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0高龄的蒋经国在台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核心内容是解除戒严和开放党禁。改革研议案一出，国民党内便不断传出反对之声，最强烈的抵制来自元老派。
元老派并不单指年龄超过75岁的权力精英，而且包括早年追随蒋介石的党政军高层人物，虽然很多元老已退隐，但他们在关键时刻仍会发生强大的影响力。《蒋夫人与元老派》一书中是这样评论他们的：
蒋经国的历史性改革，其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元老派，故不论元老派是否有恋栈权力的私心，抗拒改革的变化。就算是以“天下为公”的心胸，却基于固有政治观念，可能也无法接受目前的“六大革新方案”，特别是开放党禁，解除戒严，调整中央民意代表机关等改革方案，这些都与当前元老派的政治观念有极大的差距。换言之，党国元老抵制蒋经国的历史性改革，也是可以预期的。
为彻底扫降改革的阻力，平息并安抚元老们对“革新”的不满与忧虑，蒋经国借纪念蒋介石百年诞辰为名，派三儿子蒋孝勇前往纽约恭迎老夫人宋美龄回台湾，他想利用宋美龄的影响力，安抚党内元老，化解他们的忧虑和不安。
据台湾《纵横》周刊记述，在宋美龄返台前近半年时间里，她与蒋经国之间联络相当频繁，除了专人专使的报告不断从台北直奔长岛外，她经常在每周三上午，也就是国民党中常会例会散会的时间，直接给蒋经国打电话，垂询台北的近况。
1986年10月25日下午7时，宋美龄在孙子蒋孝勇的陪同下，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台北。前往机场迎接的有蒋经国夫妇及家人、前“总统”严家淦夫妇、副“总统”李登辉夫妇、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马树礼，“国防部”参谋总长郝柏村等。据报道说：“虽然经过长途飞行，蒋夫人今天回国时，显得精神奕奕，心情愉快，见到阔别多年的家人和同志，至感快慰。”
10月30日，是蒋介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宋美龄在蒋经国夫妇及家人的陪同下，一起到台北西南的慈湖为蒋介石扫墓，次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的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首次公开露面。当宋美龄拉着蒋经国的手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欢迎。
会开得很短，仅40分钟，会上，蒋家惟一讲话的是宋美龄。宋美龄仪表端庄，由两名侍卫相扶，站立台上好几分钟，她致词强调“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能享受更多的自由幸福”。
10月31日，台北举行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宋美龄于同日发表纪念文章《我将再起》，娓娓追述了她对蒋介石的学识、修养、人格、志节、苦心以及宗教信仰的体察领会，宣示了自己晚年坚定不移地皈依基督的信念和一贯的爱国纯诚。由于此文题目含义暖昧，曾引起岛内外不同臆测和评说。
这是宋美龄返台后，第一次和岛内民众见面，并发表谈话，接下来的日子里，她频频接见台湾政要，引起了岛内外不同程度的震动。
从11月10日起到12月5日止宋美龄在士林官邸接见台湾方面的官员，开锣戏由俞国华唱，压台戏由李国鼎唱，这中间包括“副总统”李登辉，“省主席”邱创焕、“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台北市议会议长、台北、高雄市市长；在武人方面，接见了“五虎上将”。只有两人未露面，97岁的元老张群和96岁的老将何应钦，这两将以岁龄言，是应由宋美龄登门拜候的。
多年以来一直冷淡宋美龄的美国报纸，此时在版面上也给她以应有的位置。《纽约时报》11月30日以“蒋的85岁的遗孀在台湾仍是一股力量”为题，刊出美联社对她的台湾行为所作的报道。只是通篇缺乏实质性的东西，仅说她对蒋经国的改革的计划，既未表示支持，也未表示反对。而党外杂志暗示蒋夫人将联合元老去反对改革，台湾“警备总部”迅速没收了这些杂志。不过，这篇报道指出了一点：蒋夫人的影响力被认为仅次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领导国民党50年的她的丈夫。应该补充一句，今日在台湾仅次于蒋经国。
