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不同的革命形势，不断整党、整军，进行思想上的整顿。在西柏坡时期，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即将到来，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即将由革命党上升为执政党。革命胜利和执掌政权，这两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一个根本性的、质的变化，都足以使人骄傲自满、居功自傲、得意忘形、冲昏头脑。何况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革命胜利和执掌政权同时来到面前，这种考验和挑战的严峻性，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党应如何面对挑战、如何应对考验，如何在执政地位上保持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共产党人会不会变成李自成？对此，毛泽东作了很多、很深的思考，产生了很多、很管用的答案。
第一，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前的一段时间里，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一到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第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英明地提出了“两个务必”。毛泽东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作出了六条规定：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第三，提出“进京赶考”的科学命题。1949年3月23日，即毛泽东、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往北平进发的当天，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一段对话，创新性地提出了“进京赶考”的科学命题，从此，“进京赶考”成了永远激励共产党人继续革命的历史佳话。这天上午9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昨晚休息好了吗？今天我们要赶路。毛主席回答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不能退回来。毛泽东稍稍沉思了一下坚定地说：我们决不做李自成，我们一定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退回来。
毛泽东用“决不做李自成”、“两个务必”、“进京赶考”这样几个简短明了的话语或概念所阐述的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境界，渗透着极其深刻的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和重大意义。
二、西柏坡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主要任务
西柏坡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当时形势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形势发展趋势深刻洞察和科学判断。虽然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寓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全过程、各方面，但就其主要的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学习，提高理论、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
邓小平曾经说过：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江泽民也曾经讲过：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同志为迎接崭新的任务，努力学习过去不不熟悉、不懂的东西。这一次学习，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进入新世纪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在《努力开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局面》的讲话中也说过：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特别是在每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而每一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会推动我们的事业实现大进步大发展。可以说，我们党今天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也可以说，西柏坡时期加强学习已经成为我们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党在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而理论上成熟的标志就是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的历史上，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是我们党在理论上成熟的关键点。在党的七大上，不仅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定义，而且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当时，虽然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但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战争，我们党十分重视在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工作。从1948年4月到1949年3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作出过四次重大的学习部署。
一是1948年4月21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批示：全党要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目的是“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二是1948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的“理论水平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的实际，要求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并规定了党员必读的五本教材，其中包括列宁的《帝国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号召党员干部多读书。
三是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要求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学习马克思主义，指出：1949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及在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
四是在1949年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毛泽东结合党内的学习情况，要求全党干部对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共同认识，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毛泽东要求3万干部3年内读完12本必读的书，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等马列著作。
为了推进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促使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中央于1948年7月24日，发出了《关于创办马列学院的决定》，其学习内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其任务就是比较系统地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正如刘少奇在中央学院的讲演中所指出：“我们创办学院的目的，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中央还于1948年9月制定了《中央关于党校教学材料之规定》，指出当时党校存在的没有提倡认真读书和部分党员中存在的不读书或很少读书、忽视革命理论、经验主义盛行的问题，要求各级党校在培训实践中必须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放在首位。第二，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西柏坡时期，是全国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即将开始的时期，这时的毛泽东更加注意和强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极端重要性。1948年3月，他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向正规，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千万不可粗心大意。从1948年开始，毛泽东先后发出了大量指示，对各方面工作的具体政策作出了许多明确规定，要求全党同志务必掌握。
一是学习和实践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总路线、总政策是对党的总任务以及如何实现党的总任务的明确规定，对党的具体工作的路线和政策具有决定、指导等重要作用。因而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党的总路线、总政策。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党的政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特别是鉴于土地改革的成功，是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在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二是学习和实践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例如党关于接管城市工作的政策和方针。西柏坡时期，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我们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因此，认真总结石家庄（我们党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解放后城市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条战线上，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地斗争。再如关于军事工作的政策和方针。党在西柏坡时期，正处于新旧中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实现这个转变的关键是以战争手段彻底消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广大党员、干部、战士学习军事工作的政策和方针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起草的有关军事方面的电文、报告、指示等有很多很多，仅1948年8月就多达440多篇，其中提出了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具体战役的战略原则、方针和政策。为加强干部战士对军事政策、方针和技术的学习，1948年6月，在石家庄成立了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在办学两年多的时间里，向华北和全国战场输送了初、中、高级指挥员和兵种骨干46000余名；培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1000余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和新中国国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思想工作做在前头、务求实效
思想通则一通百通，思想不通则寸步难行。这已经被西柏坡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所证实。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时间虽然短暂，但那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形势变化最为迅速、影响形势的因素最为复杂的时期，也是党内和部队中各种思想最为活跃、思想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在这些思想观念中，不乏有一些是错误的，是应当及时克服的，否则就会贻误战机，甚至导致在战争中的失败。所以，我们党在每一次重要关头，都坚持把思想工作做在前头，取得了良好效果，不仅有力地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而且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一，运用“进”与“退”的辩证法，消除在撤离延安问题上的思想障碍。1947年3月，当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的25万军队以飞机、大炮疯狂进攻延安之时，我们党在延安的部队还不到两万人，而且装备较差，弹药缺乏，又有黄河与华北解放区阻隔，兵员补充、物资供给均极困难。在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的危急情况下，我们党高瞻远瞩，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战略考虑，为了保存实力，也为了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敌人，作出了英明决定：主动撤离延安。
然而，在党内和军队中确有一些人对撤离延安这一决策很不理解，认为撤离就是一种羞耻、就是失败。因此，广大军民纷纷表示：坚决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虽然战士们的革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解决他们在撤离延安上的思想问题，我们的党和军队必然招致重大伤亡，甚至影响战争的全局。因此，我们党的思想工作及时跟进，中央领导耐心地做了解释和动员，且收到了实效。1947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王家坪接见参加保卫延安的新四旅团以上干部时讲到：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最后，毛泽东十分坚定地说：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我们还要回来的！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听了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大家不禁会意地笑了，心里感觉豁然开朗，原来的顾虑一扫而光。后来战争实践的发展，果然正像毛泽东所预料的，时隔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后的1948年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收复延安。
第二，运用“敌”与“我”的辩证法，解决华北军政大学成立初期学员与教员的思想问题。1948年春，解放战争硝烟滚滚，我军战略反攻节节胜利。新的战争形势，使军队补充更多精锐军政干部的要求变得更为迫切。于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决定在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五个战略区建立军政大学，以解决急需的军政人才问题。1948年5月12日，华北军政大学在石家庄正式成立。毛主席亲自点将，让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叶剑英担任华北军政大学的校长兼政委，并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办学要求。
华北军政大学成立后，“教材荒”、“教员荒”是当时必须解决的两大难。如果说“教材荒”相对容易解决，可以由教员编写，那么“教员荒”的问题，解决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朱德总司令提出要培养500名军事教员、第一期招收近5000名学员的指示。然而此时的华北军政大学，全校能上课的教员仅有36人，缺额高达75%！与此同时，叶剑英的办学理念是：“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意思是说，让没有经过军事理论学习和严格训练的学员去打仗，就等于让他们白白送死，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不注重自身的学习、不具备高深的学问就去教学，就等于误人子弟，害人误国。为了能够找到“具备高深学问”的教员，叶剑英果断提出了“搬师请贤”的想法，即从敌人阵营中起义、投诚和被我军俘虏过来的人中，吸收有真才实学者来校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