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并不把爱眉的话当真，认为她只是那么一说，我可不这么想。
爱眉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获得的直觉能力是令人恐惧的。
就说李平这件事吧。
李平是朋友的朋友，因为为人风趣，有什么凑趣的事，大家都爱叫着他。那年他好好地开着一家广告公司，而且接下了一单大活--筹办冰岛另类女皇比约克的北京演唱会。他找到我，希望能帮忙组织一些文章，当时我正忙着写剧本，就把他介绍给了爱眉。而爱眉那个月正犯头疼，无力帮忙，又把他推荐给了另一个朋友。这单活最后到底是谁接了我也不知道，不过，演出的时候我去了。比约克的水桶腰穿着一件粉红绸子连衣裙，唱歌的时候站着一动不动，把渴望挥手晃动、大声尖叫的观众生生晾在那儿，气氛总也热不起来。但是我喜欢她，她那奇特的嗓音穿透空气针一样钻进你心里，让你莫名惊讶，动弹不得，不由不赞叹还站在那儿来回摇晃的那些家伙心脏真是坚强。
演唱会不成功，因为没有赚到钱。
一个月以后，爱眉的头疼有了好转，我们约了一起吃饭。饭吃到一半她说：“上次你让他找我那个人怎么样了？”
“谁啊？”
“就是那个要开演唱会的。”
“李平。”
“对，开了吗？”
“开了，你不知道？”
“我这个月的头简直就是……”
为了不让她继续谈她的头，我说：“我去看了，挺棒的。”
“是嘛。那天我本来就难受，一看见他--好家伙！”
“怎么了？”
“满脸晦气。”
“李平？”
“可不。”
我有点服她了：“好像是亏了钱。”
“是吧。”爱眉点点头，好像很欣慰。
后来我明白，爱眉的欣慰不是因为自己看得准，而是庆幸没有发生更不妙的事。
但是--从那次以后我再没见过李平，别的人也没有。他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见了踪影。过去听音乐会，看演出的时候常常能遇到他，那以后再也没有过。他的公司据说转让给了别人，而他不知去向。我向很多人打听过他，也有很多别的人向我打听他，这只能证明一件事--就是他不见了！我并不认为他的人身安全有什么问题，他只是从这个圈子里消失了。
他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
爱眉认为大多数人都具有更多的感知世界的能力，只是它们被封闭了，没有开启。既然夏天炎热的空气使你烦躁，北欧的忧郁症患者远远高于热带，那么如此巨大复杂的行星运动不可能不对你产生影响。无论是占星、批八字、看相都是完全唯物的，你不相信，只能说明你目光短浅，如同一个视力好的人和一个视力差的人，看到的东西自然不同。
这就是爱眉，后面还会讲到她。
12
离开徐晨以后，我过过一段单纯的日子，因为疲倦，找了个温和优雅的男友，然后厌倦了，重新渴望与众不同的生活。
我把那段日子叫做“红舞鞋时期”。
“红舞鞋时期”的显著特点是没心没肺，肆意妄为，带来的显著后果是男友众多。
如果坎黛斯·布姝奈尔把这写入她的专栏《Sex and the City》，她肯定会这么描述：“有一阵子这女孩选中三个男人，分一、三、五和他们上床，这样还剩下四天的时间无所事事。关于空闲的这四天时间她当时想出两种办法，一种是再找三个男友，或者一星期和他们每人上床两次，剩下的一天作为休息。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行，前一种是因为她心不在焉常常叫错名字，记错约会。而后者，则需要他们对她有更大的吸引力。”
我在开头就说过了，人的欲望前后矛盾，瞬息万变，混乱不堪，牵着你的鼻子让你疲于奔命。对于人类来说，欲望和厌倦是两大支柱，交替出现支撑着我们的人生。一切选择都与这两样东西有关。但是吸血僵尸不是，他们只有欲望，从不厌倦，也就绝少背叛。他们是我喜欢的种类。
