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幕僚中，反对称帝最力者为张一麐、严修。张一麐所知机密甚多，而主张帝制者皆畏之。洪宪元年在便殿行朝拜礼，诸臣久跪拜，独张一麐行九鞠躬礼。有鲁莽者跃起挟之使强行跪拜。
张一麐作有《袁幕杂谈》，筹安会借古德诺立言，而古德诺向张一麐大呼冤枉。古氏写信说，他是被利用的，恐怕回美国时，将受刑事上之制裁。一般以为，古德诺的计谋，乃由周自齐百般挑拨而来。
袁世凯称帝前，日本公使馆寄来一张剪报，大意是说，中国国民党，其实很想怂恿袁世凯称帝，一旦达成，将以此为借口，实施倾覆的打击。
可见日本用计的阴沉，其用计方式，弯来拐去，辄用反笔文章，以图搅水摸鱼。盖日本也怕袁氏做大，羽翼丰满难以控制，故而多端放风，使对方视线模糊。
宋教仁一案的发生，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世凯以为仅毁其名而已。洪述祖唆使应某索取巨额活动资金，于是酿成大祸。袁世凯无以自白。小人做幕僚，其不可与谋如是。不过赵秉钧知道，袁世凯才是隐藏最深的唆使者。
称帝前，事情反复。杨度去看望张一麐，想了解袁世凯的真性情（究竟总统性情如何），袁世凯突然又说不合时宜，把杨度吓着了。张一麐说：“可是你本人在搞些什么呀？”杨度说：“我准备回湖南了。”袁世凯身边的人又对他说：“总统有大事，必须您杨先生出头。”杨度说：“我因此也是被动的。”张一麐说：“你看以前清廷搞预备立宪，事前百端推拒，事后翻然变计。你想想吧，以后诛晁错以谢天下，你的脑袋难保。”杨度吓得说不出话来（参见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64页）。
称帝前，张一麐上书请求取消帝制，有漂亮而说明问题的句子：“称帝王者万世之业，而秦不再传；颂功德者四十万人，而汉能复活。”
徐世昌、孙毓筠、段芝贵同往，劝袁世凯取消帝制，以应危机。袁世凯说：“取消谁负此重任？”段芝贵说：“有副总统在。”袁世凯愤然道：“他能担得了吗？”
袁世凯政治顾问的班子有一个洋人，他就是古德诺博士，他可谓幕僚背后的幕僚。他的论点是，中国人知识浅薄，头脑愚昧，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筹安会的成立跟他的言论大有关系。筹安会的六君子中，最积极的是杨度，他是真正的主角。严复则是被哄骗、拖拽，另外四个人是同盟会的变节者，典型的墙头草。他们变脸很快，袁世凯某种意义上还是他们的棋子。古德诺站在他们六个人的后面，可以说是师爷背后的师爷、幕僚背后的幕僚。
古德诺是个洋参谋，不料却被他的中国同行，既无品又无德的土参谋玩弄于股掌之上，怪不得刘成禺要说美国人幼稚，古德诺这篇文章叫做《共和与君主论》，文长达五千余言，洋洋洒洒。可能他自知“输出革命”，不能见容于他本国民众，所以事后他非常的后悔害怕，曾向袁世凯身边的幕僚谈道，害怕将来回国后，受到法庭的审讯。古德诺这篇文章主要是找民主政体的缺点，论证中国民众久处独裁政治之下，大多数人民知识程度不甚高尚，因此没有研究政治的能力云云，横说竖说，鸡蛋里面挑骨头。伍光建先生说，西洋人有马可？波罗帮助元朝建立了中书省和大中央集权制度，另一个就是美国人古德诺来帮助袁世凯走向帝制。为什么要说美国人幼稚呢？他不但受土参谋的拨弄，还受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记者莫理逊的拨弄，以及英国公使朱而典的操纵。中西参谋处心积虑，认为日本人气小意盈容易打发，而美国为共和强国不可漠视，显然，他们认为日本不足为凭，一定要有美国人来作理论支撑。包括袁世凯解散国会的时候，就以聘请法国博士韦布尔、日本法学博士有贺长雄，还有就是这个美国博士古德诺共同组成了他的最高法律顾问团。
策划“杰作”的黑幕僚终成报丧使者
筹安会和袁克定、段芝贵的幕僚作业概括起来有如下多端：
一是公民请愿团，向总统府请愿，要求老袁俯顺民意，早就大位。
二是请严复出山。
三是八大胡同妓女请愿团，袁世凯也派人接见。这班谋士的满腹经纶，也真运用到极致了。
四是印制假报纸——《顺天时报》。
五是筹安会之功，在老袁优柔寡断之际出手，推、牵、携、裹。袁世凯若真有一点聪明，也终不致受其摆弄。
六是古德诺发文，说中国不适宜共和政体，中国社会情状，须有大皇帝严加管束，否则将有祸乱。此举颇能蛊惑。他大概是美国自由空气吸厌烦了，要到中国换个口味。甜食吃多了，搞点极辣的海椒。
七是筹安会费尽心机，怂恿袁世凯上位，他们也得各个晋爵。仿佛一只蛇窝，他们的智囊里只藏毒液，一旦有机可乘立即献上毒计。
八是段芝贵此时也向北洋军发放册子，冯玉祥所部就接到大量《孙文小史》《黄兴小史》，书中极尽泼污之能事，诋毁中山、克强。每天均向官兵大剂量灌输。
九是段芝贵等人利欲熏心，老奸巨滑，以国事为儿戏，他不但玩弄将领，某种意义上袁世凯也被他玩弄。他联合十四省将军像八大胡同的妓女一样，呈表袁世凯，请其速正大位，他拥护帝制，得封一等公。所以认定这一高风险的行业，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政学系：精于政治算计
黄郛、张群与蒋先生的接近，更多的是时势使然的私人关系，黄郛是从北洋政府摸爬滚打出来，张群则是同学。在南昌行营时代，地位升到极顶。张群在这时被任命为南昌总司令部的总参议。陈布雷亦于此时入幕。这是一个档次很高的幕僚班底。
黄郛、张群二人，都是政学系重要人物。黄郛二次革命倒袁之役，进攻上海，任陈其美的参谋长。李宗仁第一次和他见面，“但见其风度翩翩，能说会道，一望而知为一十分干练的官僚”。
当时武汉的报纸对他攻击不遗余力，骂他是政学系北洋旧官僚，军阀的走狗，他早年和蒋介石换贴是拜把子兄弟。蒋总司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郛是他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都不要了吗？（参见《李宗仁回忆录》，三十二章）
张发奎对于张群出任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的看法，“政学系是一群渴望做官的人，那是一群没有政策的官僚”，譬如熊式辉爱摆官僚架子。
政学系影响近现代中国政局不可谓不大。北洋系垮台后，梁启超的研究系、梁士诒的交通系、王揖唐的安福系等，皆偃旗息鼓，退出政坛，唯有政学系则门庭刷新，人才于行政方面颇为出色。
中山先生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鉴于过去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之失，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黄兴因意见保留而赴美，居费城，仍从事反袁运动。先后追随之者，如钮永建、李烈钧、李书城、陈炯明、柏文蔚、方声涛等隐然唯克强先生的马首是瞻。这部分在美的同志，乃创设欧事研究会，作为交换意见的中心机构，民国四年即1915年又改名政学会。次年，袁世凯暴卒，旅居美国的党人相继归国，黄氏本人不久亦回到了上海，政学会即无形解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