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
泥河湾盆地坐落在河北省西北部，隶属张家口市阳原县和蔚县，西与山西大同市阳高县为邻；盆地呈西南-东北方向延伸，西起东井集，东至里沟，全长约50千米；盆地中部最宽处约20千米，北面熊耳山雄踞，南边恒山支脉小五台屹立，桑干河横向贯穿整个盆地。
桑干河发源于山西境内华北第一高峰芦芽山。芦芽山由前寒武纪岩石构成，各个山头因状如芦苇新芽欲出而故名。芦芽山的北麓，众多清泉涌出，汇成桑干河的源头，清澈的水流聚集大小沟谷形成宽阔的河流，并缓缓向东北流经大同盆地，跨晋、冀两省交界朝东进入泥河湾盆地。泥河湾一带民风淳朴，百姓操着接近山西雁北口音，也许这是从北魏时期起就已留下的印记。20世纪50年代初期，著名作家丁玲所写的脍炙人口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讲得就是这里农村的故事。
根据地质学家多年来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得知，泥河湾盆地在地质历史中几经变化，早在250万年前，曾经是一个浩瀚的湖泊，当时湖中之水清澈，湖面碧波荡漾；周边地区森林密布，兽群出没，生态环境极佳，早期人类也因此在这里安家落户，过着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逐渐变迁，湖泊的范围逐渐缩小，直至干枯，整个盆地现今留下的，便是大片湖泊相的沉积物：砂、砾和粘土。自从第四纪晚期以来，沉积物又遭受新发育沟谷的强烈侵蚀，新构造运动使原来埋在地下的地层抬升并充分暴露出来，形成了我国地质学界和古生物学界研究上新世和更新世地层最为理想的地区之一。
20世纪2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最先到这里考察。泥河湾盆地表面出露的大片砂质粘土、粘土和砂砾石层厚达五六百米，下面掩伏的是三趾马红土；最顶部被黄土普遍覆盖。巴尔博将界于三趾马红土和黄土之间的地层泛称作“泥河湾层”。1924-1926年，桑志华和德日进在泥河湾盆地调查时，在盆地东北部的上沙沟一带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后又在下沙沟村附近的沙石矿中采集到大量三趾马、真马、剑齿虎、爪兽和象等化石。根据统计，桑志华、德日进在泥河湾盆地所采集的化石总数达39种，虽然其中有一些是从当地老乡手里购买来的，但其中大多数化石却是他们亲自发掘和采集的，而且还都有明确的记录和具体的地层层位。
1930年，德日进、皮维托合作研究了出土于泥河湾盆地的化石，出版了《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一书。书中系统地描述了从泥河湾盆地采集的哺乳动物化石。该书的出版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从那时起，“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以及“泥河湾哺乳动物群”随之扬名于世，并作为我国北方地区早更新世标准地层和标准哺乳动物群。
德日进、桑志华还曾从下沙沟附近地层中采集到1件石块，经步日耶观察，并结合一些骨骼表面具有人工打击痕迹判断，该石块是人工制作的石制品，法国人类学杂志1935年第1期登载了步日耶的记述性文章。在文章里，步日耶将那件石块称作“粗大手斧”，他还推测：“在泥河湾一带，曾经生存过一种人类或者是中国猿人，或者是其他人类。”在该期杂志上，同时也登载了德日进的另一篇文章。德日进不同意步氏的观点，认为：“在中国，更新世早期完全不可能曾经有过人类。”与德日进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当时很具声望的学者克拉克和莫维斯等人。尽管有相当多旧石器考古“大腕”反对步日耶的观点，但步日耶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可见，“泥河湾盆地的地层中是否存在早期人类”的争论由来已久，并被认为是中国北方寻找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化石值得重视的地方。
时光流逝，转眼已是1972年，盖培和卫奇最先前往泥河湾盆地进行专项史前考古调查。那次调查，他们希冀能够在泥河湾盆地找到有关旧石器时代遗物或遗存。
初夏的一天，阳光普照塞外大地，盖、卫二人从驻地泥河湾村出发，前往村西的下沙咀一带考察，在一个切割有20余米深的小冲沟中，他们发现陡坎上暴露出来一件石制品和一具纳马象头骨化石。该件石制品具有十分明显的人工痕迹。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但是石制品和象化石是否真的出自“泥河湾层”？却众说不一。有人主张石制品和化石出自“泥河湾层”，其时代理所当然地属于更新世早期产物；有人则认为纳玛象化石更多地出现在华北晚更新世地层中，故年代可能较晚，况且出土的具体层位偏上。
