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四点钟，人便醒了。寒意乱窜的黎明，冷冰冰的被子，不甚清明的天光，无根无底的飘浮感。心里惘惘的。谁能保证每一颗炸弹都落在安全距离之外，谁又能保证今天去上班的路上不会遇到不测。在这乱世，没有什么可以抓握的，没有什么是牢靠的。
急于攀附点什么的人们，等不及地结婚了。一对男女来防空站借汽车，去领结婚证。男的是医生，拿恋恋的眼神不时地瞅一瞅他的准新娘。女的是看护，娇小美丽，红彤彤的颧骨张扬着喜气，她穿一件淡绿色镶墨绿边的绸缎夹袍，两人默默地手握着手，一坐几个钟头。每每对看的时候，两人眉眼间就情不自禁地荡开掩藏不住的笑意，那憨憨痴痴的样子给一群旁观者也带来了快乐。
一天晚上，炎樱摸黑找来了她的房间。同学中有一些结伴去了重庆，更多的留下来，承受着战乱和恐惧的重压。炎樱被分配到湾仔一带，走了很远的路来看她，说那边到处是受伤的人，白骨头从皮肉里戳出来。好在那里口粮供应及时。张爱玲身上只剩下三块钱，每天都空着肚子。站长太太中午送饭来，精致的几样菜，火腿蛋炒饭，看得张爱玲在一旁止不住地头晕。口粮还没有发下来，没有一点消息。不管谁输谁赢，不过是换了人来殖民统治，有什么差别？这战争还是早点结束的好！
水龙头里只有点点滴滴的水流出来，张爱玲用洗口杯好不容易积满一杯水，先洗一只袜子，洗完再积满一杯，洗另一只。侨生依靠在浴室门口，“佛朗士教授死了。”
张爱玲愣住了，这消息怎么传来的，是真是假？不能相信！水点点滴滴落在脏污的灰色水门汀浅缸里，击打出一小朵一小朵脏污的花朵。
侨生走了，她继续搓着袜子，手机械地绞动着，忽然抽泣起来。死亡是这么一回事，再没有可能去向他解释了，那个有着磁蓝色眼睛、砖红色脸膛的男人。一扇沉重的门就此闭合了，再不能开启。
佛朗士教授爱喝酒，圆实的下巴微微翘起，又粗又硬的板刀眉，砖红色的脸膛与他常系的一条砖红色领带呈一个色调。有时，他也系一条颜色深暗的蓝卍字宁绸作领带。他是剑桥出身，在中国生活几年已经彻底地中国化了，写得一手漂亮的中国字。他不住在学校安排的宿舍里，大概害怕那里气氛的压抑。在人烟稀少处，他盖了三幢房子，其中一幢专门用来养猪。家里不装电灯，也不通自来水，一辆破旧的汽车只是用于仆人买菜，他自己骑一辆自行车来来去去，提倡过极简单的生活。上课的时候，他简直离不得烟。说话时嘴唇上叼一支烟，一上一下地抖动，险伶伶的。手指间仿佛坐着一个烟囱，常常烟蒂也不按灭，随手扔出窗去，从女生的蓬松卷发上险伶伶地飞过。他对历史有独到的见解，喜欢拿腔谐调地念读官样文章，在这份谐趣里他教给学生很多东西——扼要的世界观，历史的亲切感。更重要的，他是赏识过她的人。
张爱玲记得，每逢志愿兵去集体操演时，佛朗士就会幽默地拖长声音，对他的学生们说，“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又一次去“练武功”的他，再也回不来了。他被人枪杀了，不是日本兵，是自己军队的哨兵。那个黄昏，走向军营的他到底在思考什么，竟然没有听见哨兵的吆喝。不甚光彩的死亡。
一大早，女佣来通知全宿舍的人去餐室聚会。今天是圣诞节。不知不觉，已经是围城的第十八天。阳光从靠近天花板的一个小窗户里照进来，落在铺着墨绿漆布的餐桌上，桌上摆着炼乳红茶，各种饼干和糖果，大家互相祝贺“圣诞节快乐”。张爱玲拿了几块饼干去上班。途中遇见一个同学告诉她，“香港投降了。”投降？那么，是日本人胜利了？她不能相信，依然往前走。可是防空站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