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情报参谋是备受军校学生欢迎的。军令部的参谋钮先铭将军，张恨水先生曾把他写进小说，因而声名大噪。
当时的军校学生张赣萍，说是二十多位教官到他晚年还能记得音容笑貌的，只有三位，其中之一便是钮先铭。
钮先生那时在军令部任职，在情报参谋业务上，他也是这些学生的上司。他讲述时事和军略的关系及运用，学生们受了张恨水的小说以及有关他种种风流韵事的新闻影响，大家对他早已心仪神往，可说先声夺人。钮先生本人的学养得益于历史学和战略学的综合，加以人情世故的点染，颇能让人耳目一新。
张赣萍写道：“钮先铭给我们的印象，堪称名不虚传。言态萧洒，雄辩滔滔，风度好极了，口才也好极了；他一出台亮相，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满堂彩！他讲解时事的时候，也傍及战术。对敌我两军的部署、番号驻地如数家珍；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有条有理、层次分明。中间加插一些战场上的逸事趣闻及敌我指挥的性格作风介绍，无不引人入胜，绘声绘影，令人忍俊不禁。听他演讲，对我们那种枯燥紧张而又艰苦的学习生活来说，无异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心灵上的享受。再因为他所讲的，又有许多是内幕性的军事秘密，在报章上根本看不到的，这不但使我们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知识满足，并且听了就算，既不作记录，又不必做作业，所以也是最轻松愉快的一堂课目。大家在全神贯注中，他每次来演讲的两个小时，都能在不知不觉中溜过了……”（参见《弹雨余生述》）
计谋是改变事物、改变历史流向的关键一钮，但计谋不可能包办一切，也难以孤立行之。计谋必须与实力、人物相上下，合而行之，机缘佐之，方可见效。
间谍为以智胜出的一个典型职业，但现代先进国家的间谍则在资金、特种武器等实力上协调出最大的融洽来，以实力铺垫，并恃其智力活动而行，这条看不见的战线，才有惊心动魄的建树。
克格勃的计谋或曰伎俩，譬如使用特种武器的巧不可阶，解密后令人惊讶不置，但它最后归于崩溃，观其最后一任长官所著回忆录（《克格勃X档案》什罗宁著，新华出版社），充满酸语、怨语，以及不愿承认事实的叹惋，它的计谋够辣，它的人员够猾，它的武器够劲，但它终于不免解体。这是因为它违反了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律，它的整体背景是灰色的阴沉的，而不是常青的阳光的，细处用功，大处犯逆，和世界大潮反向而行，它的所有杰出参谋，都要用自己的人生替其行为来背书。
这叫打的什么××仗
六七十年代的电影，动辄将国民党将领写成草包、脓包、酒囊饭袋，瞎指挥，老爷兵……好像革命来得很容易。其实，国民党部队中，也有很凶悍的，尤以其中的正规军及王牌部队，最具战斗力。革命成功，原本曾经有过重大付出。除了这种战场对垒的重大牺牲以外，解放军地工人员（亦称情工人员）的谍报战，也在其中起到关键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像熊向晖对胡宗南部队重大动向的节制，郭汝瑰、刘斐、潘汉年掌握的战略情报，以及张克侠、何基沣这一类的高级将领，一则输送情报，一则在关键时刻恢复地下党身份，回戈重击，三大战役及渡江战役也多得地工人员谍报之赐……这些都早已是公开的历史。
近从《人民公安报》得知另一谍报小组，即吕出、徐学章谍报小组，在内战中期受刘伯承所派遣，打入胡宗南电台，掌握核心报务，“先后给延安我军情报部门发送胡部绝密军情近千份”。制敌机先，大获主动，他们的工作有多重要？《人民公安报》这篇文章认为，在二战情报史上，如此出色的谍报活动，仅此一例！试看高级将领的反应，即可知一二：“对此，中共中央情报部最高领导人李克农将军曾经动情地评论说，他们的作用顶得上一个师、一个军，应该给他们发大勋章。彭德怀、习仲勋在取得西北决战胜利的扶眉战役之后说，对这几个青年人要黄金给黄金，要多少给多少，对他们在关键时刻起的关键作用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这宗谍报战在战史上“仅此一例”，其实，就彭德怀等人的重大反应和激动溢于言表的情形，也极为罕见。
