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的惨败，原因多多，俞大维以为一个焦点，就是金圆券发行造成的悲剧，这也是老百姓的切肤之痛。知识阶层，本已不满，金圆券一经发行，中产阶级纷纷破产，好比遍体鳞伤者，又挨了致命的一刀。所以他认为金圆券是罪魁祸首，导致民众的不满变成愤懑，他们的反对变成敌对。
早在1946年由于通货膨胀法币贬值，民间就已出现以货易货的行为，金圆券在1948年夏秋之间颁布发行，有的人还乐观地认为可以维持下去，但是失败得很快、很惨。从前法币虽然问题不少，但还在乡下流通。现在金圆券下不了乡，结果只在都市肆虐，于是通货膨胀加速，财经困境已然崩溃。
万耀煌先生从湖北省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曾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当时只有19个人，万耀煌是其中之一，负责战略检讨和最高军事行动建言，为一种事实上新增的高级幕僚。
他以为，当王耀武兵败济南后，情势进一步恶化。但部队整体而言，在东北、华北、徐蚌仍掌握许多要地，具有巨大潜力，他就向蒋介石提出议案，说是值此生死存亡之秋，应“集中兵力，选择战场，把所有人力物力投掷在一个战场上，不幸而败是无法挽回，另作打算，胜了是决战的开始。我把重点放在集中兵力选择战场上，这是主动的攻击，希望不要像现在处处要守，处处挨打，备多力分，无法兼顾。”（《万耀煌口述自传》31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万先生分析说，以蒋介石的智慧，应该不至于有1948年至1949年间惨败，但几乎每局都败下来了。万先生仔细探其就里，其所述深宛而沉痛，这些失败的因素，自有其焦点。因为蒋介石具有英雄本质，使他坚持必须亲自指挥军事。为了明了战场实况，他冒险出现在大型战场，每一个吃紧的战区，到达后立即集合当地的高级指挥官——总司令、兵团司令等，开会听取诸人报告才决定战略，然后决议执行。“问题就在各个带兵官是否得到正确的情报？是否肯把实况报告出来？是否敢把自己的弱点宣布出来？无疑地，他所得的报告要打很大的折扣，他的决定当然成问题，何况战争是瞬息万变的，说不定会议一结束情况又不同了，这是蒋介石指挥全国各战场的缺憾。在指挥系统方面的漏洞更大……”（引文同上书）
在大陆易手前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已经方寸大乱。那时候可以说所有的当事人前线一线将领，都是临时性事实上的幕僚，不少人推出较为可行的退守办法，但都阴差阳错未能实施。
1949年8月下旬，宋希濂和胡宗南在重庆向蒋介石建言。其中，宋氏长期在滇西，对川滇边区地理很熟悉。
宋、胡二人的腹案是，当时在西南的部队，少量的嫡系部队也军心不稳，军头甚至是地下党，新编成的部队及杂牌军战力脆弱，要想集结兵力和解放军决战，等于痴人说梦。于是宋、胡二人商量，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第一步控制西康和川南。如解放军压制，则退往保山、腾冲一带，如再受压制，则要退往缅甸，且必须尽量保存现有重炮、山炮、战车等。
他们向蒋介石作了汇报，但老先生非常气愤，坚不松口。他认为，西南为资源精华所在，乃复兴事业的大本营，不能轻易丢弃，如果放弃，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地位完全丧失。
他所说的也是事实，问题是整体的支撑难以招架了，等于病骨支离的人去和大力士打擂，其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宋希濂和胡宗南又说，如不设法避免决战，将有被包围全歼的危险。不如设法保存实力，还算上策，他们向蒋介石反复陈说。蒋介石坚不同意，且面有愠色。于是这一案就完全搁置了。
当时在大西南，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也有他的一个计划，他认为刘文辉的部队战力孱弱，雅安、西昌可轻易拿下，但不宜从成都、雅安一线直接攻击。宜从乐山、洪雅方向，以及灌县草地方向合围雅安。再将两个军调到云南，守住云南，西南的局势是可以稳定下来的。
他这一案胡宗南也表赞同，但他晓得层峰必不准许。所以在汉中的时节，他苦闷到闭门谢客。那时，胡部的训导处处长李犹龙，曾为此事去问参谋长罗列。罗列说，老头子没有批准我们的计划，长一师不能去西昌，其他部队亦停止行动，因害怕做瓮中之鳖，胡先生在愁闷生气呢。稍后李犹龙自己去见胡氏，胡宗南对他说，老是被动行事，将来只有做瓮中之鳖了。1949年的11月，宋希濂部队已经只有撒腿西向狂奔了。在幕僚计划的左右摇摆中，川东的防线已不复存在。
当胡宗南已退到成都，还在为怎样去、去不去西昌而忧虑，解放军已在多处重要关隘切断了他们的退路。这时即使口头上要守成都的人，也是忐忑不安，所以，成都籍贯的李犹龙就建议，假如要暂时守成都，自来兵家是北守绵阳，东守简阳，南守泸州；如打到成都附近，你就不能守了。就目前形势说，他认为还是放弃成都，到西康、云南保持一部分实力，才是上策。
这时候蒋介石也正在成都住在军校里面，胡宗南去请示，回来后大发牢骚。说是蒋总裁得到张岳军（张群）向他保证刘文辉、邓锡侯、卢汉这些人都靠得住。蒋先生不同意胡宗南等人的计划，而且下手令要其负责死守成都；并派顾墨三（顾祝同）任西南军政长官，要他以副长官兼参谋长的名义代行。胡宗南以为这几十万人都会被张岳军埋在川西。
张群是蒋介石极为信任的大幕僚。但他这个时候的种种判断，都是和实际情形相背离的。他的整个人脉、在他家乡的多年的经营，此时已像大地震一样，改变了地脉上的所有结构，即使原貌还在，整个基础已经垮塌松懈，他还冒险相信，其他的人当然就成了他的计划的牺牲品。所以胡宗南的牢骚也真不是空穴来风。
近代领军而出身幕僚者多不可数。
据统计，曾国藩前后幕僚加起来，声名显要的就有四百多人。大概除了纯粹的武将如鲍超等人以外，其余从其身边起家的军政大员，没有不是幕僚出身的。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郭嵩焘、罗泽南、沈葆桢、刘蓉、薛福成、吴汝纶、胡林翼……侧重面不同，有的一生为幕僚，有的很快出为方面大员，甚至疆臣。
曾国藩集团的得逞，在技术方面幕僚因素居大半，其高层大多由幕僚出身者组成，赵烈文这样的知识分子，始终居幕僚地位，出谋划策；更多的人，像左宗棠、李鸿章起初都是曾国藩的幕僚，奋其智鼓其力，中途走向方面指挥，再走向疆臣大吏；像郭嵩焘则以幕僚走向第一代杰出外交官。曾国藩手下的将帅只有像鲍超和塔其布等人，是纯粹武官出身，其他的人无论是专职幕僚，还是外放任方面指挥官的人，多为知识分子。如左宗棠、罗泽南、彭玉麟、李鸿章……这里面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形，例如王珍，他早期是罗泽南的助手，一旦进入湘军系列，由纯知识分子转为指挥官的过程相当迅速，后来他写《阵法新编》等书，在战术方面就有相当具体的贡献。
曾国藩本人在翰林院时期也可算得是广义的幕僚。
其集团上层更多的人是由幕僚走向统领、提督、总兵。
曾国藩幕僚集团，拨动了清王朝时钟即将停摆的指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