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优雅的希腊文明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金融的原型：你有，给你更多；你没有，把现在的也拿走。经过梭伦改革，雅典在公民间建立了一个纺锤型社会，在相对公平的体制下，人类社会开始了金融之旅。然而，嗜血的罗马只是“手中有钱，心中无剑”，在声色犬马中贵族开始无视社会规则甚至法律，当所有公民都无法谨守俭朴和忠诚，在一次大通胀中，罗马的辉煌戛然而止。
雅典辉煌的秘密是什么？
罗马共和国真的死于大通胀吗？
神坛上的雅典
在梭伦翻开木板的前一刻，他未必知道“六一农”的惨境，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法令会缔造古希腊最辉煌的古代民主。梭伦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如果任“六一农”持续沦为奴隶，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有人告诉我们，古雅典很辉煌，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是一个梦幻之城。古雅典的辉煌，正值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古雅典当然比几百万年前的猿猴辉煌很多。
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雅典当时生产力仍然很低下，单个人或者单个家庭除了维持生存，剩余产品并不多。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摔断了腿，人们就可能混不下去。
一个人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得借债。
于是，雅典城邦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特殊公民--“六一农”：借债者收成的六分之五要给债主作为利息，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的六分之五还是不够缴纳利息，债主有权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
六分之五高吗？
如果六分之五的收入都不能抵偿利息，那就更别指望另外的六分之一能还本金了。说白了，“六一农”债务根本没有偿还的可能，本来就没积蓄，还要交出六分之五的收获，还能指望还钱？
唯一的还款方式就是自己。
货币只眷顾有生产能力的人，也只向一个方向集中，那就是最有效率的地方。这也是金融最残酷的地方：你有，给你更多；你没有，把你剩余的也拿走。这就是金融的本质，昨天这样，今天这样，明天也会这样，关于这一点我确定以及肯定。
于是，雅典的很多人--很多公民，变为奴隶。
比“六一农”沦为奴隶更可怕的是，这种债务体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雅典公民丧失了获取财富的公平起点。
这个起点是社会的希望。
尽管标准不同，任何一个社会小康之家的沦落都是社会动荡的开始，贫困固然是不稳定的开始，小康的沦落则会使社会彻底失去自纠能力。这是一个没有支撑的社会，如果就连社会精英（当时的雅典公民）都失去了希望，社会也就真失去了未来。
问题是，雅典城不能让自由民变为奴隶，他们是雅典公民，没有这些人，雅典就没有军队、没有税收、没有……指望贵族关键时刻出钱出枪，那是相当不靠谱的。
幸好，雅典有梭伦（公元前638年～公元前558（559）年）。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梭伦来到市中心广场上，他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著名的梭伦“解负令”。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做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
在梭伦翻开木板的前一刻，他未必知道“六一农”的惨境，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法令会缔造古希腊最辉煌的古代民主。梭伦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如果任“六一农”持续沦为奴隶，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这就是史书上大书特书的“梭伦改革”。
实际上，梭伦所做的，远比解放“六一农”有意义。
颁布“解负令”后两年，雅典社会趋于平稳，梭伦开始推行币制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是：铸足值货币，货币增重（重量各说不一，各种货币大致增重在10%～12%之间）。足值货币刺激了雅典人本就丰富的经商神经，也使地理位置优越的雅典再次成为希腊地区的商业中心。
接下来，梭伦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赋予居民公民权、对城邦制度立法。
忽略种种说教式的细节和条文，梭伦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抑强、扶贫、强中”，解放“六一农”只是“扶贫”而已。
从梭伦开始，雅典公民按家庭财产被分为四级：五百斗者、骑士、双牛和日佣，按财产不同担任不同官职，氏族贵族不再世袭城邦职位。这种“金权政治”彻底摧毁了氏族贵族对城邦的控制权，由此培养起来的四等公民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个等级的公民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三、四等公民则成为雅典的中坚，而且四个等级公民的财产数量差别其实并不大：一等公民的土地仅是四等公民的3～5倍，一般不超过三等公民的2倍。当然，上等公民在城邦事务的话语权要高于下等公民。
