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袁宝印
作者简介：河北省唐山人，1938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貌专业，同年考取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生，师从裴文中先生学习第四纪地质、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1968年分配至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工作，长期从事第四纪地层与环境、黄土、干旱区及泥河湾盆地研究。曾任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第四纪研究室副主任，第四纪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纪委员会环境考古分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亚太地层分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有特殊贡献科学家，享受政府津贴。
泥河湾盆地地貌景观独特、第四纪湖相地层典型、哺乳动物化石丰富、古人类遗迹众多，它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瑰宝。泥河湾盆地不仅是第四纪地质研究的理想地区，而且从这里可以追索华夏文明发展的足迹。
1957年，我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刚读完一年级课程，便到泥河湾盆地，在大同火山区进行第四纪地质教学实习。这里火山地貌之神奇，地质现象之典型，地层关系之复杂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感觉到泥河湾盆地有太多的奥秘，因此激起了我极大的研究兴趣。参加工作后，我争取一切机会参与泥河湾盆地的研究，50多年来基本没有间断，对泥河湾的天、地、人都产生了深深的感情。多年的工作积累使我感到泥河湾盆地的出现是中国新生代地质历史的光辉一页，不仅是我国第四纪地质的宝库，她独特的地质环境使之成为华夏文明的摇篮。
一、初到泥河湾盆地
高中学习阶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我人生追求的目标。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读万卷书似乎还可实现，行万里路却不敢奢望。20世纪50年代，祖国建设需要大量矿产资源，国家号召年轻人学习地质专业，不怕艰苦，到旷野深山为祖国寻找宝藏。1957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我想如果报考地质专业，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而且还可以实现我“行万里路”的愿望。这时恰好遇上一位小学同学，他正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我和他谈了我的想法，他说：“北京大学的苏联专家组组长是地貌学家，你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貌专业，一定可以学到好的学问。”我欣然听从了他的建议，竟然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貌专业，学习自然更加努力。一年级的课程完成后，先是在北京西山地区做普通地质实习，然后8月份到大同盆地进行第四纪地质实习。
大同盆地是泥河湾盆地的一部分，在大同市以东的西坪一带，第四纪时期即存在范围广泛的湖泊，又有强烈的火山喷发活动，出现许多火山口。火山喷出的火山灰和玄武岩与湖相沉积相互交错，形成许多复杂的地质地貌现象，于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貌专业教研室选择西坪的许堡建立了实习站。
实习队有57级地貌专业17名学生和1名苏联留学生，带队的是周慧祥老师。还有学校的1位厨师，他既会做中餐也会做西餐。因为留学生需要吃面包，实习站没有做面包的设备，他带了一口袋面包。早上，我们从西直门车站出发，5个小时后到达大同，下车后当即乘大轿车向西坪进发。这里气候干旱，田地里只有谷子和玉米，路边的水坑和土沟里尽是白色的盐碱。路上行人很少，两旁村庄的土房破旧而凌乱，到处是“一穷二白”的景象。
