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邱维理
作者简介：1982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专业学士学位。1989年获得新生代古地理学专业硕士学位。2000年获得自然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副教授，自然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自然地理学、地貌学等课程的教学和地貌与第四纪环境方面的研究工作，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地貌与第四纪专业委员会委员、环境变化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地质学教学研究会理事会理事长。1982年7月第一次前往泥河湾盆地进行野外考察，此后多次在泥河湾盆地指导本科生野外实习。1998年以来，发表有关地文期和泥河湾研究的学术论文9篇，2004年受聘为泥河湾地质遗迹保护区学术顾问。
泥河湾是河北省阳原县化稍营镇的一个小村庄。然而，在国内外学术界，”泥河湾“却非常有名，是一个与各种科学术语相关联的专有名词。”泥河湾层“”泥河湾动物群“”泥河湾期“”泥河湾盆地“”泥河湾裂谷“等术语，反映了泥河湾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科学信息。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科学家们在该地区不断获得大量新发现，使得泥河湾盆地成为享誉中外的第四纪研究和旧石器考古的圣地之一，受到中外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重视。
近90年来，到泥河湾盆地进行科学考察、发表研究成果的学者数不胜数，其中，巴尔博（GeorgeBrownBarbour，1890-1977）是人们回顾泥河湾盆地研究历史时最常提到的一个人，正是他首次在学术期刊上报道了桑干河沿岸的晚新生代湖相沉积，并将其命名为”泥河湾层“（Nihewanbeds），使得”泥河湾“由一个村名成为一个专用学术名词，进入了科学的殿堂。那么，巴尔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到泥河湾盆地进行考察？他怎么会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小村落的名字命名他的新发现？他从泥河湾盆地的研究中得出了哪些重要成果呢？
一、巴尔博其人
巴尔博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英国籍地质学家和教育家。他曾在中国、南非、欧洲和北美等地进行野外地质考察与研究，也曾在许多大学讲授地质学。1938-1958年，巴尔博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ofCincinnati）担任文理学院院长（DeanoftheCollegeofArtsandSciences）。
巴尔博的一生充满了探险。他21岁开始周游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过兵役，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现场留下过他的身影。与他相关的档案材料收藏在辛辛那提大学档案与珍贵书籍图书馆（ArchivesandRareBooksLibrary），包括信件、照片、野外记录和教学资料等。这些材料记录了他的生活和职业生涯，是该校校级档案的一部分。
1890年，巴尔博出生在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Edinburgh）。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为他创造了良好的受教育环境。
1899-1906年，巴尔博就读于创建于1830年的、当地最好的默切斯顿堡学校（MerchistonCastleSchool）。毕业后，他进入德国的马尔堡大学（MarburgUniversity）学习。一年后，他又到爱丁堡大学（EdinburghUniversity）继续学业。1910年，当他以优等成绩获得了文学硕士（M.A.），父亲送给他的毕业礼物是周游世界的旅行。于是，他先后游览了纽约、芝加哥、加拿大西部、旧金山等地，然后横渡太平洋，来到日本和中国。他在中国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他决定要重返中国，做一名致力于医疗事业的志士（medicalmissionary）。
1912年，旅行归来的巴尔博离开爱丁堡到剑桥大学（CambridgeUniversity）。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他投笔从戎，成为一名战地救护车司机。1914-1919年间，他先后活跃在佛兰德斯（Flanders，包括法国北部、比利时西部和荷兰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和意大利等地。但是，他并没有因战事而中断学业，在1916年和1918年分别获得剑桥大学的文学学士（B.A.）和文学硕士（M.A.）学位。