虽然富人债权受损，却获得了政治权力。说改革是妥协也好，说梭伦代表新兴奴隶主阶层也罢，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
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就是弱势群体带来的革命。最终，“六一农”认为自己不能讨到一个说法，也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向雅典执政官讨一个说法。
“六一农”的说法，是暴力。因为，除了暴力，“六一农”已经不能给债主任何利益。
当社会弱势群体再无可牺牲，就会彻底崩溃，这种崩溃无论对“六一农”还是奴隶主，都是相当残酷的：再无妥协退让，玉石俱焚。
由此，我们才讴歌改革，改革、改革，改而不革。
从梭伦改革，我想到了一句中国古训，“古之治国者，不患贫而患不均”。
很多人将这一古训列为攻击对象，认为就是它搞得我们民族无法富强，甚至认为就是这个治国理念搞得我们几千年没有脱离小农经济。
我们自古以小农立国，应该是一个最平均的国度。很可笑，事实恰恰相反，阻挡我们社会前进的根本不是“均”，而是太多的“不均”，每一次乱世之源都是太多的土地兼并。
雅典公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们有了选举权，而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公平，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打破规则，所以才会有选举制度。如果是一个倒“丁”字型的社会，在“一”的底部几乎任何人都想打破规则，这样的社会，无论有多少法律，无论执法多么严格，无论什么制度，都无法保持稳定。
诚哉斯言：
“我所给与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
--梭伦
乱世生银行
乱世出枭雄，乱世也出金融。
为了补充本土粮食，也为准备战争，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今天我们将之称为“海事信贷”。
如同冷战中的美苏，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地区最为强盛的两个城邦。雅典矗立在徐徐海风之间，公民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探讨诗文哲学；斯巴达则居于群山环绕的谷底，公民从未有过人生欢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训练和作战。
可以断定，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都从未把对方当做真正的盟友，双方都希望统一希腊，唯我独尊，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
公元前431年，文明的雅典对不怎么文明的斯巴达率先动手，双方各自纠集一批城邦大打出手：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开始了一场耗时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雅典和斯巴达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么说的人，是白痴。
民主与战争根本毫无关系，雅典和斯巴达共存于一个地区，击溃对方就可以独霸希腊，才可以为城邦攫取最大利益。
雅典确实为后世留下很多美好想象，城邦公民将荣誉置于物质之上、生命价值置于物质之上……古罗马历史学者基托这样歌颂雅典：“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贵族气质。”甚至到了罗马时代之后，奴隶主仍旧以拥有雅典籍奴隶为荣。
但是，雅典人还没有高尚到为了让斯巴达人过上同样的生活而发动了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目的，始终是希腊区域的霸权，是为雅典本土城邦攫取更多利益。
“反抗波斯的时候，雅典就不是为了希腊自由而战，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国取而代之。”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雅典的目标很远大，但广大斯巴达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在任何一个固定的时点，一个国家势力扩张，必然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一旦拥有力量，注定想保持先发优势，就会使用各种手段将其他国家压制于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之内。手段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产业分工。
其实，本质并没有区别，都是霸权和剥削，靠牺牲别人致富。比如，我们对西方开放了市场，西方却永远不会对我们放开核心技术。
当时的情况是，雅典大致只能产出本土所需农产品的1/30，即使在丰收年份也不能满足自身对农产品的需求，支撑雅典经济的已经是酿酒、橄榄油和制陶业，而靠这些，雅典人是吃不饱的。加之希波战争几乎摧毁了雅典手工业，三、四等公民基本都成为战士，迅速恢复国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战争和劫掠，何况此时雅典已经拥有了在希腊地区几乎无敌的海军，而斯巴达陆军战力则在希波战争中消耗过度。
雅典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了斯巴达的担忧，看在自己未必打赢的份上，斯巴达开始奉行退让政策，为让雅典人放心，甚至表示自己不再修筑城墙。
