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虽身陷囹圄，孤独无助，但多亏了我姥爷，我们还是能收到一点信件和书籍的。自从我们“失踪”之后，老人简直像是疯了似的四处奔走，想要联系上我们，想法给我们送来点东西。他这么做也是很危险的，会受到迫害的，因为但凡与乌夫基尔一家接触的，都会受到牵连的。
他敲遍了各家的门，给外国国家元首写信，给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写信，给人道主义组织写信，最后，他还跑去恳求姆莱·阿伯达拉亲王，请求他给我们带一些信件和书籍来。
姆莱·阿伯达拉亲王没有忘记我们。他答应了我姥爷的请求，再一次地表现出他的伟大的人道主义。因此，我姥爷便得以按期给我们寄来我们向他要的并且是焦急地等待着的小说、随笔、学生课本等。当装满着书籍的大纸箱运到塔玛达格特的时候，我们都像小孩子站在圣诞树面前似的高兴异常……这件事证明了，外界还是有人喜欢我们的。
姆莱·阿伯达拉亲王的这一善举招致国王的迫害。据说，他遭到国王的软禁。但是，姆莱·阿伯达拉亲王并未顺从、屈服。临终时，他躺在病榻上，仍在请求他哥哥哈桑国王释放我们。
在运来的装满书的纸箱子里，还放着一封经过当局删节的信，是姥爷写的，告诉了我们一些不很敏感的消息。多亏了与我姥爷接触的看守们的帮助，我们还收到了亲戚朋友写给我们的信。
我奶奶也在活动，她负责把亲朋好友的信送到秘密的接头地点去，并且在那儿取走我们所写的信。她每次都是骑着轻便摩托车，躲过经常在我们的亲朋好友的门前监视的警察，前去送信、取信的。她也加入到反抗者的行列。但是，她的这种“地下交通员”的角色没有扮演得太久，在我们被捕入狱几年之后，她忧郁地去世了。
我差点儿与一个年轻人订了婚。他人在巴黎，名叫阿里·拉亚奇。他给我写了很多信，封封都情意缠绵，激情如炽，一看便知他已坠入情网，深爱上了我。他开头写的几封，我还是及时地回复的，但是，他似火的热情很快就令我生厌了。他不了解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我一再地向他解释今后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差异。
“有些人在里面，有些人在外面。”我在信中对他说道，“我俩之间隔着一个世界，有一堵堵的墙在隔离着我们。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在把我俩隔离开来。”
后来，我就没再给他写信，这段恋情就这么终止了。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噩梦里，心中没有憧憬未来的位置，更没有爱情的位置。可是，我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呀。
其他的一些信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多于益处。我们朝思暮想地盼着这些信，因为那是我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可是，在这些信里，写信的人所流露出来的自私自利和说话的没有分寸令我们非常的气愤。他们没话找话，在信里向我们讲述他们的小日子如何安宁，圣诞节吃鹅肝喝香槟、外出旅行、搞派对等等幸福的事情。正常人在过着幸福甜蜜的日子，可我们的幸福却被剥夺了。
拉斯普蒂纳
在派来日夜看守着我们的25名警察中，有四分之三是曾经监视过我们在拉巴特的家的。他们认识我父亲，尊敬我母亲，对我们也像是个叔叔似的。他们给我们送新鲜鸡蛋，给我弟弟妹妹带甜点，还带一些鲜肉，以及收音机的电池。当他们去市场上买东西时，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能力给我们买点东西，在每天给我们送水时，把为我们买的东西也顺手放在了水桶旁边。
其中有一位还送给阿代拉蒂夫一只小雏鸽。不久，他们也都给我们送鸽子来。这些鸽子下了蛋，又孵出一些小雏鸽来……几周工夫，我们就养了不少的鸽子了。我们把它们放在一些纸箱子里，靠在内院的一堵墙边。我们天天围着它们转。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鸽子，还给它们取了名字，编上了号，就像先前对待小鸡似的。
