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她又写信给林式同，提到了搬家。消匿了几年的臭虫卷土重来，她从威尔考克斯邮箱里取回的报纸上发现了一只蚂蚁。这微小的虫类让她的神经顿时绷紧了。每个月她要花两百美元购买杀虫剂，用于消灭这些无形又无处不在的臭虫。几乎每一格橱柜，她都要喷上一罐，还是不能彻底解决虫患。这不禁让人怀疑臭虫不是疯狂繁殖在现实生活中，而是占据了她的意念，在她的意念中肆虐，繁衍。
张爱玲在信中列出了对新房子的要求：小房间（大点也行），有浴室、冰箱（没有也行），没炉灶、家具（有也行），不怕车声飞机声之类噪音。什么都可以随意，但最关键的是房子要新，而且没虫。
林式同在洛杉矶的西木区为她找了一套条件不错的单身公寓。西木区是洛杉矶最好的一个区，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很近。张爱玲坚持自己将家搬了过去。不知为何，她在邮箱上用的假名Phong。张爱玲住在206房间，隔壁是两个台湾研究生。
林式同在时隔7年之后，才在这间公寓第二次见到了张爱玲。7年里，他们的住地虽然相隔不远，但都是靠书信与电话联系。有时电话找她之前，须得先写信过去，这样才能保证她会接听电话。虽然林式同“目睹”了张爱玲最后几年的生活，两人在精神与思想上却没有什么交集，这恐怕是因为林式同并非文人或作家，他所擅长的建筑专业与文学毕竟有隔。
和写婚书的随意如出一辙，张爱玲的遗嘱也立得随性。她去书店买表格，填写需要公证的授权书，让在上海的姑夫代理版权，看到店里有遗嘱卖，就顺便买了一张。她没有征询林式同的意见，就将执行人填了他的名字。随后，她将遗嘱正本寄给了宋淇，除声明所有遗产赠给宋淇、邝文美夫妇外，还写明遗体立即火化，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外。在信中，她特别强调，“《小团圆》小说要销毁。”
二十年间，毁还是不毁《小团圆》的念头一定在张爱玲的心头颠仆翻腾，毁是那么轻易，再造却是不可能。文学创作的艰难，让每一个写作者如珍视珠宝般珍惜自己的作品，况且，《小团圆》不同于她的任何一部作品，仿佛是她在听到不实的评说后，慨然而做的宣告一般。她需要对这世界上“张看”她的人说话，她不能让有失偏颇的另一个版本独自流传。也许，她比爱惜任何一个由她创造的“传奇”，都更深地爱惜与她切肤相关的这一个“传奇”。因此，她才没有亲手毁掉《小团圆》，转而让她信任的人去销毁。
到了晚年，虽然主动隔断了与外界的诸多联系，顾自过着烦恼丛生的日子，独力与频繁造访的感冒、肠胃病、眼疾、皮肤病、牙病做着抗争，但实际上张爱玲并没有阻断让世人“张看”自己的机会，只不过她只肯让世人看到她所愿意让人看到的样子。
她因框架眼镜不适合自己的脸型，而配了隐形眼镜，1993年，在七十多岁高龄时还有过做美容手术的打算。尽管这计划没有最终实施，但念头的背后无疑泄露了她渴望被人“张看”的心情。她比任何人更渴望把自己变成一部“传奇”。
1994年，张爱玲考虑到香港九七回归期限快到了，宋淇夫妇也许会像一些人那样打算离开香港，便写信给邝文美，“九七前你们离开香港，我也要结束香港的银行户头，改在新加坡开户头，无法再请你们代理，非得自己在当地。既然明年夏天要搬家，不如就搬到新加坡，早点把钱移去，也免得临时的混乱中又给你们添一桩麻烦事……”她很快接到回信，宋淇坦言“我们已七老八十，病体难支，绝无心无力作他移之想”，张爱玲这才放下心来。
这一年，她的《对照记》在台湾出版。张爱玲将手头可以找到的照片辑录在一起，并配上相应的文字，或回忆拍摄此照片的时间、背景，或记录当时的氛围、轶事，或生发出张爱玲式的感悟。年轻时洋溢在不同姿态中的飞扬意绪，渐渐被中年的沉稳淡然取代。而中年后不同年龄的几张照片联排在一起，没有多余的过渡。这个刻意活在世人视线之外的女人，终逃不出时光的注目，它一点一点如此耐心地在那张曾经青春饱满的脸上工笔雕刻。
迈入老境的张爱玲，躲在自己独造的世界里，无数次地在这些照片中流连，品咂，回味。短的是人生，长的是回忆，人其实是在不断叠加的回忆中慢慢老去的。
那些曾留给她欢乐与痛楚的人们，自然无法忘记，索性将他们一一招回，在泛黄的影像和墨绿的笔触间，复生。
《中国时报》颁发给张爱玲终身成就奖，这是她一生获得的为数不多的奖项之一。她没有专程赴台湾领奖，而是手拿一份报纸拍了一张照片，报纸上赫然印着粗体大标题“主席金日成昨猝逝”。她以这张面带些许调皮微笑的照片，代替她回到台北领奖。
这张照片中的张爱玲，苍老的面容上却镶嵌着黑而有神的目光，淡定而超然地注视着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