为了进一步核实石制品和纳玛象化石的具体层位，卫奇曾多次前往调查，并相继在原地点附近找到3件石叶和其他一些石制品，最终证实最早发现的那件石器所在的层位属晚更新世地层，是一套和“泥河湾层”毫不相干的另一种较晚的堆积物。
1973年春夏之交，泥河湾盆地依然寒意未尽，路旁的树叶依然凋零，枯黄的野草尚未返青；阵风刮过，卷起让人呛鼻的粉尘；山丘上俨然一片灰黄色。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新生代室以黄万波先生为首的地层考察队一行8人，深入到泥河湾盆地的各个角落进行调查。该次调查旨在查清泥河湾盆地的地层层序以及依靠化石来鉴定地层时代，其主要路线是沿着桑干河两岸和第四纪地层发育的地段进行的。根据对郝家台、红崖、狼洞沟、下沙沟和虎头梁等地的观察结果和从十几个地点采集到的13种化石，他们将泥河湾盆地的晚新生代地层重新作了划分，提出：泥河湾盆地存在上新世晚期“三趾马红土”至更新世晚期“马兰黄土”的系列地层，其中，更新世中期的离石黄土是前人未曾提到过的。
1974年夏季，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学术讨论会，特意安排与会全体专家到泥河湾盆地进行野外实地考察。与会学者专门对黄万波等人重新划分的泥河湾盆地地层方案逐一进行现场讨论，并给予充分肯定，但同时也为该盆地至今未能发现有关早期人类或文化遗物而深表遗憾，希望今后在这方面能够有所改观。
20世纪中叶，有关我国境内人类及其文化的起源，以及如何寻找最早人类化石，到底从什么时代的地层着手等问题，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为了寻找更早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在裴文中和贾兰坡院士的支持下，由我负责，汤英俊、李毅和李强参加的考察组，于1978年秋再次前往泥河湾盆地进行专门考察，我们把重点放在寻找古人类及其文化和哺乳动物化石之上。
碧云天，黄叶地，风击河水泛涟漪。初秋的泥河湾，天高气爽，阳光明媚，正是该地区野外调查的黄金季节。桑干河水轻快地流淌着，两岸柳树婆裟，细细的枝叶在微风中翩翩起舞，似乎在向来往之客频频招手；田野上一派即将丰收的景象，交通要道花梢营镇的阳原县招待所就是我们的落脚之地。到达的那一天，恰好遇上当地的墟集，街上人畜熙熙攘攘，你拥我挤，叫卖鲜甜瓜果的小摊一字排开，甚是热闹，这是塞外集镇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考察的日子里，连日天气晴朗，我们接连找到几个哺乳动物化石地点，时代包括从上新世至晚更新世不同时期，可谓收获颇丰。在南大沟两侧的地层中，我们发现了2个化石地点，还有几件具有明显人工痕迹的石片，但数量很少，不足以做进一步工作。
一天，太阳早早爬上山头，我们4人束身简服，背带干粮，从化稍营出发，沿着郝家台山背后的一条大深沟逆流而上，两人一组，各分左右，全神贯注地在两侧陡壁上寻找着化石。当快到沟头时，我们发现了泥河湾组的砂层里出露一些骨骼，便就动手挖掘起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获的材料并不太多，可喜的是采集到一件具有明显人工打击的石制品，看来寻找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的可能性是有的。大约中午时分，在没有树林可以遮蔽的山坡上，我们席地而坐，共进一顿干噎的午餐。
我坐在一个陡坎的边缘，面对的正是一个高高凸起的黄土梁子，虽说相距有二三百米，但向南望去仍然可以清楚地辨别梁顶坐落的村子就是官厅村；村北山梁的靠下部，出露夹有粘土薄层的厚砂层，在阳光照耀下，层中的石块发出闪亮的光芒，我放下手中的饭盒，拿起榔头越过小沟沿着陡坡爬上去，刚刚登上第二个土台时，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地表上散布着许多破碎的骨片和燧石质的人工制品！我观察了四周，一个被雨水冲出的陡直地层剖面上，似乎存在断断续续的化石层和零星的石块，这让我喜出望外，用榔头一抠，露出几件石块，仔细一看，人工打击痕迹清楚可辨，可以断定，这是一处早期旧石器时代遗址。在我的招呼下，他们3人急忙赶了过来，于是大家一起动手，很快从地层中挖出数10件石制品和许多化石。
遗址的范围较大，我们选择了2个探方，次日就发掘起来，紧接着就是一个星期的发掘，除采集到804件石制品和三趾马等大量化石外，我们还对地层进行了仔细的观察。这个剖面，位于官厅村北面一个土梁子的坡下，当地人叫小长梁，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地点称作“小长梁遗址”。在所采集的石制品中，一些石器看起来似乎有较好的加工和修理痕迹，但主要的问题是地层却很古老，经过反复核查之后，我们胸有成竹，石制品和化石完全出自泥河湾组原生地层无疑。一个月后我们带着喜悦的心情返回北京。
