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而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却在岛内举行了3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实弹演习，以后，国民党军陆军、空军、海军及驻金门、马祖部队又举行多次军事演习。这一方面是试探大陆发出的和平信息是真是假，另一方面担心这一信息会瓦解台湾的军心民气，因此故意制造紧张气氛。
台湾当局虽然坚持其强硬立场，但统一问题毕竟难以回避，在强调“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同时，也逐渐对两岸关系采取松动措施，停止了对大陆的炮击，两岸敌对气氛明显降低。
1980年，往返于厦门、香港之间的“鼓浪屿”号班船，准时通过台湾海峡直通两地，往日高度紧张的台湾海峡出现了缓和的气氛。
1981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32周年国庆前夕及辛亥革命7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和平统一的各项具体方针政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初步概念，勾勒了“中国和平统一”的蓝图。叶剑英的讲话被海外舆论浓缩为“叶九条”：
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叶九条”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大多数国家政府和新闻媒体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是，台湾当局对此反应却是复杂的。
就在叶剑英发表谈话的当晚，台湾“新闻局长”宋楚瑜以“政府”发言人名义就“叶九条”建议发表评论称：“中共由叶剑英出面发表所谓和平统一的谈话，基本上还是统战宣传。”强调“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又声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台湾当局的基本政策，“应该统一在一种自由、民主和能造福人民的制度之下。”
稍后几天，台湾“行政院”院长孙运璇在立法院答询时声称，中共的九条建议“仿佛相当具体”，但又称此九条建议“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声称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必须依循国民党的宪法程序来完成。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中国政府领导人在举行国庆招待会上祝酒时说，为在台湾海峡出现缓和气氛感到高兴，希望国民党当局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携手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第二天台湾《中央时报》发表社论，论证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6月，孙运璇在“立法院”就其“施政报告”中不再提“光复大陆”的口号一事答询时称，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国际上会产生副作用”，另一方面强调这个口号“会引起人民反感”。
10月10日，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国庆日”。蒋经国发表“双十”文告，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已有巨大反响，要求民众“为实行三民主义奋斗，以辛亥开国精神，重光中国大陆”。
同日，台湾“战略学会”常会理事、《中国时报》主笔李廉在《联合报》上发表《台湾问题与中国问题》文章，指出：“台湾应该在心理上作准备，准备中国的问题必须在80年代解决。”呼吁当局重视美国因利益关系在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选择。
11月3日，台湾《政治评论》月刊社长、台湾军队总政治部作战部特邀研究员、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顾问、“国父遗教研究会”常会理事兼总干事马璧教授，由台湾回大陆定居，到达北京。
11月9日，在东京举行的第18届世界女子网球团体赛中，台湾球队以“中国台北队”的名义与中国队同场比赛，一般情况下，没有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的同意，这场比赛只会以“中国台北队”弃权收场。
21日，台湾当局举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会议决定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在台湾岛内，民众统一的呼声，开放两岸交流的呼声迅猛高涨。在这里，有一则20世纪80年代台湾应运而生的“行酒令”就很难说明问题。
“行酒令”是指饮酒时所做的可分输赢的游戏，输了的人被罚酒。“酒令”的内容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有些酒令蕴藏着极为深奥的道理，也有的则是一种心理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台湾的酒馆中，流行着这样一首酒令：“一国、两制、三通、四流、五千、六万、七天、八件、九别、十全。”“一国两制”，“三通四流”，是1979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实现祖国统一，加强海峡两岸交流的政策和具体措施的简单化表述。“五千”，是指台湾人均GDP合5000美元。“六万”，指返大陆探亲，旅费数额（新台币）。“七天”，是指办理返乡手续所需时间。“八件”，指返乡探亲可带8件礼品。“九别”，是说与大陆亲人已40年没有见面之“久别”的谐音。“十全”，是两岸亲人相见，全家团圆。这样一首“行酒令”的出现，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的情况以及台湾同胞迫切要求祖国早日统一的心理和愿望。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坚冰终将被民族热血消融。
廖承志情义传鸿雁
北京已经把台湾回归祖国提上议事日程后，负责台港澳事务的廖承志深感责任重大。他决定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采取各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1982年7月24日，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提笔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竞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竞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下以为不可，世交深情，於公於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决骨肉分离之痛，在台湾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具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划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於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首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绩，已成定论。国共两党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尚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国家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的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祖国统一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不能自保。有识之志，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继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柩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有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旨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侯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宋美龄恶意作回复
但是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当局，立场顽固，认为还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的诡秘伎俩，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廖承志的那封信转到蒋经国手中时，蒋经国看毕扔在地上不理。尽管如此，他还是思考怎样回复，以表明台湾当局对中共“统战”阴谋的态度。于是，台湾当局搬出宋美龄这位长辈，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寥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并借机攻击大陆。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族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居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险危，甫值悍匪孙关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至青岛，由胶济路北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既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均难逆料，而难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所有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姊孙夫人精神上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不乏其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罕见。余认为一位真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再者，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不同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块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巡之审慎，身不待言。观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数平陈炯明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今国民革命云卷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总司令出发前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员训话时，再次称许廖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殇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失怙之痛矣。）
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余认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注“○”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也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
《北京日报》亦曾报道：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箕相残之手段，不知将何想法？……须知嘉兴南湖十二共党首领中之陈公博、周佛海虽最后自毁个人历史，均尚能渐悟苏联式共产主义草菅人命，残暴行为，正祸及全国，乃自动脱党。三十余年来，大陆生灵涂炭之巨，尤甚于张献忠、李自成数十百倍，未知世侄有动于衷乎？昔黄巢戮八百万，闻者莫不咋舌，外人且以其较俄帝伊凡之畜牲行为尤甚。……确如斯魔名言，“二人死可悲，千万之死乃一统计。”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其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
国学大师章太炎为陈炯明撰墓志，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和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智，已洞察日本某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应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所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孙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死，生命之忧，致尚希翼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