实习生活丰富多彩，早上8点出发，带上午饭，下午五六点返回。实习路线和观察点都是经过周慧祥老师精心挑选和安排的，我们考察了火山口地貌，看到了火山弹、火山灰、玄武岩、湖相沉积、黄土地层等。通过考察玄武岩流下面的烘烤层以及湖相沉积中的贝壳化石层，我们才明白，火山喷发时大量火山灰落到湖水里，平静生活在湖底的软体动物被掩埋了，它们便成为现在看到的贝壳化石层。在大同盆地南部山脚下，还可以看到玄武岩沿着山边的断裂挤出来，成为一堵玄武岩的墙壁，不禁让人惊叹大自然之伟力。
这次实习是在野外现场学习专业知识，丰富多彩，直观而具体，给我广阔的思考空间，更激发了我继续研究的极大兴趣。实习结束后，每人都要写一篇学年论文。虽然这时对大同盆地火山和湖相沉积的认识还很肤浅，论文也只是一种基本训练，但一颗研究泥河湾盆地的种子已植入我的心里。
二、研究泥河湾盆地的开端
我的大学生活正处于国家不断开展各种政治运动的时期，到了困难时期才停止了运动，开始安心学习。陆平校长说我们运动搞多了，把学制延长一年，好好补课。老师和同学都很高兴，虽然生活艰苦，吃不饱饭，但老师教的认真，同学们学的努力，困难时期反而成为稳定学习的阶段。
1962年，地貌教研室安排毕业论文，让我们自己选择毕业论文题目和指导老师。我对大同盆地的火山和湖相沉积念念不忘，便选择大同火山作为我的论文方向。杨景春先生对大同火山深有研究，我找到杨先生请他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他欣然答应。当时国家经济困难，给学生做毕业论文的野外考察经费很少，给我的经费只有200元。杨景春先生考虑经费太少，不可能完成大同地区火山的考察，需要我更换论文方向。他建议我研究延庆盆地，那里有典型的盆地地貌，也有第四纪湖相沉积，可以完成很好的毕业论文。另外，延庆盆地离北京近，所需经费较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接受了杨先生的建议，但觉得野外考察费用还是不够，便找负责的欧阳青先生诉苦。我对欧阳先生讲，延庆盆地范围较大，我又没在这里实习过，需要考察的地方很多，200元根本不够。欧阳青先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便给我增加了60元。后来就是用这260元完成了毕业论文所需的野外调查工作。
我的同班同学马德广也选择延庆盆地作毕业论文。考察第一天，杨景春先生带领我们早上从西直门站乘火车到西拨子下车，考察延庆盆地西部地区，晚上再乘火车返回学校。考察东部地区则需要从八达岭乘长途汽车到延庆或永宁，住在那里考察盆地两边的地貌和第四纪地层。有一次杨先生与我们一起考察盆地东部四海一带的地貌，这个镇子没有招待所，只能住在乡政府的办公室里，把办公桌当床，每人盖一条毯子。工作条件虽然差，但考察很认真，讨论很热烈，记录也十分详细。我们在延庆盆地考察了湖相地层、盆地两侧的断层地貌、盆地中部的团山地垒以及洪积扇、坡积裙等地貌单元。延庆盆地北部有一条河从山地流出，深深的垂直切割山地，河流却蜿蜒曲折，因此名叫盤肠河。沿河谷进入山地，但见两边是上百米陡直的石灰岩壁，河谷底部宽只有三四十米。陡壁之上山坡变缓，有时可看到吃草的麂子和獐子等野生动物。河面很窄，可以一步跨过，但河水清澈见底，其中的小鱼清晰可见，我们把一把沙粒撒入水中，小鱼以为是食物，争相抢夺。我们再撒一些饭粒下去，抢夺更加激烈，恐怕那是它们从未享用过的美餐。这景象不禁使我想到“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盤肠河为典型的深切曲流，是山地剧烈抬升的产物，也是建造水库的理想地区。我在毕业论文中谈到这个想法，后来延庆县发展旅游，在这里建造了龙庆峡水库，成为北京市著名的旅游景点。游人坐船在水库中游览，却很少有人知道被水淹没的是一条深深的峡谷。
在杨景春先生细心指导下，我完成了毕业论文，并且画了一张表现延庆盆地地貌和第四纪地层的块状图，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好评，论文成绩是5分。通过延庆盆地的考察，我对泥河湾盆地东部的发育历史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湖相地层与马兰黄土相接触，之间没有明显的侵蚀过程，是否泥河湾盆地的湖泊延续到中更新世呢？当时学术功底甚浅，还不敢接触这样的问题。
1963年，我的大学学业完成，面临毕业分配工作。年初的一天，教研室召集毕业班开会，地貌教研室主任王乃梁先生讲话。他说：“现在苏联撤走了专家，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仅要靠自己的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国家还决定从今年起，我国的老专家开始招收研究生，把他们学术思想和专业知识传授给年轻人，自己培养我国的专家队伍。希望同学们积极报考研究生，继承和发扬我国老专家的学术思想、成就和知识，成为我国新一代的专家。”大家听了都很兴奋，纷纷准备报考研究生。不久招考研究生的专家名单下来了，其中裴文中先生拟招收一名第四纪地质专业的研究生。裴文中先生是周口店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国际知名的第四纪地质学家、旧石器考古学家，为我们年轻人所敬仰，于是我决定报考裴文中先生的研究生。我的同班同学祁国琴也报考了裴先生的研究生，形成了激烈竞争的局面。没想到裴文中先生竟然同时录取了我们两人做他的研究生，在裴文中先生带领下，我走进了史前考古科学的神圣殿堂。
