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时不少地方出现的乱打乱杀以及一些地方党和军队的某些领导机关不经中央同意擅自规定明显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倾向，以及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事前不请示和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毛泽东1948年4月在给某兵团负责同志的指示中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经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并针对所有这些制定及执行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和违背中央文件规定的恶劣作风，“中央要求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一遇此类现象，立即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予以指出并予以纠正。”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针对有些地方存在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1948年，在党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严肃告诫全党：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全党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把一切应当集中的权力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中。1948年11月，党中央给东北野战军的指示中，再次指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党中央发出一系列加强纪律性的指示，并对一些违反纪律的现象进行批评教育，限期予以纠正。我军在攻克高家堡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发生了破坏纪律的事件。对此，党中央及时给予批评：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1948年4月l0日，中央严肃批评了山东某兵团未向华东局及中央请示，擅自向昌潍地区之敌发出对罪大恶极分子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既往不咎这样重大原则性的政策，违反了党的“首恶者必办”的政策规定的严重错误。并再一次做出指示，必须缩小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坚决克服“存在着的极大的极不正常的和极有害的不统一状态”。
建立报告制度后，林彪和东北局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2000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6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批评指出：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今年5月、7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党委各同志均极忙碌。毛泽东同志批评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一种无纪律思想。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毛泽东在当月22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指出，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在中国革命历史性决战的前夜，党中央对一些违反纪律的现象进行批评教育，使党内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得到纠正，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保证。
三、西柏坡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功绩和当代启示
制度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西柏坡时期，我们党通过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不仅为在当时形势下完成党所承担的各项历史任务提供了制度保证，而且也为今天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制度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
1.西柏坡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功绩
从历史角度来考察，西柏坡时期党的制度建设，为保证全国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为加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借鉴，其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现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提出的一个伟大口号，也是指导党和军队加强制度建设的一个科学理念，是实现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基础。西柏坡时期，党的组织纪律得到空前加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的目标指向就是整顿各个解放区、各级军队不同程度的纪律涣散状态，克服政令、军令不畅的“肠梗阻”、“中梗阻”，进而保证党在思想、意志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当时有人忧虑反复严明纪律、强调集中统一，是否会削弱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任弼时在九月会议上严正声明：“加强纪律性绝不是减弱地方的积极性，而是去掉盲目的积极性，发扬有条理有系统的积极性。”我党一直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鲜明亮出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建军根本原则。请示报告制度使这一原则更加具体化、经常化和制度化，使党对军队的指挥更加及时、精准和高效，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统一指挥。
第二，实现“全国战局一盘棋”。为了加强纪律性，实现战争形式质的飞跃，中央决定重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并写了前言，集中论述了铁的纪律对解放战争的关键作用。前言指出：“要保持已得的胜利并继续胜利，和达到全国规模的胜利，集中的革命纪律，便具有头等的决定的意义。”1948年8月14日，毛泽东代中央致电各野战军、军区及中央局、分局：“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们提出警告，在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这种刚性严规，使中央军委得以全面、及时、准确地知悉、审视、谋划分散于大江南北的人民军队，走活全国战局这盘棋，党中央和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用发电文的形式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堪称世界战争史上奇观的战略大决战。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奠定了全国胜利的牢固基础。
第三，强化了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党委制加强了集体领导，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在党的八大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此高度赞誉：“中央在1948年9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和党委制激活了党内民主。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关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出台后，地方和军队的代表会议开始正常化，部分县和某些军队，还举行了党的代表大会。此时，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会得到建立和扩大，更加鼓舞了各级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作战、工作和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西柏坡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当代启示
