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到了12点或是1点的时候，她会叫侍从到冰箱里拿些火鸡给她吃宵夜。当侍从把火鸡肉拿来，她会叫侍从把板凳搬到她的卧榻前，和她面对面一块儿吃火鸡肉。但宋美龄有一个怪习惯，总是把火鸡肉塞到侍从的碗里，自己啃火鸡骨头。她认为，只有火鸡骨头才有味道。所以一定要侍从和她搭挡吃宵夜，这样可以侍从吃肉，她啃骨头。
士林官邸是从不在外面买点心吃的，所有的点心一律自制。通常，官邸点心味道很甜，这完全是为了满足宋美龄嗜吃甜食的口味而调配而成的。
宋美龄自己有两个大冰箱，专门用来放各种进口水果和巧克力糖。
她有专门的副官，随时查看冰箱内的储存状况，有什么人送来了什么吃的东西，或者冰箱内哪些东西要处理，副官必须向宋美龄汇报。
宋美龄一般情况下并不知道冰箱里有什么东西，哪些是已经超过了食用的安全时限。某人送来吃食一份，副官就向宋美龄报告，要不要把这样东西放在冰箱里，宋美龄通常不加思索就命令：“哦！那就摆冰箱吧！”即使摆了一满冰箱的水果、巧克力之类的食品，她自己吃的不多，可是也极少把冰箱里的东西拿出来，大方送人。
偶尔她半夜想吃东西，就命侍从：“你帮我到冰箱里拿两块巧克力来。”
糖拿到宋美龄面前，她满脸高兴，就两颗巧克力便可让她一饱口福，并且别无多求。很快，随着嘴巴的蠕动，她露出满足的笑容。
英国王妃戴安娜喜欢定期灌肠，据说，这样可以排出身体内毒素，保持肠胃循环通畅，对美容健身很有益。无独有偶，比戴安娜早大半个世纪的宋美龄，对灌肠早就深享其乐了。
从年轻时代开始，宋美龄就习惯每天定时灌肠，用灌肠器具，使自己不费什么大的力气，就可以完成人类每天的通便大事。
没有见过灌肠程序及灌肠器械的人，一定对此满怀好奇。其实，这项工作相当简单，它有点像是打吊针的器具，在灌肠之前，先要准备400—500CC的温开水，放在灌肠器具的一个小袋子里头，小水袋通着一根细水管，水管的头上接了一个肛管，由使用人把这肛管通到自己的肛门内部适当的位置，然后再由工作人员操作，把水袋中的温水，缓缓挤压，让温水注入肛门内。
一般情况下，温水只需注入200CC左右，使用人的直肠部位就会受了温水注入的刺激，而开始加速蠕动，在直肠蠕动的过程中，人体直肠内积存的大便，就会在温水的刺激下，顺着温水的流动激荡，慢慢排出。
每天晚上睡前，就是宋美龄灌肠时间，这种习惯数十年如一日，如同人们每天的洗脸、沐浴、盥洗……而许多年龄大的江浙一带人，都有这种以水袋通便的习惯，这可能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宋美龄身上积沉的传统习俗说明了她在某些习惯上的继承性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的特殊性。
按神的旨意行事
宋家是一个基督教家庭，而家庭又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的言行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由于父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宋美龄的世界观当然是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1934年3月，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我的宗教观》一文，就父母对她宗教观形成的影响作了一些叙述。她动情地写到：
我而且多少带些怀疑心的。我常常想，所谓忠诚、信仰、不朽等等，不免有些近乎理想的。世上所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引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作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
从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宋美龄幼小的心灵中，父母就播下了宗教的种子，宋美龄长大后对此深表感激，足以证明她本人笃信不疑的态度。1955年，宋美龄为《读者文摘》撰写《祈祷的力量》一文，写道：
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自幼便去主日学校和教堂，每日举行家庭祈祷。我有时因为必须坐着听冗长无味的讲道而反抗，但幸而我在不自觉中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卑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既是多方面的，又是深层次的。倪桂珍对宋美龄的影响，在宗教观上根深蒂固。宗教，毫无疑问地对宋美龄的个性、人生、意志及价值取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日后宋美龄的谈话可以看出，她很喜欢引用《圣经》的话语作为观点，并时刻以此为训。
