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次分离，赖雅知道了张爱玲在自己心里的分量，对她是爱恋加上依恋。夜里，等她睡熟，他长久地注视着她的脸，心里是盈盈满满的怜惜。一天他从图书馆回来，看见张爱玲不在家，坐立不安地等到黄昏，窗外的灯一盏盏亮起来，他着急地打电话给牙医，又打电话给警察局，要他们赶紧去搜寻。他们申请了一套公营的廉价房屋，房租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但面积却大了很多，而且是新修的公寓，结构简洁、现代，从大窗子望出去可以看到对面一长迭蓝与黄色的阳台。
对于张爱玲，好景总是短暂，紧接而来的往往是急转而下的凋景。虽然住进了称心称意的房子，赖雅突然又病倒了，头晕，好在用药物控制住了。可是过不多久，赖雅又不慎摔了一跤，股骨折断，接着又一次中风，这次大灾让他瘫痪在床长达两年时间，生活不能自理，都靠张爱玲和他女儿的照料。可怜以他们的经济状况请不起保姆，张爱玲只得暂时将写作放在一边，整天忙于照料赖雅的生活琐事，一边还要为生计操心。
赖雅的身体一日弱于一日，瘦成了皮包骨头，张爱玲自己也是，原本削瘦的身形更显消瘦。万般无奈之下，张爱玲打电话给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刘绍铭，托他在大学给她找一份事做。刘绍铭知道她是素来不肯轻言求人的，想她一定是陷入了绝境。他去张爱玲住的地方拜访了她，穿着旗袍的张爱玲极其瘦弱，可气质依旧，举手投足间显出高贵之气。刘绍铭并没能帮张爱玲找到合适的工作。张爱玲带着行动不便的赖雅又辗转了几个地方。陷入困境的她，向俄亥俄州牛津的迈阿密大学申请成为驻校作家，在写作与照顾赖雅的同时，又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
有亲友来看望赖雅，他将头转向墙壁，让他快点离开。深受病痛之苦的人，最不愿别人看到的就是自己无力不堪的一幕。生性乐观的赖雅，也第一次感到了生命的无力感，而不愿看到别人为自己痛苦难过的表情。1967年，张爱玲收到雷克德里芙女校驻校作家的邀请。考虑再三，她带着病重的赖雅转到位于麻省康桥的哈佛大学雷克德里芙女校。出于不得已，张爱玲偶尔也会参加学院的活动，陪着一群女教师吃饭，可接触的人越多，她越念旧，总想起在香港的旧人旧事，与邝文美交往的种种好来。这一年，“亚洲年会”在波士顿举办，张爱玲在会上遇到了夏志清、庄信正、於梨华。之后不久，华人女作家於梨华邀请她去加州大学做了一次演讲。
演讲定在下午三点多，於梨华提早到机场候机，不想飞机晚点了二十多分钟，张爱玲却是一副安闲不乱的样子步出机场，焦急的於梨华看到她这副模样，心内也渐渐安定下来。张爱玲一身深灰色薄呢裙，肩头搭一块紫红色纱巾，浑身的暗寂顿时被提亮了。以女人的目光去看，张爱玲长得并不美，但气质高雅端方，她的头微微扬起，眼帘半垂，显得身形愈发高而瘦。赶到学校时已经迟到了十几分钟，张爱玲依然不慌不忙地去洗手间，对镜整理了一下并不凌乱的头发，端详一下脸上的淡妆，这才从容不迫地走进了礼堂。
张爱玲此次演讲的题目是《奇异的西方：从一个未经驯化者的角度》，说是演讲，她却是从头至尾照着稿子念读，可能考虑到晚了十多分钟，她念英文的语速有些快。接着是学生提问时间，学生似乎对这个东方女作家热情并不很高，会场一度出现了冷场，於梨华心里不由得一紧，生怕张爱玲感到尴尬心生不快，可是台上端坐的张爱玲依然是淡定不惊的样子，对学生的提问她都回答得非常简短。
比较文学系本来准备了餐点，张爱玲却推辞不用，只与於梨华在一家咖啡厅坐了一刻，就乘飞机返回了波士顿。
坐进咖啡厅，张爱玲点了一份香草冰淇淋苏打。侍者将冰淇淋苏打送上来时，於梨华看见她露齿一笑，仿佛孩子满意地看到了自己的所盼。这场演讲匆促而平淡，唯有这一笑，还有张爱玲吸第一口冰淇淋苏打时的表情，让於梨华内心震动，自此再也忘不了。
这一年深秋，赖雅终于从病痛中得以解脱，去往了平静的天国。原本以为可以依靠的双臂，又一次弃张爱玲而去。这之后，她将自己彻底地交付给孤独，以踽踽独行的身影趋向人生的尽头。
可是，还有一波沸声喧哗等在前面，不管她愿不愿意。
她不是树上拗下来，缺乏水分，褪了色的花
倒是古绸缎上的折枝花朵，断是断了的
可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应该
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独的岛
她坐在车上穿过荒凉的郊外，渺无人烟的野地在阳光下漠漠铺展，让她心里生出莫名的哀恸之感。也许正因为这种伤感的追迫，不擅与人打交道、惯于孤独的她，却喜欢走在人多的地方。不知不觉，这片异乡已经让她生出了如上海一般的亲切感。
赖雅去世后，张爱玲过起了近乎隐居般的生活。
但朋友们没有忘记她，她的惊世才华也不容世人忘记她。1965年，“皇冠”创办人、琼瑶的丈夫平鑫涛在香港遇到宋淇，宋淇向他推荐了几位香港作家，其中就有张爱玲。于是，张爱玲与台湾的“皇冠”结缘，自此迎来了关于她作品的第二波热潮。此后，她所有的作品都是交由“皇冠”出版。