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必须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党的制度建设的根本经验，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进一步探索党的制度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持续创新和丰富党的制度建设的内容，不断提升我们党执政科学化水平。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党的制度建设，进行了成效卓著的探索：确立请示报告制度，以强化党的集中统一；实施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并健全党委制，以激活党内民主、优化集体领导；提炼12条党委会工作方法，以规整各级党委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这些不仅当时强力加速了全国解放的步伐，获取了宝贵的正反经验，而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对于助推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借鉴意义。
第一，要更注重加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西柏坡时期，党的包括请示报告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建设其目的在于，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聚合中央。然而，这并非要消解下级的自主权力和民主愿望。当时党对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中央，何者须事前请示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实行，何者须事后报中央备案等都一一作了明确规定。中央并非什么都管，地方各级还是有相当的自由度和决策权。同时，提倡基层对党的各项工作批评建议。比如，1948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对各部门的指示的最后讲到：“你们对于中央的领导工作，不论是内容和方法，如有批评，亦请提出。”民主集中制既可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又能加强中央权威。毛泽东也谆谆告诫：“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邓小平1988年就强调“中央要有权威”，他说：“……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他还指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在人民群众民主意识极大提高的今天，只有以党章为根本，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运用到党的活动的各个领域，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才能充分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创造活力。
第二，要更注重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集体领导制度既是民主集中制具体运用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必然体现，又是各级党委实现正确领导科学执政的可靠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可以从根本上保证充分发挥众人智慧，充分发扬民主，防止个人“拍脑袋”。各级党委的正确思想和主张，只能源于广大群众的具体实践，来自集体的智慧结晶。在一个领导集体内部，只有将每个人的智慧和经验梳理集中，所作决策才能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减少主观性和片面性，在工作中不犯或少犯错误，特别是不犯大错误。西柏坡时期，由于我党实行了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和党委制，保证了集体领导制度的实施，避免了“一言堂”。如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各级党组织就更要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和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使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进一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要更注重强化群众路线以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948年6月6日，邓小平指出中原局土改、整党工作中的偏差，分析了产生偏差的原因，并提出一系列改进举措。邓小平将此上报中央后，毛泽东非常重视，于6月28日复电邓小平，完全同意并将它批转各地。毛泽东还批转薄一波关于发展工商业的报告并加写批语：“……请各地领导同志研究这一报告，并在各地参照办理。”可见，党中央是非常乐意倾听并采纳各地正确意见的。请示报告制度和党委制完全符合并生动体现了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当前，请示报告等制度完全应该继承发展，因为它利于及时发现各地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总结群众实践中的新鲜经验，从而保证党的领导和决策的科学性。另外，西柏坡时期在党内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用以替代干部会议，并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原则性的规定，这在党的制度建设进程中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这使党内民主由相对狭窄的干部群体扩至较广泛的党员群众，大幅增加了决策者队伍，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第四，要更注重提升党员干部执政能力。解放战争中后期党的各项制度尤其是请示报告制度，是锤炼领导干部综合能力的有效路径。借助写请示、写报告、写总结，可以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对复杂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有助于规避工作中的分散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请示报告制度不只是技术性的例行公事，还包括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请示和综合性报告，这可以从多维度考量一个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基层了解的广度与深度，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认知水准与执行程度，对正反经验的反思能力等等。薄一波曾回忆道：“这种做法也是一种实际有效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我自己就是在坚持写这些报告中得到不少的收获。”当前，我们要着眼于建设学习型政党，通过落实党的各项制度，来提高各级党员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并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实际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和综合素质。
第五，要更注重党内制度间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党的制度建设既是党的各项建设的重要保证，又贯穿于它们之中。制度建设要注重制度各组成部分及内容的辩证统一，其运筹谋划应当既有宏观，又有微观。西柏坡时期党的制度建设，是由“民主集中制”这条红线串联的：请示报告制度是要求集中统一；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和健全党委制，是为扩大党内民主，实现集体领导，从而将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毋庸置疑，党的制度应是由若干制度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性的有机整体，因此，当前要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就不能孤立地观察各个单项制度，而应将其置于整个制度系统中全面权衡。
第六，要更加重视提升党的制度执行力。西柏坡时期，由于处于复杂严重的战争环境，我党虽然使用了公开整党这个很好的监督模式，但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还不完善，没能将监督机制完善化、科学化、权威化。也就是说，对于党的制度的执行监督，硬性约束力还不够，没能全面推广，没有建立有广大群众参与的强力监督机制，这是解放战争中后期党的制度建设的一个不足。众所周知，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制度建设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制度内容的科学严谨，还展露于不折不扣的刚性实施和真正实现，用制度管钱、管权、管人、管事。当前，在党的各项制度的落实上，尤需在完善执行程序、加强惩戒、加强宣讲教育、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及时修改、增补和删除一些制度等几个方面下功夫，以提高党的制度的执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