在蒋介石政府里头，乃至宋美龄生活圈子里，到处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人，基督教不仅深深制约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对国民党政府的决策起着一定的作用。
对张学良的优待，某种角度说是宋美龄基督教的精神的一个体现，宋美龄身边的人认为，要不是宋美龄的坚持，张学良恐怕早就没命了。西安事变后，许多人为讨蒋介石欢心，要杀掉张学良为蒋泄愤。宋美龄始终反对他们对张学良动手，并且一再要求蒋介石要保证张学良的安全。是不是由于宋美龄的坚持，才保住了张学良的性命这很难考证。但是到台湾以后，宋美龄对张学良始终很客气，经常送些好吃的东西给他。虽然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了大半辈子，可他始终没有对蒋介石个人表示抱怨和非议，一则是不敢，二则可能对宋美龄不是那么敌视。张学良到台湾曾信奉耶稣基督，有人认为这也是宋美龄给张学良的影响，对西安事变的这一历史事件，在外界看来，宋美龄在张学良身上还是赋予了宽恕态度，这也许是引发张学良信仰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宋美龄是一位纯正而虔诚的基督徒，由于从小就接触基督教的缘故，她把《圣经》奉为圭臬，甚至对教义的理解已经到了出神人化的境界，对《圣经》故事更是倒背如流，不在话下。她的许多演讲里面都大量引用《圣经》的原话，她经常引用《圣经》上的话说：“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要走的路已经走过！”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她常常以上帝的忠诚信徒自居，宣传基督教在政治中的作用。
1953年8月，宋美龄在华盛顿斯塔特勒饭店出席宴会，发表题为《中国将重获自由》的演说词，她大谈蒋介石的抗俄反共历史，大谈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自由的庇护地”，结束时，最后一句话是：“上帝的方法是不可测的。也许我们需要张大眼睛看看反基督的野蛮行为，我们的力量，对抗邪恶的意志，才可以重新获得。有上帝的帮助，我们不会失败，中国将重获自由，世界也将如是。”
这样的论调虽然已近乎苍白，但在宋美龄的心中，上帝依然神圣，尽管有些时候也有失误的时候，但终有一天上帝的眷顾会重来，那就是反攻大陆，重新获得政权。
1955年2月，美国《克利夫兰新闻报》记者福亨女士到台北，宋美龄在26日接见了她。宋美龄在与这位记者谈话时，仍念念不忘《圣经》，她对这位记者说：“两个中国政策很像是信奉两个上帝。”她把美国准备承认“中华民国”又承认中共一事，比作《圣经》上所提及一面信奉上帝一面信奉玛拿的警告。
由此可见，《圣经》教义贯穿了宋美龄的政治信条和人生信条，也是她的精神支柱。
体会与实践
关于对宗教的情感，宋美龄把它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与宋家及蒋家政治、经济发展生死攸关。为此，宋美龄曾经这样解释：
第一阶段，我极度地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望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我自己，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状患，使我失望悲观，颓丧消极了起来。到慈亲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到她的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去世之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重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由此而入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
因为家族信仰基督教，宋美龄自然而然接受了这种信义，并在婚后影响了蒋介石，宋美龄的信仰应当说基本上是纯正的。然而，蒋介石则有些牵强附会，因为支持他的精神的还有王阳明学说。他把基督教揉进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基督教仅仅是他政治精神层面的一面挡箭牌。