我们高兴地看着它们飞来飞去，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特别是星期日的上午，我们不上课。其中有一只母鸽，名叫阿利玛，我们观看它与一只公鸽调情、亲嘴、示爱、交配。
但是，囚犯毕竟还是囚犯，尽管我们对自己的鸽子非常喜爱，但是我们照旧会去翻做鸽子窝的纸箱子，偷拿它们的鸽蛋。妈妈便用鸽子蛋给我烙橘汁饼，玛丽亚是个积极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她对此极其恼火，我们便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布莉吉特·巴尔多”。
在我们来到塔玛达格特五六个月之后，警察给我们送来一个土豆，上面画了一个高墙，里面还塞了一张小字条，提醒我们多加小心，马上要进行一次搜查了。伯纳伊奇上校直接受命于内政部，已经从拉巴特来了。此人在斯基拉政变中失去了他的哥哥、国王的私人医生，他认为我父亲是他哥哥之死的罪魁祸首。不用说，他对乌夫基尔一家是心怀仇恨的。
伯纳伊奇上校冲进屋来，对我们又推又搡的。我还穿着睡衣，只觉得被人给奸污了似的。我每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心里总在念叨：
“哼！如果我父亲在的话，看哪个敢……”
他闯入第二间凹室。天冷时，我们都待在大厅里，那间凹室就用作我们的教室。我们在这间教室里挂着一幅父亲的照片，那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珍爱的，拍的是他率领自己的队伍进入意大利时的英姿。上校命人将照片摘下来，扔在地上，他用脚狠命地踩踏。他对我们的其他照片、物品、破桌、养“战利品”的大玻璃瓶等，也如法炮制，连摔带砸，又踢又踩。他还把我们的书籍也全都给没收了。得到消息后，我们没来得及将它们藏起来，真可惜。
伯纳伊奇上校走了之后，内院简直像是战场似的。我们被吓傻了，怔在那儿，满怀焦虑与悲愤，真不敢相信还有这么凶残的人。我们开始明白了，我们将长期地在那儿待下去，而且迫害会接连不断，不会停止。没什么好说的，我们是囚犯嘛。
此前，我们的待遇相对来说还是挺好的。我们还能够吃饱肚子。我们可以听音乐，听收音机，这使我们与外界还能保持接触。
可是，伯纳伊奇的到来使我们的生活大变样了。看守我们的警察们得到命令，从今往后不许善待我们。是谁下的这道命令？是谁想要对我们上紧箍咒？我们无从得知。
凶狠而又唯上司命令是从的辅助部队“姆阿赞”受命执行这一新的措施。看守我们的警察们很同情我们，把我们围住，与这些辅助部队的士兵对抗。他们都是老一代的人，在摩洛哥处于被保护国地位时期，都曾抵抗过法国人。他们已习惯于小心谨慎地冒各种风险。他们了解法令法规及其运行机制，做事有理有节，尽可能地做到安然无恙。
此后，但凡得知要进行搜查的消息，他们就及时地通知我们，从墙外扔一个胡萝卜或土豆进来，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得知这一警告，我们便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把珍爱的东西收藏好，特别是收音机，免得被搜到，被没收走。有些人前去拉巴特见我的姥爷和奶奶。他们便把一些信件和一些药品交给来人带回来交给我们，其中有治米丽阿姆的癫痫病的药物，当然还有一些钱，以贴补我们日常的花销。
每半个月，当看守们把大门打开，给我们送来食物时，我便同拉乌夫一起坐到院子里去，好看一看墙外的景色。我们当时被押到这座城堡里来的时候，正是夜晚，什么都看不清，也不知道是被弄到什么地方来了。可是，周围的围墙实在是太高太高了，我们看不到什么东西。
每次大门一打开来时，总有一个怪怪的小矮人在冲我使眼色。他的长相很奇怪：蓄着胡须，留着长发，黑眼睛犀利，像个吸毒者似的死盯着我们看。他让我想起了拉斯普蒂纳来，不过，是个缩微了的拉斯普蒂纳。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只是觉得他真的是怪怪的。
一天早晨，一个看守我们的警察走进来，偷偷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求有一位护士。他用眼神示意我们就要那个“拉斯普蒂纳”。我们满腹狐疑，颇不以为然，便假装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但是，稍后不久，在那个蓄胡须的小矮子的无声的坚持下，我们便示意他进来了。