在那段日子里，我遇到过很多不错的人，当然也有很糟的。这都是我现在的想法，那时候他们的好坏我毫不在意，只要有一点吸引力就行，那可能是微笑时嘴角的皱纹，某种疲倦的神情，某个背身而去的孤单背影，什么都有可能。
李寿全有一首歌，那时候常常听的，歌名忘了，只记得第一句：“曾有一顿晚餐和一张床，在什么时间地点和哪个对象，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
我就像那个穿上了红舞鞋的村姑，风一般地旋转而去，不为任何东西停下脚步，不为快乐，不为温暖，不为欣喜，也不为爱。
也许我错过了很多东西，谁知道呢。
很多年以后，在街头遇到一个“红舞鞋”男友，我们已经很久不见了，我对他的印象是不停地抽烟和一双修长漂亮的手，两三句寒暄之后，他突然说：“嫁给我吧。”说实话，我当时真想说：“好的。”就像在电影里一样，然后和他手拉手互相注视背身而去，在阳光的大道上越行越远，音乐起，推出“剧终”，好莱坞式的完美结局！它至少应该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一次！我当时一边这么想一边站在大街上傻笑来着。
但是红舞鞋终会变成一双难看的破鞋，为了摆脱它那可怜的女孩砍掉了自己的双脚！2002年初春，一个叫做Kneehigh Theatre的英国剧团来演过这出戏，屠夫拿了把锃亮的杀猪刀（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真刀，擦在地上直冒火星）对着女孩的脚比划来比划去，明知道他不会真砍，还是看得我心惊肉跳。
如果你不相信克制是通向幸福境界的门匙，放纵肯定更不是。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13
再次见到陈天的时候，我刚刚跟所有的男友断绝了来往，把自己关在家里。
我整天不出门，不说话，只是关着门看书。我的一居室在父母隔壁，每到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来敲我的门，而我总是不吭声假装不在。
我戴着耳机反反复复听Tear for Fears的一首歌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不停地听：
欢迎来到你的人生，
这是一条不归路。
大幕已经拉开，
你得扮演好你的角色……
我对一切都没有兴趣，悲观厌世。
当然，我一直是个悲观主义者，认为这个非我所愿而来，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的生命是个不折不扣的负担。只是凭着悲壮的热情和保持尊严的企图，我才背起了这个负担，同样出于尊严还要要求自己背得又稳又好。但那阵子我对这个工作失去了热情。
我试图寻找意义。
在这里我应该引用叔本华《悲观论集》的所有句子，但是还是算了吧。你一定已经读过，就算没读过，也可以找来读。
这种幽闭的生活过了两三个月，唯一能够安慰我的便是看书、听歌和看碟--总之，看看别人是怎么想的。叔本华说得没错，对于人类来说最好的安慰剂就是知道你的痛苦并不特殊，有很多很多人，甚至许许多多杰出的人都像你一样忍受着同样的痛苦和不幸，忍受着这个充满虚无的人生。
就是在那时我认定艺术家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他们替不善表达的人说出了他们的感受，和善于表达的人取得了共鸣，而对于那些毫无知觉的人，应该恭喜他们，就让他们那样下去吧。
那年春天来到的时候，我对痛苦和沉思感到厌倦了，站在中午耀眼的阳光里眯起眼睛，我简直不能想象我会干出那样的事--深夜跑到结了冰的什刹海，整小时地躺在冰面上，试图让深夜的寒冰冷却我身体里燃烧的痛苦，那痛苦无影无形，却如影相随，不知道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后面去了哪儿。也许它是迷了路，偶然撞到了我身上？因为没有任何现实的原因，也就找不到任何解决的办法，这让它显得格外可怕。我敢说，我准是碰上了人们所说的“形而上的痛苦”。在这痛苦里我失去了所有的优雅作风，躺在冰面上大声喊叫，用了所有的力气大声喊叫，希望身体里的痛苦能够通过我的喊叫消散出去。
