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也曾在侍从室工作，他将陈布雷视为最好的文学老师。基于同事之谊，他在生活上也很爱护陈先生。陈先生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相，是典型的苦行僧。至于日常生活，更不乏天真的认识。所以，张治中常常跟在他的后头，逗他的兴趣，以此法减轻他的苦恼，使之笑靥常开。张治中说：“记得有一次在成都，与他同住一个地方。有一天上午，没有什么事，我笑着对他说：带你去调整调整！布雷说：大哥（他老是这样称呼我，实则我们是同年，我不过比他大几个月），我们到哪里去？我说：你跟我走好了。这一天，我带他吃成都有名的小馆子，逛少城公馆，喝了茶，又看了电影，混了大半天，他感觉愉快得很，笑容可掬。我问他：好吧？他说：好！以后他常希望我带他调整调整。”（参见《张治中回忆录？一个文人》）
布雷先生自来体弱多病，常常要借助安眠药才得以休息，结下终身文字之缘，生活清苦自励。他晚年答记者：我这个身体，好比一部机器，实在用到不能再用。从前偶然修理修理，也还照常可以开动，现在确已到了无可再修的地步。
1940年间，日本战机大肆轰炸陪都重庆，采用轮番式地疲劳轰炸，试图从灵、肉两面摧毁中国人。布雷先生撰述文稿，每每在防空洞内完成，体力渐感不支。初夏时节抵老鹰岩村舍休养，山居期间仍修改讲词，稍暇则读陆放翁之《入蜀记》《老学庵笔记》及陈后山诗等。6月间撰写回忆录，7月24日敌机猛炸重庆，敌人广播，造谣说陈布雷被炸毙。是年10月，自称：“余近来之身体精神大半视睡眠充足与否为转移，然长服安眠药则影响肠胃，不服则睡眠不佳，诚无可如何之矛盾现象也。”
他最后的幕僚作业，竟是尸谏！
徐蚌败局已定之际，他到上海召集报界巨头会议，他向友人说起蒋介石怪他精神颓唐。而在他的心里，也在思考，心中阴影厚积：此时的蒋介石和北伐期间的奋进有为判若二人。
他多年的贴身副官陶永标回忆：
有一次，陈布雷同蒋介石密谈至深夜，事后蒋送他步出总统府大门，陶永标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讲的几句话，内容大意为：目前战局确是不利，国民党可能被打败，但不会被消灭，布公不必如此悲观。自古未有分天下而能久者。谈判也保不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事到如今，我们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其后陶永标发现陈布雷的脸色很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叹道：“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数天抑郁不欢。
蒋介石对文官、武官态度渊然有别，对大文人、名教授往往礼遇有加，对学界人士之尊重又在一般的文官之上。《大公报》张季鸾起先的地位并不很高，得蒋介石提携，遂居重要影响之地位，而他的业务开展也盛极一时。对张季鸾是这样，对程沧波、胡健中、潘公展、黄少谷诸位，他也很周到。对于陈布雷，蒋氏始终尊称布雷先生。
他几乎没有什么应酬。他谨慎，甚至拘谨的作风更增加了他文字的周密。如有重大文字任务，有时他会好几天不下楼。陶希圣认为“在委员长的跟前，许多高人才士一接近就变质了。布雷先生则不然，他是一位报人，报人有广阔的视线、客观的思考、精确的批判，适于幕府的要求。布雷先生替委员长襄理机要，却始终保留一个报人的本色，居政治的中枢而对政治保持批判的精神，所以委员长尊重他。”他的自裁，必定饱含了非同寻常的剧痛的心灵矛盾，他的文人学者本色，已经一压再压，临了批判的精神在寻找最后的出口。
精神的打击，加重弱躯病体的负荷；羸弱的肉体，更无法承受自尊心的频受撞击。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遗书重点，一是毫无价值的一生，二是书生无用，回首履历，深觉有违初衷。其间“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乃是聚焦之点，读之悚然，如冷水浇背，当头棒喝。
布雷先生自裁前，已无计可施。计早出尽，有的不听；有的未及行，有的行而无效。至此则身颓而心如死灰，故无计可施。他本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总是走在旁边轻轻侧身而过，息事宁人，唯恐有所开罪。他在中壮年时期，还在做返回新闻界重操旧业的梦寐。他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其所撰述，则又言不由衷，其议论国计民生在文字理论上头头是道。到了形势河决鱼烂之际，所有的矛盾纠结缠绕，一时俱来，这并非针对他一个人的业障，但对他的打击较常人更甚千倍万倍。