他与我外祖父是同一个村子的，像所有的柏柏尔人一样，乐于助人，一心想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的那天夜晚，我们听见城堡院子里突然咚的一声响。我们立刻冲下楼去。原来是刚刚掉下来一大袋面粉。拉斯普蒂纳举着火把，照着亮。我们只来得及看见他的面孔以及另外几个人的影子。
在这之前，对我们充满着怜爱的看守们只是给我们送不太多的东西：一块牛排、一盒鸡蛋、一点面粉、一点甜食，都是藏着掖着地送过来的。但是，拉斯普蒂纳送东西可是大规模的了：几袋面粉、几袋大米、几袋棒渣儿、几袋白糖、几桶油、150只鸡蛋……
为了给我们送来这些食物，拉斯普蒂纳及其同伙们得从城堡下面的绿洲往这儿弄，还得穿过一处处的废墟，不顾砖石坍塌的危险翻过豁口，才能爬到我们住的地方，再用绳子把送来的东西给我们吊下来，而且还得小心翼翼，既怕摔坏，又怕弄出太大的动静来，因为我们的监狱周围隔不多远就有辅助部队的士兵在巡逻。
把东西吊到院子里得需要大半夜的时间。活儿干完之后，“护士”也像他所送来的面粉袋似的，从空而降，身后跟着两个年轻的警察。这两个警察干这种事害怕得不得了，但是，在同我们握手时却又非常的自豪。我们请他们上楼来，大家坐在过道里，因为那儿放着凳子。他们每次给我们送东西来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一有机会就给我们送东西来的时候，我们就坐在过道里谈论着，一直谈到东方破晓。
这些交流对我们极其珍贵，尤其是对拉乌夫，他渴望着能与男人交流。我们喝着茶，吃着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点心。弟弟妹妹们真的是非常地兴奋。阿代拉蒂夫高兴得都不肯去睡觉，他就蜷缩在我的怀里，硬撑着，不过，说实在的，这种时刻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什么都谈，可什么也没谈，大家就是开心，欢笑，互相开玩笑，谈点外界的消息，但是，拉斯普蒂纳总要时不时地提醒我们回到现实中来。
“你们永远也走不出这里的，”他对我们说道，“你们别心存幻想了。”
我们很天真地在盼着国王登基纪念日或国王生日的那一天，皇恩浩荡，大赦天下。但是，国王头脑清醒，把我们的美梦给打破了。
妈妈是从不参加我们的讨论的，她总在告诫我们说：“你们没发觉那个人是个疯子吗？别受他的影响，孩子们，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拉斯普蒂纳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但是，为了帮助我们，他什么都敢干。在他最后一次来之后的那两个月里，我们一直在盼望着卫兵们会调防，因为听说新来的人中有他的同伙。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收到我们发出的信件的回信了，还可以弄到一个收音机，以及其他的一些书籍，因为我姥爷给我们弄来的书总满足不了我们渴求知识的需要。
到了那一天，拉乌夫急不可耐地像只小山羊似的爬上城墙，通过一个枪眼向远处张望。我也跟随其后，爬上城墙。我们看到驶来一些卡车，还有一些卡车正准备发动，开走。警察们聚在了一起，相互拥抱，亲吻。
我们看到卡车上的那些箱子，真的是激动万分。那些箱子里的东西使我们的生活有了欢乐和幸福，我们可以有书看了，有音乐听了。
拉乌夫用胳膊肘碰了碰我，声音里透着焦虑不安地对我说：
“姐，你看，有点不对劲儿呀。大家都在往四下里跑。”
拉乌夫用手指着一群人，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我看见一些警察骚动不安，看见拉斯普蒂纳在跑。有人叛变……拉斯普蒂纳被抓住。他们在搜查他的物品，发现了钱、收音机、书籍、音响等。他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全都给没收了，只是信被他藏得很好，未被抄走。
我们的“交通网”被切断48小时之后，尤斯菲（法国反间谍机构——本土警戒局的专员）在3名警察的陪同下来了。我们认识他：父亲死后，他审问过我妈妈。
在四处搜查完之后，他们便搬来一张小桌子，开始紧张的审问，足足审问了一整天。审问时的架势挺煞有介事的，有打字机记录。兜了好半天的圈子之后，他们便对我们说道，那个“护士”向他们坦白了，说我们与他共谋，犯下了无法弥补的错误。他们想知道我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