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答问
时间；1991年3月9日午后；
地点：白羽书房；
记者：白羽同志，您的《第二个太阳》荣获本届茅盾文学奖，报社领导和同志们委托我向您表示祝贺！
白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记者：《文艺报》打算辟出专门版面，请这次的获奖作家们提供一组笔谈，您看——
白羽：我正在病中，不能动笔。你看我们是不是换个方式，你问我答？随想随讲，精神压力也小一点。
记者：那么，就请您先谈谈对这次获奖和评奖活动的感想好吗？
白羽：正在病中，很突然地得知了获奖的消息。写《第二个太阳》，是出于我对创建新中国这一人类创举的人们的深沉的爱。我很高兴我的这种感情获得了鼓励。这不是对我个人的奖励，而是对那些为创建新中国付出了生命、抛洒过热血的死者和生者的纪念与安慰，这是我对自己获奖的最主要的心情。我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描写这一题材，它们将会代替我的作品。
开展文学评奖活动，是培养作家、促进文艺创作、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种方法。中青年作家大都创作力旺盛，是决定着文学的今天与未来的一支重要的创作力量。所以，我认为评奖和获奖的机会，应该更多地提供给他们，要设法鼓励他们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衷心希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能创造高峰，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记者：《第二个太阳》问世以来，评论家们已经发表过文章。现在，可否请您谈谈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和艺术追求？
白羽：写这部小说，是我一生的愿望；也可以说，是实现我一生的愿望。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大转折点；在共产主义真理之光的照耀下，有三个伟大的日子，那就是：巴黎公社起义、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是我们的十月一日，这是一个伟大突变、伟大壮举，从此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为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打开闸门、展开新路。在第一个“十·一”的前夕，我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当时我流出了热泪：新中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用生命筑成的呵！何其芳同志在第一届政协会上找到我，要我为《人民文学》创刊号写稿。我在会议间隙中写了《火光在前》这部中篇。写完之后我并不满足，因为它远没有把创建新中国的深沉内含充分表达出来。我曾想再写两个中篇，连同《火光在前》合并成一个长篇。这中间经过三十多年思考，特别是“文革”的七年禁锢之中，我认识到另外写一个长篇才能完成我的文学创作艺术的使命。
这个题材太大了，所以很难写好。怎样艺术地表现它，而不是仅仅写出创造十月一日的历史过程——这是我写《第二个太阳》的一大难题。丁玲同志得知我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之后，两次对我说：长篇小说，还是写20万字到30万字为好。她给我很大启发：她这么讲，难道只是一个字数问题？不，是精炼问题。所以，在构思的时候，我决定把1927年到1949年的革命史浓缩在短短的几个月之中。因为，我认为文学的任务，不是写战争过程，而是写人，是着力描写创造了我们的十月一日的几代人的心灵、命运、悲欢离合。当然，这样的设计，采取“战壕文学”的写法就不够了，而需要上及中央、下到火线，才能适应历史的深度、题材的阔度！这就注定了要写我军的高级将领。可这也正是我多年想做的艺术尝试，想开拓的艺术领域。我经历过多年的革命战争，熟悉众多的革命将领；而他们每个人的身世，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悲壮的历史！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写《大海》之后，才着手写《第二个太阳》的必然的艺术联系。
我用武汉战役展开笔触，不光是因为我亲身参加了这一战役，更重要的是，每向武汉接近一步，就引起我内心的激动，因为武汉，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期革命先烈的一大屠场，后来创建的苏区也是在它的外围地区。后来，红军正是从这里走向北方，而现在终于胜利地回来了，这时他们心中会有多少感触啊！写出这时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感情，将展现多么丰富、斑斓的艺术空间呵！所以，我把解放武汉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确立为作品的主要人物，并且用他们的身世、他们的悲欢离合，连接和折射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