那天夜里四周寂静无声，没有任何人从黑暗中走出来打扰我或挽救我，任由我呻吟嗥叫--那时候的什刹海没有路灯，没有栅栏，也没有寒冬夜行人。
多年以后，当抑郁症席卷北京，身边的朋友纷纷倒下，饭桌上的谈话变成比较“罗拉”、“百忧解”和“圣约翰草”的药性时，我才想到那个冬天我可能得了忧郁症。那痛苦可能完全是形而下的而不是形而上的，但当时我们都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冬天结束，我把厚重的衣服收进柜子，花了很长时间在镜子前琢磨我的新衣。我那么专注于衣服颜色和样式的搭配，半天才发觉我竟然很有兴致--也就是说它不见了！折磨了我一个冬天的痛苦不见了，我不知道它是走了，还是我已经对它习惯了。总之，我不再老想着它了！
好吧，既然我活着这件事已经不可改变，那么开始吧，大幕已经拉开，我得扮演好我的角色……
14
没想到我的第一个观众是陈天。
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陈天坐在窗前的大桌子后面，从正看着的稿件上抬起头，笑了。
“长大了。”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一点都没变。”
“你可老了。”我向他微笑心里这么想。
我得先说我是去干什么的。
因为一个冬天的禁闭和思考，我基本得出了与浮士德博士相同的结论--人生唯一能带来充实感的事情就是创造，我既然要度过这个人生就得依赖这种充实感--这种“幸福的预感”，而我既无力“开拓疆土”，只会写作，只能写作，只有写作。于是我痛下决心，从此远离风月情事，远离情感纠缠，远离那些毫无意义的人间琐事，让写作凌驾于一切之上。
我当然知道创造除了需要决心之外，更需要的是“才能”，“才能”这件事说起来可跟你的努力，你的愿望都关系不大。想到此处我冷汗直冒，马上就想抄起电话打给爱眉，让她就我的金星相位谈谈我的艺术才能。可是如果她说我的相位不佳我可怎么办？我该怎么打发我的人生？
我的决心已经下了两个多月，每天对着自己的大堆手稿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该出去推销自己，还是该关在家里笔耕不止。写作对我是爱好，有人习惯手里夹一支烟，我喜欢手里拿一根笔，从小如此便成了自娱自乐。少年时代我曾断言徐晨是一个作家，对自己却缺少这种期望。我决定，从现在起再不把我的写作热情浪费在情书上了！如果这是我唯一会的东西，我也只好拿它闯荡世界了。
在我给杂志写专栏，给广告公司写策划，给影视公司写了几个有始无终的电影剧本的那段日子里，郭郭的电话找到了我。
“我们公司各种人都要！”她说，“下星期把你写的东西给我一些，我交给我们艺术总监看看。”
“好。”
郭郭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在一家叫“天天向上”的文化公司里作策划，她的任务是为刚成立的公司找一群年轻写手，写什么的都要，因为“天天向上”的业务包括出书，办杂志，作剧本策划，制作电影、电视剧，也为作家做代理，你能想象出的事它都干，那两年，这种文化公司多如牛毛，所有有点儿声望的文化人都开了这么个公司。
“我们公司的艺术总监是陈天。”郭郭最后说。
星期一，我把一个电影剧本交给郭郭，那是我在出版社无所事事时写的。下一个星期一，郭郭打电话来，说他们的艺术总监明天约我去公司见面。
我如约前往。
15
《圆形棒糖》--我的剧本被陈天从一摞稿件中拽出来，拿着它坐到我旁边。
“真长大了，会写剧本了。”
他笑吟吟地看着我，我没吭声--倚老卖老嘛！
“怎么想起写这么个故事？”
“没什么，瞎编的。”
“瞎编的？我还以为是自传呢。”
