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一代廉吏
于成龙（1616-1684），字北溟，别号子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离石）人。他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其先祖和父亲都在明朝做过官。据说他的父亲在乡里倡导孝义之道，有长者之风。受家庭熏陶的于成龙性格端庄，不苟言笑，又才智过人，勤俭耐劳。他“为学务效实行，不屑于词章之术”，认为“学者苟识得道理，埋头去作，不患不到圣贤地位”，可见他自始就是个崇尚实干、不屑空谈的人。
少有大志
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顺治十八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
大器晚成
于成龙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曾经参加过乡试并中副榜贡生，但因为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而没有出去做官。直到45岁才以明经谒选清廷吏部，被授以广西柳州罗城县知县。此后，他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尤其是始终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
仕宦生涯第一步
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从仆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毅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严禁盗贼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
讨伐乡贼
境内初安后，于成龙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
让百姓安居乐业
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巡抚顾问
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广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盗”与“慎刑”；三．推行“抚”字催科；四．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五．改善民族关系等等
公今去，我侪无天矣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芦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知州。离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入情景。
革除宿弊
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
奖励垦荒
合州土地极度荒芜。于成龙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治盗省讼
“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于青天
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
平定“东山之乱”
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接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于成龙以“招抚”为方针，发出安民告示，事态很快趋于缓和。
艰苦的生活作风
四年后，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不兴大狱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
廉能第一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整顿吏治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
兴利除弊
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
宽严并济
于成龙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举荐廉吏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关心科考和教育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
文才卓异
于成龙擅长书法，诗词亦工。他的著述、奏稿等先后由其门人和孙于准辑成《于山奏牍》7卷附录1卷和《于清端公政书》8卷行世。此外，于成龙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曾组织编写了他《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对整理和保存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料做出了贡献。
疏、筑永定河
康熙三十七年，保定以南诸水与浑水（今永定河）汇流，势不能容，时有泛滥之灾。圣祖临视，巡抚于成龙疏、筑兼施，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北十里铺、永清东南朱家庄，会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至西沽入海。共疏浚河道72.5公里，建筑南北堤90多公里，康熙皇帝赐名永定河。从此，浑水改注东北，无迁徙，一直延续了40年。
躬先俭仆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
世人哀悼
于成龙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第三节配享太庙汉大臣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中国清代大臣。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康熙时历官内阁学士、吏部侍郎。世宗继位，擢礼部尚书，入直南书房，任《圣祖实录》副总裁，纂修缮写实录及起居注，深合上意，又任《明史》总裁。廷玉为世宗所倚任，军国大事，多与参决，鸿典巨文，也多出其手。二十年三月卒，谥文和，仍命配享太庙。清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仅张廷玉一人。
升迁履历
康熙十一年（1672年）生，父康熙朝大学士张英。康熙三十九张廷玉照片（2）年（1700年）中进士。康熙朝历任检讨、直南书房、洗马、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雍正元年（1723年）升礼部尚书，次年转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太子太保。三年（1725年），署大学士事。四年（1726年），晋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并兼充康熙实录总裁官。
鞠躬尽瘁
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户部、吏部、翰林院，又担任国史馆和其他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繁多，工作忙碌，这是可想而知的。他自己说，雍正经常召见他，一天召见二、三次，习以为常。西北用兵以后，“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从内廷出来，到朝房办公，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几十上百人。
无片刻之暇
张廷玉经常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处决事务。傍晚回到家中，仍然“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雍正也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雍正的信任
雍正即位之初，办理康熙丧事，特命吏部左侍郎张廷玉协办翰林院文章之事，那时，“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
功在文字
八、九年间，雍正身体不好，“凡有密旨，悉以谕之”。由于撰写谕旨的需要，雍正每天召见张廷玉多达十几次。雍正即位第一年，张廷玉即升为礼部尚书，后又长期担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可是他在雍正朝所做的主要工作，又确确实实是这些文字工作。就连雍正本人，也认为张廷玉的作用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承认他的功劳在于文字。
雍正的高级秘书
张廷玉所草之上谕，全合雍正本意，是以屡获表扬。这文书工作，由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廷玉来做，他自然就成了雍正皇帝的高级秘书了。乾隆时当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说，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处，军机大臣实际上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这种地位和身份，张廷玉自然不能独树一帜，建立创新的大功业。
清代的诏令
在清代，皇帝的诏令有数种。雍正以后，由内阁传抄发送的诏令，叫做“明发上谕”；由军机处撰拟、抄写、密封发出的诏令，叫做“寄信上谕”。“寄信上谕”因是由朝廷直接寄出，故又称“廷寄”。所寄对象为高级官员，用“军机大臣字寄”的形式寄送；其余则用“军机大臣传谕”的形式寄送。字寄、传谕封函的表面都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封口处盖有军机处印信，保密程度非常高。
定军机处规制
雍正八年，因战事紧急，军令需要迅速处理和严守秘密，所以，即令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嗣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命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廷玉定规制”。按照旨意，张廷玉就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方面都作出了严格规定，其中涉及到档案的地方就达多处，如：军机处参予官员奏折的处理和谕旨的撰拟；军机章京负责誊写、记档及日常工作；“密事有件”，密封存档，届时拆阅办理等。
廷寄办法
归军机处办的事情，不问大小，“悉以本日完结”，绝不积压。这样的办事作风，效率自然较高。寄信方法也是快捷的。张廷玉制定的廷寄办法，最后形成一套制度，是军机处将上谕函封后交兵部，由驿站递相传送。军机处根据函件内容，决定递送速度，写于函面，凡标“马上飞递”字样的，日行三百里，紧急事，另写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