1919年，巴尔博来到美国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次年，他与上次旅行时认识的纽约姑娘多萝西·迪金森（DorothyDickinson）结婚。多萝西也是一名学者，热心宗教教育事业（ChristianEducation）。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拥有教育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当时是哈特福德神学院（HartfordTheologicalSeminary）的教员，也是非常活跃的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YoungWomen‘sChristianAssociation）的代言人。
1920年，巴尔博再次来到中国，受聘在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1876-1962）新筹建并任校长的燕京大学（YenchingUniversity）担任地质学教授。此后，巴尔博夫妇在中国度过了11个年头，他们的3个孩子全都出生在中国。在此期间，多萝西继续宣讲基督教，为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并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之邀前去代课。巴尔博则继续着他的事业，除教学工作外，还参与中国地质调查所（GeologicalSurveyofChina）的研究工作，并于1928年以《张家口附近地质志》（ThegeologyoftheKalganarea）为博士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1929年，巴尔博自筹英文版的图文印费，将该报告赠送给中国地质调查所，刊印为地质专报甲种第6号。巴尔博一生的大部分研究和野外考察涉及中国地质的许多方面。1928年4月，中国地质调查所建立新生代研究室（CenozoicLaboratory），他是研究室的主要兼职研究人员之一，参与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掘的基础地质工作。巴尔博夫妇在中国的经历详细地记述在多萝西给纽约的家信以及他们夫妇之间的通信中。
1931年，因长子生病，巴尔博夫妇携子回到纽约就医。他们原打算在儿子康复后尽快回到中国，由于时局动荡，他们没能如愿。不得已，巴尔博在1932年接受了辛辛那提大学的一个教学职位，但于次年离开学校，希望找机会回到中国。1933-1934年，巴尔博供职于美国地质学会（GeologicalSocietyofAmerica），任杂志的助理编辑。1934年，他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的资助回到中国，并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工作，受聘为客座地文学家（VisitingPhysiographer），对长江流域的地貌发育和第四纪冰川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但是，由于家人无法与他同行，他于1935年接受了伦敦大学（UniversityofLondon）的一个为期两年的职位，离开了中国。
1937年，巴尔博回到了辛辛那提大学，担任地质学教授。次年，他被任命为文理学院院长，任职长达20年之久。1958年，卸任后的巴尔博重掌教鞭，直到1960年退休。
作为地质学家，巴尔博始终与国际上重要的地质学和人类学研究团体保持着专业上的联系。他参与了发现周口店”北京猿人“（PekingMan）的研究团队，也与发现非洲类人猿（theMen-ApesofAfrica）的研究人员一起，在南非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他所获得的重要奖励和荣誉都与他的研究工作有关。例如：他在1937年获得英国皇家地质学会吉尔纪念奖（theGillMemorialAwardoftheBritishRoyalGeologicalSociety），1949年成为南非皇家学会（theRoyalSocietyofSouthAfrica）和南非地质学会（theGeologicalSocietyofSouthAfrica）的双料研究员。
巴尔博与国际地质学界的许多知名学者有着通信联系，并且与著名的法国耶稣会哲学家（FrenchJesuitphilosopher）德日进（TeilharddeChardin，1881-1955）保持着长期的友谊，他们曾共同完成了若干野外研究项目。1965年，在德日进逝世10周年之际，巴尔博专门撰写了《与德日进在野外的日子》作为纪念，该书用多种文字出版并在全世界发行。1965年，巴尔博出版了英文版”InthefieldwithTeilharddeChardin“和法文版”TeilharddeChardinsurleterrain“。德文版”UnterwegsmitTeilharddeChardin：aufdenSpurendesLebensindreiKontinenten“（与德日进在野外的日子：留在三大洲的生活足迹）与荷兰文版“HetveldwerkvanTeilharddeChardin”于1967年出版。
