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培让王文全单独到蔚县调查，王文全从筛子绫罗火石岭背回许多石器，我们到实地查看，其石制品多得实在惊人，老乡种地拣出来的石头堆在地头边像坟包，全是石制品，其中有漂亮的石箭头，也有大量陶片，经过探方勘探，查明埋藏深度有的4米多。很显然，这是一处未曾考古开发的新石器遗址（双古所野外地点编号：73112）。我们的考察队伍一行4人，有盖培、卫奇、李颂斌和王文全。筛子绫罗的村民对我们的到来非常欢迎，村干部十分热情地为我们安排住宿、派人为我们做饭，挑选协助发掘的民工等。难忘的是第一顿饭，由于我们没有交代清楚，买来的2斤鸡蛋全部打成了蛋汤，做了满满的一大盆，让我这个“大肚汉”也实在无可奈何。我们采集了一些陶片，曾经拿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请夏鼐、苏秉琦和安志敏几位考古大家分别看过，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较晚时期的遗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苏秉，琦先生，他把所有的陶片拿在手里一片一片地闭着眼睛摸过，然后，就说这是龙山时期的，这是汉代早期的，讲得头头是道。老一辈的考古学家知识精，深且学风朴实，实在令人敬仰。其后，一些石制品送给了河北有关方面，而且将其发现告诉孔哲生，不久看到了调查研究报告，吉林大学匡瑜等在这里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
在进入泥河湾盆地同时，我看了荷兰军医杜布瓦（EugenceDubois）的故事，他受施罗塞尔（MaxSchlosser）学术观点影响，在印度尼西亚服役期间进行业余考察人类的起源，结果发现了爪哇猿人。还有英国人类学家理查德李基（RichardLeakey），他1931年开始进入非洲，拖家带口一直在奥杜威峡谷调查，1959年发现了东非人头骨化石。他们是对我探索泥河湾最有影响的人，在他们的科学精神感召下，我把泥河湾看作是一座永远爬不到顶的大山，希望把有限的人生奉献给科学无涯的泥河湾，发现泥河湾猿人一直是梦寐以求的愿望。泥河湾盆地不论是第四纪地层学还是古哺乳动物学，也不论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还是古人类学，资源丰富，开发的空间潜力很大。后来大量的事实证明，200万年前泥河湾盆地就已经有人类生存，虽然暂时还没有找到猿人化石，但肯定有，只是在什么地点、什么层位、什么时间和由谁发现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前领导人方毅说过，北京猿人的发现是中国20世纪获得的一块科学金牌。无疑，泥河湾猿人的发现将是中国21世纪获得的另外一块科学金牌。考古发现表明人类在泥河湾盆地的生存是连续的，泥河湾地层里每个层都应该有人类的遗迹，人类在泥河湾盆地实际存在的信息可能比我们知道的更早。
三、泥河湾重大发现的误判
科学无涯，做学问就是创新，创新就是填补空白和纠正错误。在科学研究中，尽管失误不可避免，但没有理由借此掩饰自己的错误。坦率地说，我在泥河湾盆地最大的失误就是对于泥河湾村上沙咀石器地点地层性质的误判。现在，有幸能够发现自己的错误并亲自纠正，委实令人欣慰。
1972年，盖培在上沙咀纳玛象头骨化石下面发现一件石制品，经研究是一件多片疤石核。1974年，盖培撰文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杂志上发表“泥河湾更新世初期石器的发现”论文，报道了上沙咀的旧石器。这一发现，实现了中外科学界在“泥河湾层”（按照规范地层划分，在1991年已经编为阳原群）发现更新世早期人类遗存的多年梦想，首先将中国的历史真正推进到了100万年前，尽管1962年贾兰坡等曾经发出信号：在山西西侯度下更新统“找到了极有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块”，而且1936年步日耶（A.HenriBreuil，1877-1961）在L’Anthropoloqie杂志上报道了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1881-1955）1926年在下沙沟采集的一件具有初步手斧特征的石块，但尚未得到他人的认同。因此，上沙咀旧石器的报道立即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们接踵而至，纷纷到泥河湾盆地上沙咀地点进行观察。1974年6月4日，时年78岁的中国地层古生物学泰斗杨钟健院士特别率领贾兰坡、安志敏和孙殿卿等教授到上沙咀地点考察，杨钟健站在石器地点兴奋地说：“我才18岁。”6月14日在北京召集有关专家座谈泥河湾考察的收获时，贾兰坡在会上说：“泥河湾村附近的上沙咀，与纳玛象头化石一起发现的那块石器，不能小看它。