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在诏书里只是简单点出了地方官员的这个问题，却并没有揪住不放。他在诏书里要求河南巡抚英桂查明原因上奏，这里可以将其视为咸丰皇帝对禹州知县朱光宇等地方官员的警告，同时又给他们预留了极大的补救空间。
所谓最好的补救方法，不过就是在暗示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将那些“披猖”的“土匪”剿灭。其实在这里咸丰皇帝已经知道这些所谓的“土匪”究竟是什么人？，知道他们是因地方官府的浮收勒折而被逼造反的乡民。他不满意的地方是，地方官府没有说清楚缘由，有事瞒着他这个皇帝，以至于事态蔓延。他警示那些处事不利的地方官员，以后做事不要拖泥带水，要当断则断，不要留下任何后遗症。
面对官民争利局面，皇帝轻轻放过了那些蠹民的地方官，而对那些被逼造反的联庄会乡民却无情地背过脸去。其实咸丰皇帝又何尝不想通过这样的事件来整顿吏治，可是时局容不得他在权力系统做过多的文章。
此时的太平军已经横扫大半个中国，如果此时再对这些效忠于清廷的地方官们下手整饬，恐怕会进一步动摇政治体制，在稳定大局的政治需要下，咸丰皇帝选择了牺牲那些闹事的百姓，而对叛乱分子的无情打击，也将震慑其他蠢蠢欲动的人。
在封建官家制度下，如果我们把皇帝看做一部权力机器，那么官员则是机器上的零部件，普通老百姓则是权力机器运作的具体对象。权力机器通过它的各个零部件来掌控着老百姓的一切，并凭借其强制力量索求百姓们的供奉。
老百姓虽然不是权力机器的一部分，可他又实在无法摆脱权力的控制。
皇帝做为帝国权力的一把手和帝国意志的抽象化身，他知道皇权存在的根本基础并不在于官，而在于的是天下百姓。只有百姓归心，他的权力机器才会平稳运转。在帝国的权力结构中，老百姓供奉钱粮，官员们则享受着俸禄。由此俸禄就成了权力机器零部件运转的润滑剂，如果俸禄太少的话，权力机器会锈迹斑斑，难以运转；润滑剂太多的话，机器容易打滑，同样运转不利。
如果我们将老百姓和官员放在一个天平上面称量，没有哪个聪明的皇帝会看不出来官员的那一段会高高地翘起，因为老百姓要重的多。当官员出了问题，影响到权力机器运转的时候。皇帝不但不反对，甚至鼓励百姓告官。在这里，百姓告官，事实上也是加强皇权的一个途径，因为它从某方面可以起到帮助皇帝监督官员的作用。
对于皇帝来说，百姓可以遵循体制规则做一切事，有冤申冤有怨诉怨，但是你不能造反。造反就是反对皇帝，对抗体制，将自己与所生存的世界对立起来。这是皇帝们绝不允许的。所以，将联庄会叛党与虽有劣迹但是听用的知县放在一起二选一，咸丰皇帝严惩叛党而放过知县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河南巡抚英桂本来就是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手，他很容易地就从咸丰皇帝的诏书中读出了其中的玄机。他在接到诏书之后，加大了地方平乱的力度，派遣新任开封府知府赵书升率领精锐部队猛攻联庄会余众，擒杀百余人。咸丰皇帝在收到捷报后，就再也没有责问过地方官员违法之事，而是再次下诏命令追剿散匿于郑州、密县和禹州各地的余匪。
对于联庄会最终走上造反之路，作为联庄会首领之一的岳三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说，正是在以他为首的主战派的嚣嚷下，刘化镇才被裹挟进这场抗粮造反运动。攻城失败后，他又与刘化镇一起逃到了密县。意志早已崩溃的刘化镇见大势已去，只好选择自杀。虽然岳三教南下襄城联结当地联庄会取得成功，但是在禹、密两地官兵的联合围剿下，依然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
两地联庄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虽然有自身原因，但也和他们遇上自己的命中克星——禹州知县朱光宇有很大的关系。
朱光宇的彪悍作风在这次平乱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他的脖颈被飞弹击伤，仍然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督兵奋战。他亲率人马追杀至顺店东的颍河边，溃逃的联庄会人员一半赴水溺亡，一半被官兵围歼。岳三教虽然在这场毁灭性的战斗里得以侥幸逃脱，但是不久之后还是遭到了官兵擒杀。