云天在望，遥念广寒深处，不知今夕是何年？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几十年中布雷先生看过多少更替兴亡，不少他更参与其中。其中必有一个理由，他想解开这个谜，但他实在太累了，他等不到答案，他绝望到也不想再等这个不祥的答案了。
做记者，写政论，他胸怀千载，志吞八荒。掉鞅文坛，所向披靡。其间自有一种气象和坚锐。而其做幕僚，而且始终是一位高级幕僚，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他的苦心和见解，从国家大政方针至于人事的协调融和，其迹虽不易见，而其功则不可没。他甘于无名无权的位置，表面上看不出什么赫赫之功，而实际上贡献不少重要的决策。以一最高级幕僚的身份，他的私生活却到了克勤克俭的地步。程沧波说他像戒律森严的公门中修士，“他在重庆美专校街时，每当傍晚我每从上清寺到他的寓处，晚饭时到，他常留我吃饭，叫佣人加菜。每次是两个盐蛋，这就是当时宪幕的生活，也就是大英雄的本色。”（《大记者与大英雄》）
他的正义感，他的一介不取的超然立场，在极细微处表现出传统美德的附着。
唐纵《从两件往事看布雷先生》里面提到，战时重庆物资供应紧张，人家送他几筒三五牌香烟，唐纵知道布雷先生吸烟上瘾，就拿去转送给他，但他一再不肯接受。唐纵只得向他说明：这是朋友送的，而且并非有所干求，几筒烟并不会有玷您的情操，您受了也是取不伤廉。这样他才勉强收下。
另外就是1945年六全大会，中委提名，各方面向蒋介石推荐的候选人名单，很多既非对社会有何贡献，也非为行政延纳人才，而只是出于人事关系，你争我夺，以致蒋介石很难定夺。布雷先生目击这样的情况，心情沉痛到极点。后来，中枢和他谈到希望推擢一些不偏不倚的人才，问他有没有适当的人，他为了不忍再增加蒋介石的困扰，干脆一个人也没有提。
唐纵感慨道：这样大公无私的品格，说起来是理所当然，谁也应该如此；可是实际做起来，其困难是很难想象得到的。
关于陈布雷的工作特征，最近《参考消息》（2007年11月27日）文章《伟人大都懒惰》可作参证。里面写到像陀螺一样不停工作的人，因为破坏了生物钟的运转规律，往往变得迟钝不堪，甚至因高负荷工作耗尽了生命的源流，据美国教授对多个历史名人的分析，将天赋转化为特殊的才能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所以据说爱因斯坦、牛顿、阿基米德、毕加索都是以懒惰著称，当中的回环余地反而为他们赢得了超强的想象力。
相反陈布雷先生缺乏适度的怠惰，思维处于压力之下高速运转，结果伤害到生命的根基。他在生命的壮年就已灯尽油枯，实在因为他过于勤奋，燃尽了作为物质燃料的身体机能，以一己身体的资源再生的渠道被阻断，身体资源耗尽，加以战局一挫再挫，可以说悲凉之雾遍抹心房，于是对死亡的防备岗哨，悉数解除，大门洞开……
布雷先生尽忠职守，俯仰无愧，超过了自身承受的极限，真可入幕僚史圣者之林。
老派的典型
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他是操守谨严、尽忠职责的老派典型。
他在老袁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时代入幕，主佐文案，襄办学务。光绪二十九年开经济特科的时候，他考了第一，后来瞿鸿玑等人主张大魁应有高贵出身，才将云南石屏人袁嘉谷的卷子点了第一，张一麐居第二。
有时候袁世凯看到下班后他还在伏案办稿，晚来的急件交给他麻利办好，对他很是倚重。
张先生说，北洋幕府时代，有傅增湘、于式枚、陈昭常、严修（范孙）等，还有留学生金邦平等，因为那时，幕僚业务和古时候已经很不同，有地方自治、外事交涉、警察业务等新政，旧幕僚办起来大显吃力，手段和学问都跟不上了。所以，经纬万端的各种公事，张一麐等人都无役不从。新问题要研究三五天，多方征询后才下笔拟稿。
张一麐没有纯粹的军事履历也无专门兵学训练，一天袁世凯叫他润色《步兵操典》，改完后，训练处的何宗莲拿来呈给老袁，呈递前何氏已将张先生所改正者逐条驳回。老袁看后大怒，说，狗样的一班武夫，胸无点墨，你们知道哪个改的吗？就是座中的张君啊，何宗莲大窘，面向张一麐连称老师。
这个时候，徐世昌、王士珍等人均是袁世凯的重要助手，这时袁世凯也相当礼重文士，用人之长，补己之拙。
张先生的幕僚生涯，大多记载在他的《古红梅阁笔记》里面。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间，清廷越发依赖北洋系，而老袁事权日重，他的幕僚就有劝他学习曾国藩谦退内敛的。但袁氏的性格，此时已很膨胀，喜欢包揽把持，然而他对幕僚的态度据说还是很周到。稿子拿去，总是说，我的文学很差，你替我改正。据说有些长稿啰嗦的地方，经他点窜，如神龙点睛，起稿者自愧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