在蒋介石的书房里，挂了三张照片，右边进门的地方是耶稣基督的画像，对面是他的母亲王太夫人的遗照，书桌的正上方，则是国父孙中山的遗像，足以看出，基督教与他的政治信仰、家族观念杂合在一处，并没有特殊的地位。
信仰宗教的人，特别是基督教，对做礼仪、礼拜极其重视。宋美龄与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毫无例外，表现得很虔诚，但蒋介石只是注重了形式。
大陆时期，蒋介石为了夫妇俩礼拜天做礼拜方便，在各地设立了许多“凯歌堂”，及至台湾，在士林官邸旁，建了一处私人礼拜堂——“凯歌堂”。后来，凡是蒋介石和宋美龄足迹所到之处，哪怕是偏僻无人的郊野也要兴建私人教堂。台湾各地，有不少蒋家私人礼拜堂，南投日月潭的涵碧楼，其后侧就盖了一栋教堂，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专用。所有各处的教堂都是政府用公款修成，这也是“第一家庭”享有的宗教特权。
宋美龄对宗教活动的热衷尤其表现在参加做礼拜这一活动上。为了保证“第一家庭”礼拜活动的安全，官邸警卫组每一次都要布置严密的警卫系统，严加护卫。当时做礼拜以宋美龄为主角，她还邀请了党政军高层人员和夫人们一起参加，这些人有的是基督教徒，有的则是投其所好，装模作样。为了控制进出人员，官邸警卫组还设计了特殊通行证，分发给被邀请人士。凡被邀请的人士都把这看成极为荣耀的事情，同“第一家庭”一起做礼拜，难道不令人兴奋吗？许多想在仕途上进步的人，更是巴望着这样一个与“领袖”和夫人接触的机会。在台湾政界，信仰基督教的人并不在少数，这其中与权力有极深的联系。
为了讨好宋美龄，一些官太太们紧随其后，对到“凯歌堂”做礼拜乐此不疲。但这些人中很有些是言不由衷的，并不像宋美龄那样全身心的投入，时间长了，难免就要叫苦不迭。
宋美龄虽然是个夜猫子，迟睡晚起。但是，每到星期日，必定起得很早，雷打不动。礼拜天上午10点钟左右，蒋介石、宋美龄夫妻连袂出现在“凯歌堂”后，仪式才正式开始。
宋美龄本人除了参加士林“凯歌堂”的活动外，还例行“妇联会”每周一次的小型祈祷会。在“妇联会”活动频繁的时期，宋美龄每个礼拜必亲临现场，一些巴结宋美龄的联会夫人们，也争先恐后地参加。随着政局的发展变化，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反攻大陆”的口号很少被提及后，“妇联会”的活动也开始清淡，加之宋美龄身体状况不佳，这类小型的祈祷会，也形同虚设了。
20世纪60年代末期，宋美龄遭受阳明山车祸，身体严重受伤，住在官邸休养，这一段时间宋美龄较少参加礼拜，甚至连“凯歌堂”这样的地方也很少涉足了。有时，到了礼拜的日子，她会对属下说：“请告诉先生，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去礼拜了。”
虽然礼拜的次数有所减少，但基督教的地位在宋美龄的心中永远还是至高无上的，从未动摇。读《圣经》、祈祷、唱圣歌是宋美龄每日的必修功课，即使生病，仍坚持不懈。她的书桌上摆着圣经、教义之类的灵修书籍，每天都要利用下午的时间，阅读1小时左右的圣经，读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日记，记录下自己的心得体会，这成了宋美龄反躬自省、修身养性、净化灵魂的必修课目，几十年来始终如一，从未中辍，可见其毅力之坚强，对待基督教之虔诚、忠信。
跟随宋美龄的人都知道，宋美龄的宗教精神始终如一，从无改悔。初到台湾岛的一年，她的随从有急事向蒋介石报告，一大早就赶往士林官邸。蒋介石一般四五点左右就起床，这名随从4点多钟就到了士林官邸，得到允许晋见蒋介石，当他走进蒋介石的书房，只见蒋介石和宋美龄正跪在一起作“晨课”，随从们通常只知道，宋美龄是个夜猫子，过惯了夜生活，很晚才睡，然而并不知道她竟然能早起同蒋介石一起作“晨课”。这一场面让随从颇生感慨。许多人对宋美龄的宗教态度十分敬佩，并相信她由于信仰宗教的原因，才没有参与国民党内部的党派纠纷，退居圈外，过着淡泊宁静的晚年生活。
1994年9月，当宋美龄结束在台湾探视孔令伟病情的行程，返回美国时，她亲手送给李登辉一本名为《IN GOD WE TRURT》（我们相信上帝）一书，表明自己的心迹。当时虽然岛内兴起了拥立宋美龄的风声，但宋美龄这一举动，无疑给世人一个明证，无论以前怎样，晚年的宋美龄全心向教，无意于政治，准备把余生都奉献给上帝。这符合宋美龄的几十年宗教心态，也许，只有宗教才是她最值得信赖的，正如她从前所说：
我想上帝是很善良的，不让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了解我们的前景如何，我们就没有什么勇气通过最初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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