目前虽然仅有一件，不能定其文化性质，但肯定它是石器，这就是一大发现。时代可能在100多万年以前。过去西方学者都说我国无更古老文化，这是他们的看法。我们的工作，就是寻找可靠的考古证据，探索中国的远古文化。”泥河湾石器的发现也立即引起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产生了新的认识。上沙咀石器的研究报告在日本被逐字译成日文，全部刊登在1975年《自然》杂志上。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研究室的佐藤达夫教授同时撰文“泥河湾发现石器的意义”，强调指出，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更新世初期石器的发现，时表示了强烈不满。
“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人类史上也必须说是重要事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人类学家豪威尔（ClarkHowel）l教授看到报道后，立即请他的在读博士生朴普（GeoffreyPope）将报告全文翻译成英文存档，并且1975年特地组织人类学考察团专程来中国访问，其目的就是观察上沙咀地点，当时未能安排他们参观，对此，他们在山西参观丁村遗址上沙咀更新世初期石器的发现无疑使泥河湾盆地的考古悬念经过37年终于等来了转机。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界普遍认为人类走出非洲是100万年前以后的事情，在中国发现100万年前的人类遗迹在理论上似乎是不可能的。中国旧石器考古泰斗裴文中院士对其发现也明确表示“是有疑问的问题”。众多的地质学者认为上沙咀地点的地层不属于“泥河湾层”，是晚期的河流阶地堆积。为了查明地层，我在1975年再次对上沙咀地点进行勘察，虽然石器出土地点上覆地层具有明显的“泥河湾层”特征，但其地层的水平相变相当不清楚。在石器地点NW40毅70米处同一地层中发掘，发现了3件类似石叶的石片，依据当时的考古认识推断其时代不可能很早。同时，从村民那里收集到一件华北晚更新世的典型化石原始牛的角，据说是在上沙咀地点SW30毅420米处阶地砂砾层中发现的，在公众舆论的推动下将其地层与石器地点作为相同层位处理。1980年，我跟贾兰坡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杂志上发表文章，将上沙咀地点的地层作为了桑干河第三级（从下往上编排）阶地堆积的底砾层处置，尽管盖培曾经忠告我要慎重考虑。从此以后30多年来，在“泥河湾层”中接连不断发现早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已经得到了中外科学家的普遍共识和高度重视。然而，上沙咀石器地点却被冷落了，它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被淡化，在泥河湾的开发行列中也几乎不再受到关注。
随着研究的深入，上沙咀石器地点的地层在桑干河及其支流阶地上却没有发现，我越来越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2008年，随着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地层的争议，我自然联想到了上沙咀地点。经过几年的野外勘察，对上沙咀地点的地貌和地层进行了周密甄别，发现石器的地点不可能属于现在桑干河或其支流形成的阶地堆积。另外，我查明原始牛化石与上沙咀石器不属同一地层。现在重新认识到，上沙咀地点的地层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它属于“泥河湾层”下更新统的泥河湾组。如果说它是阶地堆积，那只能是“泥河湾期”盆地山前的埋藏阶地冲积层。上沙咀地点出土的小石叶，在文化性质上还证明不了其年代的新近，因为考古发现表明，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区分其时代是早更新世还是晚更新世，目前尚未找到一种标志类型，也没有发现一种特征技术。依据地层的分布推测，上沙咀地点的时代不会比1978年发现的小长梁遗址晚，其年龄可能靠近距今177万年。上沙咀地点地层性质的重新厘定，还原了上沙咀地点的真正考古地位，它是泥河湾盆地发现的第一个早更新世人类遗迹，也是中国首次正式报道的下更新统人类活动遗存。显而易见，盖培是泥河湾盆地发现早更新世石器的第一人，他首先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了100万年前。