他不怀好意地笑着，我也笑了。
《圆形棒糖》是关于一个年轻女孩挽救一个酒鬼作家的故事，作家总是喝酒，而女孩总是叼着一根圆形的棒棒糖，在最后的日子里，年轻女孩因误杀一个纠缠她的坏男人被关进了监狱，而垂死的老作家还握着一根棒糖等待她的到来……
“要拥有自己的语言是很难的事。”陈天收起脸上的笑容，正色道，“但是也很重要。”
他是说我缺乏自己的语言方式吗？他是这个意思。十足小说家的口气！剧本并不需要自己的语言方式，剧本寻求的是敏捷的表达，只有导演才看剧本，导演看的也不是你的语言方式，导演才需要自己的语言方式呢！
我像个乖女孩那样坐着，什么也没说。
“写得不错。”他最后总结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代理，向别人推荐这个剧本，我们公司收20%代理费。怎么样？”
“好。”
“同意了？那签个合同吧。”陈天起身招呼他的女秘书把合同送到了我眼前，“看看吧。”
我强装镇静地拿起合同，努力集中精力向下读，我没想到事情这么简单，管它呢，反正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没问题。”我努力使自己显得老练。
“那签字吧。”
他在边上看着我，我知道我的样子让他觉得有趣，有趣就有趣吧，他的优势明摆着，我不必计较。
我签了字，他也签了，合同交给了女秘书去盖章。
“好，这件事完了，还有一件事--这儿有个故事，你能在两个月之内写成剧本吗？”
我走出“天天向上”的时候，忽然有了另一个想法，对于“创造”我不敢说什么，但至少我可以追逐世俗的成功，这不会比“创造”更难吧。好吧，让我们来加入这争名逐利的人生洪流吧！谁打扰我我就把他一脚踢开，这才是魔羯座本色！
16
星期六我打电话请郭郭吃饭，郭郭说她下午要去看一个展览，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说好啊，看完展览再吃饭。我们约了在官园见面一起坐车去。
郭郭是个巨能说的女孩儿，精力旺盛，对一切事充满兴趣，我们见面不到半个小时，我便对她这几年的生活以及感情经历了如指掌。她问我是否经常看美术展览？我就跟她说我从小就对美术深怀兴趣，小学画的水墨熊猫得奖就别提了，上中学的时候跟一个美院的学生学素描，铅笔擦在粗糙白纸上的感觉让人愉快，一笔接一笔，连声音都十分悦耳。我不是个耐心的人，但画画的时候却心静如水，不厌其烦。那个美院的学生认为我画得不错，可也看不出什么不能埋没的才能，画了两年也就算了。后来唯一一次重拾这个乐趣，是和一个画画的男孩恋爱以后。我们曾经一起背了画箱去野外写生，我在他旁边支了个画框，有模有样地画着，引来不少过路的农民围观。从和那个男孩分手，我对美术的兴趣就只剩下看展览了。
我的谈话能力完全因对手而定，有了郭郭自然是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很是热闹，郭郭说到陈天，总的意思是觉得他不错，很有趣。
我们拿着请柬，边走边聊，颇费了些周折才找到位于东单附近的XX胡同23号，可那儿怎么看都是个大杂院，不知道展览在何处，门口也没有任何指示。我们在门口犹豫的时候，只见几个长头发大胡子的人朝这边走来，我知道对了，只要跟着他们就行，果然，他们熟门熟路地进了院子，三拐两拐地来到一个门前，不用说了，门口还站着好几个跟他们类似的人，原来是个私人画展。
进了门才发现这里别有洞天，房子倒是一般般，但收拾得很有味道，花草门廊，错落有致，院子中间挂着七八个鸟笼，这些鸟笼可非同一般，上面长满了白色的胶皮奶嘴，密密麻麻，又是怪异又是好看。满院子的艺术青年和艺术中年就在这些奶嘴下面走来走去，交谈寒暄。
在这种场合，没有比干站着更惨的了，展览十分钟就看完了，剩下的时间大家就拼命和别人交谈，显出和所有人都很熟的样子。我和郭郭也加入了奶嘴下晒太阳的行列，跟着大家点头寒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