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实行严格的官员回避制度，官员上任必须到远离家乡的外地，上任的路费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那时候的州县级官员，俸禄很低不说，还有一大帮雇佣人员等着他发工资。这些雇佣人员包括秘书、顾问以及一些打杂跑腿的心腹。朝廷并不给这些人开工资，他们的工资也得官员支付。当官的还没有上任刮到地皮，当然拿不出这些钱，于是就像今天贷款买房子一样，就有人以官员将来刮地皮的收入为抵押，专门为这些当官的放债。有些放债的人甚至作为官员的长随，直接跟随官员上任，这叫做“带驼子”上任。沈一石是坐地放债的金融家，他不必亲自跟随放债的到地方上任的。因为他是为官吏提供融资服务的，所以在官场上积累了更多的人际关系资源，而这种资源可以转化为白花花的银子。
沈一石当然不仅仅为官员放债，也为私人放债。一些做大买卖的商人，手头吃紧，运转不开，也向沈一石借贷。这些借贷的数目较大，每次在千两银子之多，利息都是月息5％，即年息60％。这些商人本来能够在他处借到钱，但是因为沈一石做的是皇家买卖，有着更深远的官场网络，这些商人觉得向沈一石借钱更能攀扯上关系，为以后的发展打好基础。
明朝的法律对于高利贷有规定，就是放贷和典当的利息，月息不得超过3％，就是年息不得超过36％。而且还规定，不管年月多长，利息的总额不能超过本钱。违反这些规定的就按照赃罪论处，罪重的要打一百板子，运气不好的会被这板子打掉性命。当然，这样的规定与商人不许穿绸缎的规定一样也早成为具文，西门庆的高利贷都是月息5％而不是3％。
在那个金融制度和信用制度不健全的时代，放贷的风险是巨大的。沈一石的官吏债生意能够兴隆，一定是因为他长期与官府保持熟络，因而有官场的保护性资源可利用有关。不要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放贷，如果没有官府势力垫底，做商业经营和金融服务，其安全性是没有保障的。
沈一石通过向官场大量投资，尤其是投资官员，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回报。
作为精明的商人，沈一石最善于向官员进行投资。地方大小官员自然不必说，关键是当朝的显贵，他无不倾情交往。当新科状元路经他居住的县城，他也给予隆重接待。临行的时候，他会给新状元送上重礼，同时奉上三百两银子，这三百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十万元钱。后来新科状元果然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沈一石当初的投资得到无数倍的回报。
沈一石是个非常懂得表演的大户，不要看他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但是在官员面前却忘不了穿上粗布衣服，以显示自己的低调与贫贱；他自己喝凉白开，却把最好的茶递给官人喝。由此可见，沈一石还是一个很懂得做人的大户。当年朱元璋定都南京的时候，江南第一富商沈万三献银百万，名为犒军，实际上是想花钱买个政治上的靠山。结果此举不但没让朱元璋龙心大悦，反而让朱元璋勃然大怒道“匹夫敢犒天子军”。在皇帝面前显摆财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朱元璋下令让沈万三限期“助修”南京城防的三分之一，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沈家组织了近百里的人龙，手接手地从砖窑传砖修墙。还有比朱元璋这句话说得更露骨的吗？再有钱你也就是小老百姓，虽富有却无地位。皇帝就算混不上饭吃，出去化缘也还是皇帝，处境虽潦倒，但身份却高贵。恰似南北朝宋代大臣王宏一样，尽管他是皇帝刘裕跟前的红人，但与出身高贵的士大夫共坐一席都被当众拒绝。富与贵的差别就在于：富，有关钱财；贵，要看地位、出身。遮遮掩掩尚且难以远祸，明火执仗地在皇帝面前炫富，等于是把自己送上断头台。
在这一点上，沈一石要比他的本家沈万三拎得清，也玩得转。
在以挣钱为唯一目标的前提下，沈一石什么事都想得出来，什么事也都做得出来。他敢在官员身上投资，在他看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经济实力，在浙江省就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当然他的确也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相当漂亮。
沈一石插手的买卖是丝绸出口，当时的丝绸出口是由宫里直接掌控的国有垄断项目，没有一定的后台背景，普通商人连边都摸不上。沈一石虽然没有学过经济学，但他知道“一切利润都在垄断之中”的经济学道理。
他不惜重金从苏州买下绝色女子芸娘，专门侍候江南织造局的监正杨公公。有了这个靠山，沈一石才能成为江南织造局最大的织造商。并且在嘉靖三十七年，江南织造局报司礼监呈奏皇上特赏沈一石六品功名顶戴。
清朝的官帽是红顶，所以有“红顶商人”一说；在明朝，官帽是黑色的，叫乌纱帽，大概沈一石之流可以被称为“乌纱商人”。红也好，黑也好，亦官亦商，总是好做生意。
像沈一石这样生在皇权社会的商人，尽管他们并不在官场上混，但能够认清世俗权力高于一切的社会现实。所以他们往往会把商业智慧运用到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的地方去，这就是勾结官府，权钱交易。不论是生存也好，还是发展也罢，舍此一途别无做大做强的机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商业的繁荣是畸形的。处于财富塔尖的商人与其说是依赖个人的能力与机遇，还不如说更依赖于官府以及不干净的官商手法。
“灭门的府尹，破家的县令”，公共权力的无限膨胀可以通吃一切，经营活动很大成分上是按照不成文的游戏规则在运行，按照诸如“无商不奸，官商结合”的潜规则在运行。商人们深知两条规则：在商言商，千万不要与皇权作对，此其一；皇恩浩荡，粘上了就是巨额利润，此其二。
事实上，对于多数明朝商人来说，皇恩往往是通过各级官员的“跑冒滴漏”，间接地流入民间。所以为商之人都知道，没有官府的帮衬，生意根本就没办法做成全国五百强。也就是说，像沈一石这样寄生在权力躯体上的明朝商人，他们与手握权力的官场中人达成的“契约精神”是一把双刃剑。在成全自己财富的同时，也有可能沦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随着“权力经济”体制的长期延续、不断膨胀，在保证统治者的权力安全和“权力暴利”的同时，也迫使整个社会付出惊人的“制度成本”。《明律》明确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经商，贪污60两白银就要被扒皮示众，可是，历代官员经商之盛、家财之富，又以明代为最。发展到后来，皇室宗族、功勋之家已纷纷插手经商，到了嘉靖之后，这种风气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据吴晗的考证，“从亲王到勋爵、官僚士大夫都经营商业，而且官愈大，做买卖愈多愈大，16世纪中期的这种现象，是过去所没有过的”。