事情发生后，有人不仅为襄城联庄会的命运唏嘘感叹。他们认为襄城联庄会本不应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事情的起源与他们无关。其实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利益连锁效应的，我们常说，一根绳上的蚂蚱需要共担风险。其实一根绳上的蚂蚱在共担风险之前，他们考虑的却是共享利益。
襄城联庄会之所以被裹挟进去，主要还是因为两个地方的乡民有着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联合起来，共同争取赋税减免。当时受到地方官府盘剥的不止一个禹州，任意抬高浮收标准的也不止禹州城的两任知县。银价骤涨引起的官吏灰色收入锐减，这是地方官员最不能容忍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有通过加浮勒折，以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失。
襄城和禹州之间的联合，并不是始于叛乱止于叛乱。前任禹州知县程佶要求提高浮收标准，也是受到其他州县的影响。他不是这么做的第一个人，更不会是最后一个人。朱光宇署任之后当然不会轻易破坏这个游戏的规则，如同联庄会的会众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栓在一根绳上，那么同样为了自己利益的官员又何尝不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们没有必要故作清高，将自己从这根绳子上摘出来。
对于朱光宇这样的地方官来说，将自己从这根绳子上摘出来的结果：一是放弃这笔可以装进自己腰包的钱财，既然是灰色收入，自己就没有放弃的理由。二是因为不遵守利益攻守规则，被淘汰出官场。
提高浮收标准的做法，禹州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当时在禹州联庄会起事之前，许州、尉氏的百姓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抗粮斗争；随后，滑县、封邱、孟县、汜水、辉县等地也是紧跟其上。当时的禹州归许州所辖，而许州的叛乱也早于禹州。四面烽火起，整个河南境内已经没有一处安静之所。在这样一种动荡的时局下，我们又怎能苛求利益博弈以握手言和的方式来完成。
在这根绳上栓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当这个利益共同体有人踏出第一步，那么就会有人前赴后继踩出一条路。河南巡抚英桂传檄各地建立联庄会以对抗太平军和捻子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会产生这个后果。他建立联庄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发动群众对抗太平军和捻军，为权力集团卖命。当然这只是官府一厢情愿的想法，当联庄会的权力交接，由乡绅大户转手乡民（乡间能人），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做为地方自卫武装，联庄会首先考虑的必然是自己人的利益。当反党叛贼掳掠他们时，他们自然会站在官府一边抵御反党叛贼，然而当掠夺者变成了官府，他们会用抱团取利的方式来捍卫自己少得可怜的权益。
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底，禹州联庄会带领乡民起事。也就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咸丰皇帝就颁发了诏书，他要求各级官府务必采取严酷手段，惩治“为首倡谋之犯”。
作为权力集团的一把手，皇帝是绝对不允许有人动摇自己政权的。
这份诏书是发给河南巡抚英桂的，诏书里并没有提到禹州之乱。这份诏书指的是河南境内的共性问题，而不是某个点上的特例。咸丰皇帝在这道诏书里质疑了乡民们闹事的原因（起衅根由）。他在诏书里为整个事件做了准确地解读，那就是地方官员“浮收勒折，以致民情不服”。可见皇帝并不是一个糊涂人，他对地方官员在地方事务中所采取的非常规手段还是心知肚明的。
可是并不糊涂的皇帝，转过脸又做了一件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事。他没有拿起王法去惩戒那些胡作非为的官员，而是将重拳直接砸向了那些联庄会的带头大哥们。皇帝在诏书里明确指使河南巡抚英桂“查有刁生恶棍把持挟制鼓惑乡愚者，即将首犯按法处治，毋得将就了事，致长刁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