结束了野外工作，返回所里后，泥河湾地层中发现石制品的消息遂吸引了大家的兴趣。在研究所的会议室里，按照科技处的安排，我对这次泥河湾盆地的考察情况作了简要介绍，那宽大的桌子上摆放着近千件标本，大家对这些标本评头品足。正如我在事前所预料的那样，对地层、化石和石制品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看法，有人赞赏，有人存疑。回忆30年以前，在史前考古工作者的印象中，通常把早更新世地层出土的石制品认为理所当然是“粗大的”和“制作简单的”，或者说，年代越久远的石器，其器型就越大，制作水平也就越简单。可是，摆在面前的，却是一些“小型的”和“加工甚好”的石制品。不论见解如何差别，大家却一致肯定了这次泥河湾之行的收获，并且认为这是在泥河湾盆地发现石制品最多、同时肯定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旧石器时代，野外考察组可谓不虚此行。
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对我们的发现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从地层看应该属于泥河湾层。既然泥河湾盆地发现了遗址和无可争辩的石器，那么就有可能再次发现，因此敦促我能够尽早将材料整理成文。1980年，《中国第四纪研究》刊登了由我执笔的“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一文（化石由李毅修理、汤英俊鉴定），同期也刊载裴老、贾老、吴子荣、袁宝印等先生对这篇文章的评述。在评论中，裴老指出：“这个发现是重要的，如果能够证明它确实是泥河湾期的产物，这将对于旧石器考古学和古人类学有一定革新作用。”贾老在评论中写道：“如果这批石器确实属于早更新世，就得重新估价我们的历史。”吴子荣和袁宝印先生认为：“在泥河湾组里发现旧石器，不仅对泥河湾地层的研究是一个突破，同时对了解我国古人类演化、旧石器时代文化分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81年，一直挂怀的裴老，特意委托卫奇前往泥河湾，重新核查小长梁遗址的地层问题。卫奇在泥河湾盆地做过长期考察，尤其熟悉那里的地质情况。经过再三详细调查与认真核实之后，卫奇除了证明小长梁遗址的地层确实属于“泥河湾层”外，还找到了比小长梁遗址略晚的另一个出自泥河湾层的重要遗址--东谷坨遗址。
小长梁遗址位于东经114毅55’，北纬40毅05‘，文化层所在的岩性为夹有粘土的中-粗砂层；石制品基本性质是：器型比较细小；真正具有第二步加工的石制品不多；废品率相当高；石料以燧石为主，另有石英岩、脉石英和火山岩；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三趾马、三门马、古棱齿象、鬣狗、腔齿犀、羚、牛和啮齿类等，时代为早更新世中晚期。
对于小长梁遗址石制品的原料问题，我曾下过一番工夫。在出土的标本中，主要有燧石、石髓、玛瑙三种，它们都是由二氧化硅形成的隐晶质集合体。这些石料多数出现在由地下岩浆物质渗入地层后构成的伟晶岩或岩脉中，团块状的多为燧石；球体状的多为石髓；同心层状的为玛瑙。但在石灰岩中，当二氧化硅缓慢析出后也能够形成透镜状的燧石，只是质地稍差。燧石性脆，硬度较大（7~8级），易于制作工具，故是远古时代人类最常用的原料之一。根据我们的调查，了解到遗址以东十几里就有燧石产地。
在小长梁遗址发现之前，我国已知的早期遗址仅有云南元谋的上那蚌、山西芮城的匼河和西侯度，但是这几个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数量很少，人工痕迹不甚清楚，因此还有一些不同意见。小长梁遗址不仅石制品数量多，伴生哺乳动物化石丰富，而且层位可靠，特别是遗址还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早期石工业方面的信息。
小长梁遗址的发现，揭开了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序幕，使得多年来人们的期待成为现实。卫奇先生发现的东谷坨遗址，起到了与小长梁遗址相互印证、相辅相成。东谷坨文化层，从层位对比看，高于小长梁文化层之上大约10米，20世纪90年代中外旧石器考古学家共同进行了发掘和详细研究，古地磁测定东谷坨遗址位于松山反向期中“贾拉米洛事件”以下2~5米，大约距今110万年；以此推算，小长梁文化层约距今170万~180万年。东谷坨遗址的石制品非常丰富，1981年发掘时出土1443件，与小长梁遗址不同的是，东谷坨遗址石制品原料除燧石外，还有大量石髓和火山碎屑岩，石器类型也较多，并出现修理台面的标本，显然代表一种较小长梁遗址制作石器水平更进步的加工技术。
小长梁遗址的发现确实起到“投桃报李”的重要作用，后来的几年，泥河湾盆地早期遗址相继发现，包括马圈沟、沟底、半山、仙台、许家坡和大南沟等数10处。事实证明，泥河湾盆地是研究我国北方早期文化最重要的地区，我把泥河湾盆地称之为“中国北方的奥杜威”。泥河湾盆地的不断发现，将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早期人类制作工具的技艺、演化历程，以及人类与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等问题提供极其宝贵的资料，对这个蕴含众多遗址的地区值得我们多方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