而这种成本有时候会直接动摇国家的根本，比如说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在与后金（清朝前身）的辽东之战中一败涂地，总兵官、监军乃至西、北、东路的明军高级将领多半殒命，如此惨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军需供应商们与掌权太监沆瀣一气，掺杂使假无所不为，连火药中也半是泥土，根本不能使用。如此形势之下，“辽事”日益成为明朝的肘腋大患就事在必然。
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皇权统治最终离不开官员，官员是统治的手段。而被作为手段的“官员”，也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是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的，它不是经商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并能够从中得到丰厚的收益。
由于国家发放的长期饭票有限，造成官场资源稀缺，官位的稀缺凸显了封建社会官职的高贵。这种高贵对于大多数谋求当官的人来说，除了光宗耀祖之外，还将升官与发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时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挤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名利双收。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当官”与“发财”往往是紧密相关的。当官不发财，不如回家买红薯。皇帝对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依赖，而官对皇帝却是一种权力的索取。
这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皇帝们既没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或一家之力来打理江山，又必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来统治江山，所以他们就不得不报出一个有诱惑力的市场价格，以便吸引普天下的“职业经理人”。
对于许许多多有理想、有抱负却又由于各种原因当不上官的人来说，既然“当官”是和“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当不上官的情况下，直接跑出去“发财”也是一条捷径。
这样一来，皇帝就不高兴了。都跑去“发财”了，谁给我干活啊！
皇帝能够“忽悠”天下人才为己所用的一个绝招，就是为广大读书人提供取财之“正道”——当官。倘若没有机会走上当官的“正道”，如果能退而求其次，通过经商来实现自己发财的愿望，也不失为上佳选择。在从商的路上，从来就不缺乏人才。
帝王们都知道，官商勾结的后果是把“皇家私有”变成“官家私有”。从本质上讲，就是把社会财富从一家之“国有”变成千百家之“官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封建社会的宫廷之争也好，官场之争也好，都可以说是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斗争。帝国的皇帝们为了稳固自己的“天下”，一面坚决让有钱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一面又想法子抄没官员的家产。这也是“天子”们的政治智慧。
根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没有一套准确的数字化管理，皇帝往往不知道老百姓被压榨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所以一方面挥霍无度；另一方面逼迫各级官府强征暴敛，那些手握公权力的官员则借机巧取豪夺，变本加厉。官府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想办法从掠夺商家入手，因为吃大户的交易成本低，且不容易引起民变。于是，商业的发展总是受到周期性的政治打击，无法持续。
我们来看一看巨商沈一石最后攒下了的那些权力资本：25个作坊，3000架织机，107家专营绸缎的分支机构，几万亩桑田。二十年时间，累计织绸缎四百万匹，按市价和出口价的平均价计算，约合三千多万两白银，上缴织造局210万匹，各任官员分利100万匹，所余90万匹用于生产流动资金。
通过上面的数字，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承受官府的层层盘剥加上自己的无度挥霍之后，沈一石的净资产其实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在这种情况下，沈一石决定孤注一掷。他把最后的流动资金全都用于买粮，作最后一次豪赌，打算借助官府的力量发一笔天灾人祸之财，那就是低价收购灾民的土地。因为海瑞生扛硬顶，情况发生突变。他用于买地的一百多船粮食“奉旨赈灾”，在这次博弈中血本无归。沈一石被迫走上了绝路，于是他点上一把冬天里的火，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当然，作为商人他没有忘记把所有的经营账册拷贝了一份，分两个渠道送给了官府和朝廷，最终以自己的死点燃了烧向浙江官场更大的一把火。把官员烧得鸡飞狗跳，诚如他给高官的信中所言“沈某先行一步，俟诸公锒铛于九泉，此日不远”。
沈一石在他遗书中这样写道：“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今日之结局皆意料中事。然以沈某数十年备受盘剥所剩之家财，果能填国库之亏空否？”
君主制度下涌现的商人买官，与其说这是官商勾结，倒不如说它是官商互动。有官方的许可和支持，商人才有从事商行为的可能和保障；而缺乏商人们的大力合作，官家恐怕也很难控制经济和商业活动，难有稳固的政治依托。商兴则官固，官固则商兴。商与官，谁也离不了谁，就像鱼和水一样息息相关。如果说商人的竞争起点是相同的，那么谁能背靠政府的支持，谁就拥有了最大的无形财富，这种边际成本小于等于零的资源当然是人人眼红的。如果说有雄厚的资本支持，最无能的政客也会仕途兴旺，应者云集，山鸡也会变凤凰，差的不就是这一层金子做的外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