1963年9月，我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报到，开始了我的研究生学业。研究所规模不大，研究人员与职工总共100多人，与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共用一个办公楼。研究所虽小，却有好多位知名专家。所长是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此外有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刘宪亭，史前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古人类学家吴汝康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对象明确而相对狭窄，研究成果具有国际性，所以研究程度很深，学术气氛浓厚。新入学的研究生必须学习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的基本专业知识，对英语的要求也很高，这样才能胜任未来的研究工作。周明镇先生讲古脊椎动物学，吴汝康先生讲古人类学，裴文中先生讲授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旧石器考古学。这些知识对我们是全新的，一些科学思想和概念也是前所未闻，所以学习任务异常繁重。同时，我们还要到中科院研究生院上英语课，老师完全用英语讲课，听课时不敢稍有松懈。
经过一年半紧张的学习，我专业课和英语课都通过了考试。1964年8月，裴先生带领我们野外实习，参加实习的除我和祁国琴外，还有比我们早一年分配来的研究生林圣龙、南京大学的进修老师刘泽纯。第一站到达西安，西北大学王永炎先生接待我们，参观了在环县发现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大家的讨论十分热烈。两天后，我们从西安经兰州到达银川，考察水洞沟遗址。裴先生向我们讲解水洞沟遗址剖面，教我们如何寻找化石和旧石器。他让我们分头在遗址附近寻找，然后拿给他看是否是旧石器和化石。这种学习方法轻松愉快，我们都找到一些旧石器和化石，从中学到了史前考古的一些基本技能。
几天后，裴先生与刘泽纯老师回北京，安排林圣龙和我去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考察，祁国琴去山西太谷考察。我和林圣龙从灵武乘长途车到宁条梁，雇了两匹马，骑着马向北穿过毛乌素沙漠。第二天傍晚，太阳已经下山，夜色中从远处传来悠扬的歌声。那是蒙古族民歌，优美而高亢，如天籁之声在草原上飞扬。我顿时感到有无比的穿透力在涤荡心灵，压力与烦恼、欲望与彷徨被歌声冲刷而远去，心旷神怡，天地宽广。这时赶马人说，我们已经来到了大沟湾。
大沟湾坐落于萨拉乌苏河边，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的村庄。我们住到村支部书记家，他家也是蒙古族。书记的大儿子牛明雄为我们安排吃住，周到而热情，蒙古族同胞的好客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天开始考察工作，首先找到当年德日进发掘的萨拉乌苏遗址，观察遗址剖面，初步认识萨拉乌苏系地层。以后几天沿萨拉乌苏河大范围勘查，绘制地层剖面，对萨拉乌苏河湖相沉积的岩性特点和岩相变化有了较全面的了解。最后，我们在德日进发掘遗址的对面陡坡上，发现许多出露的化石，便决定在这里发掘。我们在村里请了四五个年轻人帮助发掘，没几天，就发掘出许多化石。以披毛犀化石为主，还有马、野牛、老虎等动物的化石，收获十分丰富。二十几天后，发掘工作结束，我们把化石带回北京。接下来整理考察记录，编写考察报告，修理化石，为研究生论文做准备。
通过水洞沟遗址、萨拉乌苏遗址的考察与发掘，我所学的史前考古学理论能与野外发掘的实践相结合，为后来的野外旧石器调查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1968年，因为时局的原因我作为没有毕业的研究生被分配到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人生道路和专业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重返泥河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