁路国有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没有被执行，因为列强不许，还派兵把他护送到了青岛。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皇室再怎么表态，都没有人关心了，一切都晚了。不久，大批议员就开溜了，回到家乡革命去也。什么都想抓在手里的满人亲贵，什么都丢了，丢得干干净净。中国第一个议会，就这样结束了。
1905年，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江苏的学生们编了一首欢迎立宪歌，有歌词道：“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期待和平改革，和平过渡，上下无苦。可是，立宪在君主，毁了立宪也在君主。毁了立宪，君主也就没了。
临时政府：摇出民国政府的摇篮
在孙中山没有到达之前，代表们属意的人物并不是他，更多的人还是更想让黎元洪和黄兴干。奇妙的是，12月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事情马上变了。这个变化，也许就是由于孙中山的个人魅力。
懂点历史的都知道，辛亥革命成立的临时政府，是起义各省的代表会议组织的。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也是这个代表会议选出来的。中国历史上，也许总是由少数的人，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帝制变共和，地覆天翻，居然也是如此。当年各省代表会议的几十位代表，就敲定了中国共和政体的框架，也催生了一个民国的国父。
不过，说起来，这个一向被视为民意代表，而且后来转化成临时参议员的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其实很难说代表了民意。一些人是各省都督派来的，还有些则不是，因为像河南、直隶、奉天这些省份，还没有独立，也派出了代表。有些代表说不清到底代表哪一省的，比如章炳麟、蔡元培、顾忠琛、赵竹君等人，还有宋教仁也指定一个代表参加，但是按规矩，宋教仁只是一个代表而已。福建代表林长民到会之后，由于跟林森之间的恩怨，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小瘪三打了一枪，虽没伤到，也给逼得退出。即使正经由各省都督派出的代表，也不过是都督个人的旨意，并没有经过推举，遑论选举了。但总的来说，这些代表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有宋教仁、蔡元培、章炳麟、林森这样有名的革命党人，也有像雷奋、林长民、汤尔和、吴景濂这样著名的立宪派人物，双方是一群要建立西方代议制的新人物。各省独立的时候，江山是打下来的，谁有实力谁做都督，但要筹建一个中央政府，大家还是得玩一回投票。就这样，1911年11月12日（阴历辛亥年的九月二十二日），江苏和浙江都督府代表，通电各省，要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商讨组织中央临时政府的问题。随后，移到汉口，南京克复，会议再移南京。
推选临时中央政府的事，可谓一波三折。在武汉战事胶着之际，黄兴和宋教仁等都在武汉，各省代表一分为二，部分留在上海，部分移师汉口开会。由于湖北代表的动议，说是英国领事居中调停，南北双方停战，希望黎元洪能代表独立各省，方好说话。因此，会议推举黎元洪为大都督，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但是，革命党人担心这样大权旁落，加上武汉这边战事失利，而江浙一带捷报频传，于是留在上海的代表重新推举，把中央军政府变成大元帅制。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本来嘛，一个原本跟革命毫无关系的人，被起义的士兵们用枪逼着成了都督，转个身，居然变成革命后的中央政府的大都督，怎么可能让这些老革命党人服气。但是，谁叫武昌起义的时候，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呢？运气实在太好的黎元洪，阴差阳错做了都督。虽然从开始不说话的黎菩萨，被逼成了不干也得干的黎都督，但位置已经占了。等到革命党领袖黄兴来的时候，也只好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屈尊做了前线总指挥。所以，这么一改，武昌方面不高兴了，黎元洪给沪军都督陈其美来电，要他取消留沪代表的推举。然而，留沪代表的行为，背后的主使，就是陈其美。这个时候，由于武汉方面吃紧，而南京克复，代表们再次移师，到了南京接着开会。到了南京之后，留沪代表的改制行为，得到多数代表的认可。但是，章炳麟却出来搅和，打电报来说败军之将不能做元帅，黄兴本人也不同意。黄兴在革命党中是个不大在乎名利的人，为了大局，他此前已经可以接受黎元洪的任命，现在再颠倒过来，显然不妥，不利于争取那些立宪党人。所以，在黄兴的提议下，代表们再一次投票，把黄兴和黎元洪的位置掉了过来。而黎元洪也表现出风度，表示自己不到南京就职，委托副元帅黄兴全权组织政府。
就在黄兴勉强答应筹组政府的时候，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从美国抵达香港。黄兴马上变卦，要代表们把政府由军政府变成临时政府，推举临时大总统，意在让孙中山出马担当。但是，在孙中山没有到达之前，代表们属意的人物却并不是他，更多的人还是更想让黎元洪和黄兴干。奇妙的是，12月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事情马上变了，这个变化，也许就是由于孙中山的个人魅力。总之，他的到达，彻底改变了局面。原来四分五裂的革命党，一下子就拧成一股绳，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这在革命党的历史上，是常见的。每次孙中山有所主张，大家争得一塌糊涂，都认为孙中山的意见不对的时候，只要孙中山出来，说来说去，都被他说服。虽然从他那里出来，还会有人感觉不一，但已经晚了。有革命党的强力支持，代表们也因之转向。12月29日，各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时，每省一票，孙中山得了十六票，只有一票投给了黄兴。在选举副总统的时候，黎元洪得了全票。不仅如此，代表会议还同意孙中山的意见，新政府法乎其上，采取号称最先进的美国总统制。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由各省头面人物组成的代表会议，在组织政府的这件大事上，其实没有定见。江苏代表雷奋，在资政院的时候，极有主张极能说话，当时的报纸上，说他“开会时雷乃发声，休会时雷始收声”，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雷公也哑了，会议基本上被后面几只看得见的手所左右。虽然大家都认为革命党人最有资格当家做主，但开会的时候，革命党自身也四分五裂，江浙的跟两湖的不和，江浙这边，陈其美跟蔡元培、陶成章也不和。有武装实力的人，陈其美，宋教仁、程德全、汤寿潜以及黎元洪和黄兴，都在操控着会议，让会议左摇右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最后，孙中山的到来，暂时结束了革命党的分裂，于是，临时政府按刚回国的孙中山的意旨，经代表们的手成立了。这个被多只手摇来摇去的摇篮，没有规矩，没有章法，让人感觉好乱，最终还是摇出来一个共和的小宝宝。
八百罗汉：头一个国会那点事
做国会的八百罗汉，也不是没有一点风险。按道理，国会议员不经国会同意，是不能逮捕的，但民初的国会议员，经常会被京师军法处捉去，国会抗议，再放出来，然后有事再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