从1967年“皇冠”出版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怨女》开始，十余年间，陆续为她出版了《半生缘》、《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香港《星岛晚报》马上转载了《半生缘》。一时间，两地都被同一个名字惊动了。
这些作品发表得到的版税，让张爱玲在异国的生活不再举步维艰。几乎每年“皇冠”支付给她的稿费是2000美元，有时还会翻倍。平鑫涛与张爱玲的书信来往，都是简洁之至，三言两语说完具体的事务，有时为了尽快联络上她，他会将信发到她住处附近的杂货店传真机上，但也等她去买东西时才能拿到，有时会耽误二十来天。拿到传真的张爱玲也不一定立刻回信，让人直感叹在通讯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捷的现代社会，联系上张爱玲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69年经庄信正介绍，张爱玲转到陈世驤主持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庄信正是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与张爱玲认识的，成为她此后一直比较信任的朋友之一，逢到搬家或工作变动事宜，她都是请他帮忙。孤身一人、生活能力一直很差的张爱玲不能不求助于人。他们的联系也是靠书信来维系，张爱玲的信通常打印在白色或深黄色的洋葱皮纸上。信中的文字不像她的散文或小说，写得简明平朴。
柏克莱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办公室设在校外，这里的同事都感觉张爱玲是一个“隐形人”。她身形极瘦，来去飘然，淹没在人高马大的西方人中间毫不起眼，再加上她基本上昼伏夜出，不与人接触。没有了赖雅的乐观和热忱在身边的激发，张爱玲骨血里的孤寂重新占领了她的生活。每天下午她才来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离开了，她还待在那里。很多时候，同事只是看见她在宽大的办公室一角飘过的一抹身影，眨眼就恍然不见了。她也不惯与人对视、招呼，目光或落在墙壁上，或落在地板上，只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步履声，走廊里就只空留下一股似有若无的淡淡幽香。她形单影只地穿过校园，马路上落满小方格式的斜阳树影，让她不由想起远在香港的故人。赖雅去世后，与邝文美、宋淇夫妇的书信往还，更成为了张爱玲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阙安慰。
张爱玲的助手是台湾著名学者陈少聪，每天下午她才见到张爱玲独自飘然走进办公室，两人只笑着点一下头，张爱玲就进了里间办公室。有时她进去找张爱玲说事，张爱玲总是带着腼腆与紧张的表情从座椅上站起身来，眯着眼睛，目光并不坦然地落在她的身上，弄得她也局促起来。每次都是陈少聪语焉不详地说上几句，张爱玲始终是一脸恍惚不明之色，答非所问地回上几个字，让她不明其意又不便久留，受不住室内气氛的压迫落荒而逃。
张爱玲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上靠纸页实现，而非声音。她很少说话，也很少打电话。为了避免相互接触的那一份尴尬，陈少聪只好在每天她快要到办公室的时候，到图书馆去找人闲聊，估摸着张爱玲已经飘然穿过她办公的空间，落座在了自己的办公桌前，陈少聪才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每隔几个星期，她会将收集整理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捆扎好后放在张爱玲的办公桌上。张爱玲生病了，陈少聪去她位于杜伦特街的住所看她，知道她不会开门，按响门铃后就将几包草药搁在门前地板上。
几天后，陈少聪在办公桌上看见一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简单的两个字“谢谢”。这样的交流状态，贯穿了她们共事的一年时间。张爱玲从未主动让她做过什么，而她也没追问过自己整理的那些资料于她是否有用，两人几乎是寂寂无声地度过了合作时光。
张爱玲初到柏克莱加州大学时，陈世驤出于礼貌在家中宴请她，还请了几位晚辈学生作陪。从头到尾，张爱玲只与陈世驤夫妇说话，对其他人不予理睬。她与陈世驤坐在沙发上，旁人只能听见陈世驤的说话声，张爱玲偶尔答一两句，声音极低，仿佛是自言自语，眼睛也不注视他人，始终目光向上，仿佛一个对世界又迷茫又好奇的孩子。
参加过两次这样的家宴后，张爱玲就再不肯应酬了，面对陈世驤夫妇的盛情邀约一概拒绝。1971年陈世驤去世时，张爱玲在葬礼上露面，但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