周总理，虽然只在作品的一首一尾正面出场，但他却如一条红线，贯通全书，关系着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
白洁这个人物，既是作品三个主人公秦震、丁真吾和陈文洪的命运和情感的纽带，她的命运，又是我为作品设置的一种悬念。我把她的牺牲一直保持到“十·一”之后，在欢乐达到高峰时，一下落下来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不仅是为了追求“大喜大悲”的审美效果。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创建新中国的死者和生者的内在深情。——事实上，只有如此，才合乎历史本质，在创造新中国这个光辉的日子里，含有多少悲惨的灵魂的颤抖呀！为了表现人的内心的真实，我通过秦震的妻子丁真吾，宣泄了最大的悲哀、沉痛，因为只有母爱才能完成这一艺术使命。请想一想，难道只是一个丁真吾吗？不，千家万户，千家万户呀！可是在丁真吾濒临绝望之境时，从战火中抢救活下来的小女孩圆圆一下出现在她面前，丁真吾抱住了她：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而抱住一个代表着未来新世界的“小精灵”。
为了把这样沉重的历史沧桑，包罗在30万字篇幅之中，我在《第二个太阳》中必须尝试新的艺术结构、新的艺术创造。当然，我未必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同时，由于力求篇幅短、结构紧凑，有些地方，笔墨不够舒展。因此，如有何可取之处，我只求自己的这一次小小的尝试，能够为同行们写出更辉煌的作品提供前车之鉴。
记者：《第二个太阳》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新时期以来却总显得未臻人意。对此，您能否谈一谈？
白羽：我也听到“五老峰”这一类非议。我不同意这样来概括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成就，以及它们对于目前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在军事文学创作方面，确实存在必须突破、必须创新的问题。例如，在艺术上，停留于写事件、写过程，而没有深入历史、深入时代，特别是深入人的灵魂。我认为，军事文学现在还残余着概念比问题，必须突破概念化。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既是艺术哲学的概括，必定也是创作实践的导向。文学诉诸感情，不能打动人，就不成其为文学。所以，革命历史题材，军事战争文学，同样要着重于刻划人，写人的心灵，写人的命运，写人的悲欢离合。我觉得《战争与和平》是永远值得借鉴的。如果托尔斯泰只写库图佐夫和拿破仑两军对垒，而不将安德列三个家族的命运贯穿其中，那就不能写出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那就不能成其为艺术。也许有人会说，《三国演义》不是写三方对垒的过程吗？这也是我们的文学传统呀！我不这样看，不信，你对照一下陈寿的《三国志》，就拿曹操这一个典型人物为例，就能知道《三国演义》有多么大胆的艺术创造、想象和虚构！一切都照实写，那是摹仿而不是艺术。
要看到我们的优势：为创建新中国，我们打下二三十年的仗，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文学创作的丰富的矿藏。从事军事文学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同志，大多有长期的军旅生活经历。生活底子厚，自然能写出好作品来。心中有数，写起军人来，就不会只写他们站在地图前指指点点，如此而已。事实上，他们是最美的灵魂，他们心中有喜有悲，有爱有恨；在战争这个“大舞台”上，只有靠这些人的命运，才写得出“好戏”！总之，革命历史是影响造就我们后代的非常丰富的宝库，现在不是写得太多，而是写得太少，应该写得更出色、更光彩！
未来的文学之路，主要靠中青年作家开辟。他们也必定能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这一点，我很有信心。我相信，中国能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引导下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必然能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引导下取得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胜利。
记者：最后，可否谈谈您目前的创作情况？
白羽：《第二个太阳》，由于酝酿了多年，所以只用了80多天，就完成了初稿。现在，我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也许不允许我再写一部巨大构思的长篇小说了。从1988年开始，我一直在写一个散文系列《心灵的历程》，用散文的形式记述我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我已写完一百一十多篇。不过，才写到解放战争时期，后面的经历还很多，恐怕还要写百来篇。算下来，总的篇幅要超出《第二个太阳》一倍以上。现在有病，动不得笔，只有待痊愈了继续完成这个散文系列了。这一次获奖，对病中的我，对我进行着的创作，都是一种振奋和鼓励。
（《文艺报》199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