巴尔博一生发表的文章、留下的信件、拍摄的照片和用过的教案等档案文件表明，他是一个极富献身精神的教师，一个热爱家庭的男人，一个活跃的学者。辛辛那提大学为了纪念他，每年都颁发乔治·巴尔博优良师生关系奖（theGeorgeBarbourAwardforGoodFaculty-StudentRelations）。辛辛那提大学收藏的有关巴尔博的档案文件，可以通过theOhioLINKFindingAidRepository（http：
//rave.ohiolink.edu/archives/ead/OhCiUAR0193，俄亥俄在线查询帮助库）了解所藏文件的分类情况等。
二、巴尔博的泥河湾之行
巴尔博之所以到泥河湾进行地质考察，缘起于两方面的需要：其一是他研究张家口地质的需要；其二是与古生物学家进行合作研究的需要。
1922年秋，当博物学家和探险家安德鲁斯（R.C.Andrews）组织并领导的第3次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theThirdCentralAsiaticExpeditionoftheAmericanMuseumofNaturalHistory）结束在蒙古高原的第一次野外考察时，由于时间和天气原因，考察团中的地质学家们没能在张家口以北的坝头地区停留，研究一下高原边缘玄武岩所覆盖的地层。但是，他们意识到该区域乃是蒙古高原和华北地区地质上的重要连接地带。为此，经考察团首席地质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伯基（C.P.Berkey）教授建议，在中国地质调查所首席古生物学家葛利普（A.W.Grabau）教授和孙云铸（Y.C.Sun）博士陪同下，考察团的莫里斯（F.K.Morris）教授组织了一次较详细的考察，不仅确认了该地区地质上的过渡性质，而且还发现其地质现象具有区域特色。
作为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地质学家，巴尔博应邀参加了这次考察。事后，鉴于张家口地区地质上的重要性，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博士委托巴尔博沿着蒙古高原边缘，在更大的范围内研究张家口地区的地质。于是，巴尔博在1922-1926年期间，对张家口地区进行了详细的野外地质考察，这也就是他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
1923年，巴尔博在张家口附近进行地质考察时，一个农民带给他一块发现于桑干河畔东城附近的犀牛（Rhinocerossp.）股骨化石和一些石膏晶体。1924年夏，在张家口任助理牧师不久的文森特神甫（PèreM.Vincent）把他在泥河湾附近收集到的几件丽蚌（Lamprotula）标本和一些完全石化的骨化石，拿给巴尔博和法国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桑志华神甫（PèreE.Licent）看，并向他们介绍了桑干河流域被切割的古湖底地形特征，以及当地流传的关于古湖泊的神话传说。
有关桑干河切割古湖底形成湖积台地的情况，使巴尔博意识到，永定河上游不同地区的地文期（physiographicstages，即地貌演化阶段）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因而，很有必要搞清楚洋河阶地、张家口清水河阶地、桑干河流域侵蚀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自泥河湾的化石，也使巴尔博和桑志华认为，在桑干河沿岸可能分布着含有脊椎动物化石的第四纪早期三门类型的沉积（当时只发现于黄河谷地）。于是，他们于1924年9月来到泥河湾进行了初次野外踏勘，并且完全印证了他们的判断。从泥河湾回到张家口后，巴尔博与德日进、戴维斯（W.W.Davis）再次考察了张家口大境门外的清水河阶地，进一步明确了张家口地区的有些地质问题，必须在周边地区寻求答案。
此后，巴尔博在1925、1929和1931年数次来到泥河湾进行短期野外考察，他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泥河湾盆地的地质特征和地貌演变历史。桑志华在1925年初与巴尔博一起第二次考察泥河湾之后，又用了数月的时间对桑干河流域进行了更广泛的考察，发现了异常丰富的重要化石。1926年10月初，德日进、桑志华对泥河湾的进一步考察，确认了他们对于泥河湾沉积与泥河湾动物群属于三门期的想法。1929年，桑志华再次来到泥河湾进行详细的考察。作为北疆博物院的负责人，桑志华在泥河湾的考察，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古生物化石的寻找与采集上，所获得的化石标本则由德日进和皮孚陀（J.Piveteau）进行专门研究，发表了《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的专著。德日进还首次提出，泥河湾盆地可能在200万年前的更新世初期就有人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