上沙咀地点地层的再研究，进一步证实泥河湾动物群中关于纳玛象（Palaeolox-odonnamadicus）的判定是准确的，不仅说明纳玛象早在100万年前就已经生存于泥河湾盆地，而且看来这个物种也不应该是一开始就出现在中更新世印度纳巴达河谷，它的时间和空间演化路线显然需要重新研究。同时，对于泥河湾盆地草原猛犸象的发生说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草原猛犸象缺乏头骨性状要素的佐证，而且其时空演化路线也缺少相关的论证。
上沙咀旧石器地点地层时代的错误改判是我在泥河湾盆地工作的一次最大错误，这个错误不仅导致上沙咀的科学开发受到了延缓，而且致使盖培应该收获的荣誉延迟了30多年。为此，实在深感歉疚。
上沙咀旧石器地点地层时代的错误修订，恰似开了一个科学玩笑。事实证明“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科学创新必须独立思考。科学主流声音未必一定正确，科学真理也不一定完全由权威掌握。
四、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调查研究
1973年夏天，我到雁北地区调查旧石器，按照惯例，首先到药材公司了解“龙骨”的收购情况，因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存大多数包含所谓“龙骨”的哺乳动物化石。当时大同市药材收购站位于城区大北街的古老平房院里，有个年长的李老汉领我进入药材库房看了他收购的大量“龙齿”和“龙骨”。我向他介绍了有关化石的常识，告诉他哪些是马牙，哪些是象牙。李老汉非常热情地为我提供了好多处化石来源地，其中有一枚比较完整的古棱齿象第三臼齿化石引起我的注意，它来自阳高县古城公社许家窑村。
随后，我就搭乘长途客运车前往许家窑村进行实地调查。当时雁北地区的公路交通算是比较发达的，虽然道路多为曲折不平的土石路，但有安全整洁的大轿车乘坐已经非常满意了。那时，我正值年富力强，非常渴望骑着自行车自由地穿行山间小道进行考察，但是，当时自行车如同奢侈品一样，远比现在买汽车困难得多。因为从大同到古城的班车一天只有一趟，而且一早就发车，所以从大同出发的时候没能来得及吃早点，到达古城后，为了抓紧时间调查，没等公社食堂开中午饭就下了田野。许家窑村位于古城正南不太远的地方，村民热情地指引我们在村北梨益沟的两叉沟找到了“龙骨”产地，这里确实存在一些哺乳动物的骨化石残片，令人十分欣喜的是从中还发现两件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片，遂将这里定为73113地点（双古所野外地点编号）。发现的兴奋使我流连忘返，当感到饥肠辘辘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急忙赶回住地，公社食堂晚饭已经开过，街上唯一的一家饭铺和一家商店也都关了门，尽管有钱有粮票也买不到任何食品，幸好街上有卖西瓜的，5角钱买了1个十来斤重的大西瓜，饱饱吃了一顿，肚子满足了一会儿，放过几把水就又闹起了饥荒。但是，看着采集的标本，发现的喜悦又胜过疲劳和饥饿，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充实，而且很有意义。
1974年，我再次到许家窑对73113地点进行了小面积考古地质勘探。6月15日，我在梨益沟偶然遇见河北省侯家窑村的王日民，他告诉我在侯家窑长形沟曾经开采过“土龙骨”，我邀他立即带我到这个地点观察，这里坑坑洼洼，残存挖“土龙骨”的痕迹，地表散布着大量哺乳动物骨化石碎屑和许多石制品，非常令人振奋。我拿出1元钱给老王作带路报酬，憨厚的老王不要，说为国家作点贡献是应该的，最后好不容易劝他收下，他很感激地说这等于在生产队做好几天的所得。我在长形沟附近来回穿梭地进行了详细踏勘，采集到500多件石制品和一些动物化石。为了深入探查的方便，第二天我就从古城公社转移到与许家窑村只一沟相隔的河北阳原县侯家窑村居住，受到大队干部王占荣和王四保的热情接待和关照。
我住在侯家窑村大队部，村里人听说来了挖“土龙骨”的，如同来了耍猴的一样，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观摩。的确，在那个文娱活动非常贫乏的年代，我带着照相机、望远镜、罗盘、放大镜、地质锤、半导体收音机等，确实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稀罕的来客。我带着从粮库买的几斤小米，来侯家窑的第一天，请照看大队的老汉帮我熬了一大盆小米稀饭，早、中、晚连用三餐都没有喝完，老汉见我吃饭如此简单，特地回家为我端来一碗自制的腌咸菜。王四保见我带的小米是发了白的粮库旧米，他到大队库房给我换成新碾的小米。开始的头几天，看我吃饭的人很多，有人进屋瞧，更多的人是扒在窗户外面瞅。村里很快就传遍说刚来的老卫的生活很艰苦。
我住在村里，白天进行野外考察，晚上和村民们聊天，虽然我不喜欢吸烟，但我还是买来2角5分1盒的官厅牌香烟招待大家，村里的人对我十分友好，他们给我提供了大量很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