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梅雨季节又到了，地下室比以前更加潮湿，我用鼓风机吹干了被子才能钻进去。乐手的琴放在床下，已经长出霉点，音箱也出现了线路故障，看来我扒带用的这个 CD机不能再放在下面了。今天又排了《我没有远方》，这首歌已经不用再磨合了，下次要换新的，就换The Cranberries乐队的Animal Instinct，这首歌太棒了，和弦和英语歌词我都已经记得滚瓜烂熟。与浦东那边的酒吧已经谈妥，价钱不是很理想，但是我喜欢他们的装修风格，还有就是离夜班车的站点也很近，希望还能管顿晚饭。发烧了，嗓子也充血了，今天状态太差，都唱跑调了，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坚持。备忘：房东三天后来收房租，明天要抽空把水电煤气费交了，手机暂时就不充值了。每个人都只能年轻一次，这是人生最邪恶的地方。——《奋斗》
十九岁的时候，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人花十万元钱买你的梦想，你愿意吗？我不假思索地答，愿意，当然愿意。他又问，那么除了钱你将一无所有也会愿意吗？这时，我稍微停顿了一下说，可能会考虑一下吧。他笑了，他说，孩子，梦想是无价的。问我问题的人是我的手风琴老师，当年我不懂他，只是觉得他很清高。
大学毕业后，我顺利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丢弃了一直学习的音乐专业，开始从事一份并不伤神的工作，每月按时拿月薪，偶尔还会分红，稳定又有保障。就是这样，一种已经快要习惯的平庸就要把我淹没了。直到那个清晨——那是一个普通的清晨，我走在那条熟悉的上班路上，迎面遇到了一个中年妇女。她夹着公文包，手里拿着一个已经啃了一半的馒头，嘴角还挂着馒头屑，她正奋力地追赶着一辆快要驶出站台的公交车，结果公文包掉在地上，纸张散落一地，她垂头丧气地蹲在地上望着远去的公交车边捡边骂。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像是看见了自己，那种一眼就能看到未来生活的感觉，让我一下惶恐起来。
生活如果是随波逐流的，那么我看到的风景和别人看到的又有什么两样？人生如果只是复制品，那么它对于我的意义又是什么？青春在慢慢地耗尽，难道我真的只是一个旁观者？曾经那么多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是不是终究会化作年老后的一声轻叹？这一切的疑问在我走进领导办公室递上辞呈转身离开的那一刻，统统都有了答案。意料之中，爸妈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几近崩溃。一个女孩，不安于生活，不忠于现实，丢弃了铁饭碗一样的工作，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那一刻，他们听不到我心跳的声音，只看到了我黯淡的未来。我的坚定已经没有余地，我无法再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必须要离开，为自己活一次。
2001年的春天，上海。当我背着包独自一人站在这个城市之中的时候，我对它的印象还仅仅停留在爸爸的那块老式手表上。在人民广场上，我疑惑地问过路的行人，地铁票要在哪里买？被我问的第一个人只是流露出吃惊的表情和像看怪物一般的眼神，并未回答我，急匆匆地走开了。第二个人倒是回答我了，只是言语中带着讥讽：“嘎好笑（这么搞笑的），地铁票嘛，就地铁站买的咯。”我就这样硬生生地闯入了这个陌生的城市，就像浮在水面上的一滴油花，似乎再怎么融入最后都会漂在水面上。可是很奇怪，我仍毫无畏惧。
一开始，我住在长宁区古北路一个潮湿阴冷的地下室里。那是1949年前遗留下来的防空洞，下面有十几个房间，很多玩音乐的人将它们租下来做排练室，我是唯一一个还要在这里生活的人。地下室里没有光线，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热水，有的只是24小时的黑夜和潮湿发霉的木床床腿。这些勉强都能克服，唯独在厕所里洗澡是最令人头疼的事情。厕所在地下室的中间位置，只有一束微弱的灯光指引，毕竟是女孩，心里总会害怕，所以我尽量用最快的速度去完成。提着烧好的热水冲进厕所，三下五除二地完事以后又赶紧跑回来，往往回到房间后发现头上还残留着泡沫。
那段日子是在理想极度膨胀和裤兜极度拮据中度过的。第一次去地铁通道唱歌，是跟着一个老到的流浪歌手去的。记得那是中山路的地铁站，他席地而坐表情淡然，熟练地摆好琴谱就开始唱起来。我却是紧张到不行，双手紧扣，手心里全是汗。其实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甚至连他们扔硬币到吉他包里的时候，眼神都不会在我们的身上停留片刻。