稍加回顾，可知并不意外。淮海战役后期战事进入胶着状态，不断有国民党主力部队倒戈、投诚，又从解放军的部署、攻击方向及国民党处处被动来看，显示其军情军机外泄，兵团司令、黄埔系的名将之花邱清泉就大骂“杂牌都是害人精，关键时刻就倒戈”，实则以优质兵力、优势火力及优等指挥而“吃瘪”，自然要找病灶。随后大突围中，邱氏战死，而被俘后在“功德林”中学习改造的另一名将黄维，事后得知一切内情，那就“气不打一处来了”。就算“富贵无三辈”，也来得太快了些吧！所以被俘之初，他曾愤懑叫喊：“这叫打的什么××仗”，“再打一仗看看！”近40年后的1987年六届政协大会期间，已是全国政协委员的黄维向方知今（原79军军长兼湘鄂川边绥靖区副主任方靖之子）说：“事后我才知道刘斐早已私下通共，整个作战计划蒋介石还未看到，周恩来、毛泽东却先看到了，廖运周是老地下党员，第十二兵团每一行动计划，他都报告刘伯承。”
在战况焦烂的紧急关头，黄维的副手胡琏闻出了“味”，他反复说“国防部有些人靠不住”。可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当时谁信他呢？
胡琏的这句话，对照几年前出版的《郭汝瑰回忆录》可知其详，且有“一切尽在不言中”之慨。郭氏系中共党员，内战中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三厅厅长，主管制订作战计划！胡琏败退台湾后，因指挥金门反登陆战声誉鹊起，倘若他也被捉到“功德林”，也一定会喊“这叫打的什么××仗”的。
解放军地下党员严继承乃是打入蒋介石专线电话的红色特工，直接从接线员的位置上听取最高层作战计划和命令，所有向蒋介石报告的军政事体，全都由其转接。他所侦听的这些极端机密，转送地下党直达解放区。1948年年初被保密局侦破，予以逮捕杀于南京雨花台。
此事已经令人大跌眼镜，殊不料调来接替严继承的车大奎也是地下党，他将国军最高层对徐蚌会战的机密指挥电话内容，全部择要转述给地下党的接头人，这种打击确乎是致命的。
参加内战的很多将领，在“二战”时的中国战区，与日本侵略军周旋，都是第一流的现代军事人才，却在内战中节节败于解放军手下。英雄失路，流年不利，除了战争性质的决定之外，出色的谍报工作，就是悬在他们头上的无形紧箍咒。关于谍报的不同反应——或“要黄金给黄金”，或“这叫打的什么××仗”，或“老牌历史反革命，潜伏特务”（“四人帮”加诬于地工人员的帽子）一事数歧，恰从多侧面反照谍报工作之重要性、重大性，而在“谍工”的对方呢？那就要看防谍的智慧和手腕的疏密了，倘若阁下无能，不会防不及防不懂防，当然要“吃瘪”要“泡汤”了。
情报+不会研判=〇
情报参谋最重要的就是在搜集情报之后加以研判、运用。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憎妒特工事务，他的口气透着嫉恨和轻蔑，可以说是对敌方情参工作的否定。
萧赞育回忆在侍从室工作期间亲历西安事变，说是在事变的当天，天黑后，萧赞育和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位秘书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两人住一间房，房内只有一单人床，汪日章让萧赞育睡床上。第二天早上10时，张学良前来，逐个房间慰问压惊，这时萧氏要求和他谈话，“张又说，委员长对他并不信任，反听特务人员肆意污蔑挑拨，说张学良如何联俄联共，对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离心，无以自明。张并说，实则特务工作人员有什么用？我这次干出的事，特务人员哪里去了？……”显然，语甚轻蔑，意甚不屑，当然，也有侥幸的得意。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戴笠即派遣干员向西北渗透，关于张、杨的情报源源不断送往中枢，尤其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的底细被查得一清二楚。西安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但在12月初，即侦测到张、杨异动的一系列情报。那时蒋介石刚刚赶到洛阳，戴笠手下的马志超、江雄风就得出张、杨即将采取兵谏的方式、逼迫委员长答应其条件的准确情报。
虽然获得准确情报，但在研判上掉以轻心，未能引起警醒，更未能恰到好处加以运用，总不免有失职失察的责任。
所以事变发生以后，戴笠立即从南京追随蒋夫人乘机奔赴西安，下机后，杨虎城曾说：“雨农！你来得正好，我们准备了一只装老虎的笼子给你住。”戴氏却一笑置之，故装神秘说：“这个我早已料想到。不过，请你想想，我是不是个前来白白送死的人？”（参见张赣萍《弹雨余生述》）张、杨听了，当场色变，表情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