宋美龄在10月31日发表的那篇文章，有些神经较敏感的人，都认为她的“我将再起”和抗战时的“我将再起”，在意义上似乎不太一样，有着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认为，蒋经国若是看了这篇文章，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政界起初预测这是元老派阻止蒋经国改革的“王牌”，但宋美龄返台后的动向显示，她并非元老派的“王牌”，而是蒋经国的支持者。
据台湾《雷声》杂志介绍，宋美龄回台后，蒋孝武、孝勇的孩子们均前往官邸陪伴，远在美国的惟一孙女孝章，也专程回到台湾陪伴祖母。“孙子女及曾孙绕膝，使老夫人又恢复了1975年以前‘老总统’仍在世的情景，据说心情极为愉快。”邱爱伦整日陪伴着婆婆，照料饮食起居，经国夫人蒋方良，也每天到官邸请安。其乐融融的大家族欢聚，使宋美龄格外开心，颇领颐养天年的快乐。
蒋经国也克尽孝道，晨昏定省。早上上班之前，必至士林官邸转一下，晚间回家之后又去一趟。后来宋美龄告诉他，你事情太忙，不必每天均来，但他仍抽空前往。当时宋美龄与蒋经国经过几度长谈，“对岛内外若干重大的政治以及人事上的部署，均已获得肯定的共识。”“经国先生的政治革新计划，闻更获得蒋夫人的全力支持，使得经国先生更为宽心。”
美国《纽约时报》在12月底刊载的专文中指出，蒋宋美龄对于开放组党及解除戒严等开放路线不表反对，并且表示支持政治民主化路线。《蒋夫人与元老派》一书中进一步指出：
来自官邸内层的消息透露，自蒋夫人返国以来，蒋经国心情至为愉快，家族之间的来往非常频繁，此外，在十月底的最后一次党中央常会，蒋主席对推动政治革新方案的“十二人小组”责成加速完成革新的草案，可见蒋夫人返国不仅不是改革的阻力，反而是助力。
当然，宋美龄同许多元老派一样，对蒋经国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了惶恐和疑虑。他们不是对李登辉怀有任何成见和敌意，而是植基于威权时代一种家天下的潜意识惯性，植基于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怕台湾人掌权之后，尾大不掉，反过来打压外省人，发生养虎反噬的悲剧。
元老派的忧虑，后来证明不是一种多虑。可是，在当初，当不少人包围宋美龄，对蒋经国一旦亡故，在权力结构上可能的肘腋之变，不断提出警告时，宋美龄则是陷入极大无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
“我将再起”基本上只是一个小插曲，即使宋美龄真想通过它表达某种个人意图，它没有办法改变蒋经国的权力布局，也没有办法改变政治舞台台湾人时代的潮流。当宋美龄看完《我将再起》的讲稿，并且为草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她的脚上已经长满了静脉瘤，她的健康虽然没有明显恶化的迹象，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还需要护士从旁扶持，她即使还有心“再起”，然而，她是用危颤颤的姿势，站立在世人面前的。事实已经摆在阳光底下，宋美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赌的大轮盘中，已经轮不到她下注的机会。
无法再起
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飞逝如梭，1988年，蒋经国去世了。宋美龄悲痛已极，连续4天不思饮食。举行追悼会时，她坐着轮椅从侧门进入灵堂，从电视屏幕上人们可以看到她哀戚满面。
蒋经国死后，“副总统”李登辉曾几次前去士林官邸向宋美龄请示汇报工作。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经过事前的激烈斗争，通过由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宋美龄对于这种急急忙忙推举代理国民党主席之举持有不同意见，宋美龄虽已被排出权力圈，但政治嗅觉依然敏锐，她看出台岛内外和台前幕后各种复杂的因素，急急推出李登辉当国民党主席是想借李登辉夺“夫人派”的权。
蒋经国病逝，标志着蒋氏父子两代政治强人统治的结束。如果将蒋经国病逝时的台湾政情同蒋介石死时台湾政情作一比较，即可发现蒋经国病逝时台湾政情逐渐趋向复杂与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