斯巴达的忍让为雅典赢得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时间，也得益于雅典劳里昂地区的银矿，雅典统一了提洛同盟内部货币（即雅典自身的货币阿提卡银币，雅典银矿的质量是当时爱琴海域质量最高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出售雅典银币都可以得到一个好价格，这种银币一直持续到罗马入侵仍有使用）。货币统一为雅典商业繁荣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战前，雅典商人贸易惠及希腊、埃及地区2000万人口以上。
商业确实比农业更能刺激经济，也更能诱发社会分工，但工商业也是最容易激发国家霸权的行业。因为，在古代，富强的国家会逐步发现如果控制了一个国家，会使得生意更赚钱。
随着双方实力此消彼长，包括普通公民在内的雅典人野心开始逐步膨胀，公元431年双方正式开打。
遗憾的是，尽管雅典经济实力强于斯巴达，军事力量却没有压倒性优势。斯巴达所有男性公民7岁开始就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长大成人的时候已经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死搏斗，带领队伍冲锋的人必须是最高统帅，甚至是国王。
战争一开始就呈现出胶着状态，双方任何一次胜利都是惨胜。此后，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打得爱琴海域连海盗都没法生存，何况来往商旅。
“商贾不行”对斯巴达影响还不大，毕竟农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对雅典可就是性命攸关了，没有贸易来的粮食，雅典军队就只有喝风了。
乱世出枭雄，乱世也出金融。
为了补充本土粮食，也为准备战争，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今天我们将之称为“海事信贷”。
当然，这种“海事信贷”还不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海事借贷，而是更类似于海事贷款和保险的结合体。放贷者可以获得高达30%～100%的利息，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海船只被大海吞没，或者被斯巴达人俘获，甚至贷款者恶意骗贷，放贷人都会血本无归。不过，如果贷款人在航海过程中出现意外，同时也就获得贷款本息豁免权，唯一的追索方式是法庭认为贷款人存在欺诈。
雅典海事贷款多数通过港口城市中间商完成，如雅典、拜占庭、马赛利亚等，这些城市不仅仅是商品集散地，也是金融交易和海事贷款的场所。
有一点，也许你想到了，在信息极度不发达的时代，中间商凭什么信任贷款者能够归还贷款？要知道，雅典古典海事贷款与现代信贷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一无抵押，二无质押，三无担保。
按照骗子的思路，中间商肯定亏了，贷到款就脚底抹油，能奈我何？
中间商确实不能找黑道人物打骗子闷棍，但是，这些人本身都是从航海圈里混出来的老油条，虚拟一个航海项目去他那里骗钱，不能说没有可能。而且，中间商压力也很大，一旦经手贷款不能归还，同行会把他的糗事满希腊传诵。要是还想干这行，基本上等下辈子吧。
雅典死于金融
银行和金融商给雅典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便利、外汇结算、战时物资，更多的是财富观念的改变。
遗憾的是，任何事情都要分两面来看……
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激发了雅典金融商的业务创新激情，在这里，他们开创了货币汇兑先河。尽管世道不太平，希腊商人依然要行走于各地，带上一堆银条没准哪天在路上会被黑掉，海事贷款中间商便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外汇炒家。
此时，这批贷款中间人兼外汇炒家获得了一个专有名词，即“金融商”，“金融”这个词汇可能就由此而来。
现在，我一直觉得银行不够厚道，我存钱的时候并不认识柜员，也没调查过你，可是我仍旧把钱存在你那里。银行就给我这么一点点利息，少到远远不能补偿飞涨的CPI。
金融商逐渐感觉到在汇兑过程中总有一部分货币会成为沉淀，他们开始同时借钱给商人。由于金融商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商人，也就集中了大量信息，就凭他手中的信息，就可以黑人。后来，希腊城邦的金融商开始从事其他行业贷款，这已经颇类似于今天的信贷。
一个组织的介入最终使金融形态一锤定音，那就是神庙。
神是希腊城邦虚幻出的权威，既是城邦保护神，也是居民祖先，雅典的保护神则是美丽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由于神庙的特殊地位，希腊人往往将存款放置于神庙。
智慧女神座下的弟子当然也很智慧，看着自己手头这么多钱，当然也想赚一些。于是，神庙开始利用手中的存款向商人贷款。
雅典人对雅典娜一向很敬仰，既然雅典娜能做，人当然也能做，金融商开始不满足于汇兑中存留的那点存款，比较牛或者很牛的金融商开始向公众吸收存款，顺便发明了土地抵押贷款、房地产信贷、海洋信贷，甚至在战争中贷款给国家、城市……
今天，我们把金融商这种行为称之为“信贷融资”。
据说当时雅典最大的金融商帕西翁掌握着几家汇兑银行，他的财产已经有400个塔兰特，每塔兰特约合现在40公斤黄金的价值。按现在的黄金价格，400塔兰特大概是雅典极盛时期财政收入的1/3，绝对称得上富可敌国。
银行和金融商给雅典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便利、外汇结算、战时物资，更多的是财富观念的改变。
遗憾的是，任何事情都要分两面来看……
随着三四等公民大量参与海事贷款，海事活动冲击了雅典人的本土意识，航行给了他们宽广的胸怀，能容纳更多的异端和商业创新--只要有利于赚钱，商业文化的个性精神逐步替代了雅典家族主义。
结果却是相当不幸的：雅典战士以公民为主，当公民热衷于海外探险的时候，人们就倾向于以货币支付战争成本，于是，雇佣兵登上了雅典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