在这个通道之上，有很多密密麻麻的高级写字楼，路过的人大多西装革履、行色匆匆。如果我没有选择现在这样的生活，也会和他们一样，奔忙于这钢筋水泥的丛林，周而复始地赶赴一样的地点，晚睡早起，开会加班，熬更守夜地写出材料，计算数据。
琴声响起，我开始唱：“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 ……”每次唱到这里，心里总会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因为我终于选择了为自己而活。
半年后，我加入了一支摇滚乐队，也终于租到了一间小阁楼，搬出了地下室。在阁楼里住的第一天，我整晚都没有睡着，因为屋子里实在太亮了，即使是黑夜也觉得亮得晃眼。当第一道阳光照进来的时候，上海的春天也慢慢到来了。
我开始频繁地奔波于各式各样的酒吧，参加大大小小的商业演出。有的时候为了赶下一场，要掐着时间冲上地铁或者公交车。地铁里是不能吃东西的，可是为了还有力气应付下一场演出，我不得不把藏在袖子里的整块巧克力啃光，不得不在别人鄙视的眼光下迅速消灭掉一块面包，被憋得通红的脸印在漆黑的车窗上。
直到现在也并未觉得当时的生活艰苦，因为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已经是天大的幸福。偶尔也有困顿的时候，总会问自己，现在这样的状态难道就不算是浪费生命了吗？答案总是在最后一刻坚定起来。生命在流逝，我在追寻，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呢？那时写过很多作品，唯独有一首至今印象深刻，它的名字叫《空城舞者》，是一首关于自由和追逐的实验音乐。那是我在港汇广场的书城里看书时突然灵感一现，后来为了完成它，我和乐队的两个伙伴把自己关在狭小的房间里，两日两夜才把曲子的MIDI做出来。当我疲惫地躺在地板上，闭上眼睛完整地听完它的时候，我摸到了自己一脸的泪水。那一刻，我突然有些明白了，自己的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
理想从来都是跑在现实前面的，当某一刻我们有幸与它平行时，竟然是这样让人热泪盈眶。我没有得诺贝尔奖，也没有中百万彩票，甚至连喝杯星巴克都要鼓足勇气。但是那一刻，我欣喜若狂。奋斗的时光简单而充实。早上有饭，晚上有酒，嘴里有歌，心里有梦。乐队也在各持己见了很久以后把音乐的风格敲定下来了，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上海的“子午线乐队 ”。眼看着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正轨，意外却毫不留情地对我们叫停。
2003年，“非典”开始在全国肆虐。各地的娱乐业受到了重创，酒吧和娱乐场所仿佛在一夜之间全都关闭停业。没地方唱歌，没跑场的活儿。那个时候，通道更是不敢去的。生人勿近，熟人也开始疏远。最后，没有活儿干，连吃饭都成问题，乐队几乎解散。为了生计，我去了琴行帮人推销中古钢琴，还和老师傅学会了修琴和调律，最后却因为不愿意违背良心欺骗客人和日本老板发生分歧，然后主动离职。
一切似乎都已经变了味儿，死扛了两个月，终于还是到了撑不住的时候。记得那一天，我在租住的九平方米小屋里号了半个小时，把肝儿都号颤了才打住，然后把鼻涕眼泪一抹，作出了一个决定，打包走人。
我总是看似那么任性、那么一意孤行地为自己作着一个又一个决定。其实你却不知，它们至少在我的脑子里过滤了百十遍，我和内心里的另外一个自己会一直不停地对话，甚至死磕，然后看谁先妥协。庆幸的是，我从来都知道自己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只是要一种活着的态度，它不能走肝儿，得走心。
每个人只能年轻一次，即使梦想很脆弱，也应该去试一试。那两年是我人生理想的火焰升腾得最高的时候，即使在虹桥机场背着来时用的背包最后一次转身，我还在心里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一定还要回来。
有人问，点子，你这么折腾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许只是为了等到年华逝去的那天，能骄傲地跟那些平凡的老头老太太说，咱年轻时，没过。当年的老师现在已经是七十四岁高龄的老人，可是他仍然在用乐观的心态坚持着自己挚爱一生的音乐事业。如果再次相遇，我一定会告诉他，黄老师，当年你的话我终于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