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走出庄稼地，参加了工作，那时还是生产队。走出了庄稼地，并没有离开农村，因为县城被农村包围着，县城也是农村。
因为母亲、哥哥、弟弟一直在农村，还因为我的胎衣埋在那一片土地里。从八九岁开始，给生产队割草、拾粪，为家里挣工分。到十八岁离开家时，庄稼地里的农活除了点种、掌犁这些技术含量高的活路外，其他农活几乎都干过。我不记得苦难和劳累，它给我的是快乐和美好的记忆。因此，一直想写一写这片土地和我们那个村子，写一下那些熟悉的人的命运和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写这部小说的愿望，最早萌生于20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那时在县文联工作，并且写了大约五六万字。后来因为工作变化，搁置起来，但心里一直没有放下。
2010年5月，因为年龄问题，工作岗位变了，可以不去上班了。我把尘封已久的草稿找出来，觉得到了能完成它的时候。时间已过去了十几年，所有的东西都发生了变化。想写的这部小说，主题虽然越来越明朗了，但故事的背景和人物、事件，需要重新设置、结构，直到9月份才开始正式动笔。
我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特别是在喝酒上毫无节制。因此，常在酒杯里看乾坤世界，有些醉生梦死的味道，也就写写停停。醉里写的，清醒时看了不满意；清醒时写的，醉里看了糊涂。加之这部小说大概生来命运多舛，到2011年4月，第一稿快要完成时，我突然得了一场病。之所以叫一场病，是因为虽然不是要命的病，却需要做手术，而且手术还要叫大手术。准备在五月里做手术时，九十多岁的老父亲又因病住了院，并在住院两个月后，永远告别了我们。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去做了手术。这手术确实不能说小，因为整整在手术室里躺了八个小时。这八个小时里，医生们很辛苦，动刀动剪，把我的左肝叶和胆囊给切除了。幸运的是，从小就在野地里疯跑、在生产队里劳动，给身体打下了一个好基础，恢复得很快；别扭的是，术后胆总管里留了一个橡胶引流管，反复折腾了几次，直到2011年12月底才拔去，把我给解放了。
这之中，幸亏有这部小说。我们互相牵挂着，惦记着，熬过了那些快乐或者不快乐的日子。
没了一个肝叶和胆囊，身体应是轻松了些。酒也不敢喝了，该是更轻松了。所以2012年，轻轻松松走进了《滦河右岸》这片土地和里面的人物，开始和他们一起生活。
在这部小说中，确定了一个主题：土地的命运即农民的命运。因为在历史的兴替和社会的变革中，一个个王朝的兴盛，常常是以变革土地的命运为手段的，而农民的命运，则是随着土地的变革而改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大包干”政策，无疑是当代中国农村，在经历了“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后，变革土地命运的又一个里程碑。但随着社会进步和农业生产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时代的到来，它带有“均田制”性质的土地经营方式，开始显现出了一些弊端和局限性。比如，与新种植技术、种植模式推广的矛盾；与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矛盾；与农机化作业的冲突和对发展现代农业的制约。还有难以抵御市场风险和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问题，人们集体意识或者群体观念淡化、缺失等问题——因为零零散散的“责任田”把一家一户，局限在了一个个小圈子里，它在更深的层面上，对经营者的思想观念、乃至道德人性是有着潜移默化影响的。因此，加快土地流转，把土地和人组织起来，已成为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农业生产已到了重提“组织起来”的时候。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问题和制约，农村改革在走过最初的辉煌后，出现了“十年之痒”，“二十年之痛”。农业生产出现了增收趋缓、增收难等问题，并导致了农民纷纷外出打工。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好事，也是历史的必然，但这当中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因为外出打工者大多是农村有知识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使不少村子成了“留守村”。留在土地上的老人和儿童，根本无力经营“责任田”，有的“责任田”甚至荒芜了。这其实也是一种土地资源的浪费。土地的资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和利用，是一种潜在的、巨大的浪费。这或许是个别现象、局部情况，但这种情况和现象不可忽视。因为种田效益低，与在城市里哪怕是露宿街头打工的收入差别太大，这种情况会愈演愈烈。这就呼唤对土地有新的经营理念，新的种植模式和新的生产效益。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讲人才流失，农村人才流失是最严重的。农村也需要人才，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弄不好它会形成恶性循环。
还有，该怎样认识和理解农民。今年曾经有一个流行语，叫“被”，好多出现笑话和尴尬的事，都是因为被“被”了。我想说，认为农民目光短浅，他们是“被”目光短浅的；说农民愚昧，他们同样是“被”愚昧的。农民是一个不该被忽视和蔑视的群体，之所以被很多人瞧不起，是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造成的，是我们的思维和眼光有问题，是我们忘了本。
还有，还有……所以，在这部小说里写出了这些问题，写了几代人对土地的感情和他们对土地的理解，写了田春林、乔小珍、立秋等农村青年的尝试。我不想把一片土地写得很复杂，写出够多的矛盾和争斗，写出一些阴暗势力。因为这片土地没有那么复杂。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淳朴的、善良的、豁达的。
这是一个现实题材，记述和描摹了一片土地的真实状况。我力争把它写得更贴近生活，所以写的很费劲。我想把故事写的喜剧些、轻松些，但写完之后，给我的却是沉重。因为这片土地是沉重的，它也背负着很多的沉重。
好在这个沉重，不是蜗牛背上的壳，永远不能卸去。因为农民也是我们国家背上的沉重，我们的国家已开始向现代化行走，正在迈步农村城镇化。
写这部书时，心里虽然装满了沉重，给我带来的并不是痛苦，而是快乐。在这些日子，伏案的时间常常超过八个小时，可以说比上班时工作量还要大。不知是因为生活有了规律？心无旁骛？还是写作是快乐的？手术后虚弱的身体，在这过程中慢慢得到恢复。原来的高血压降下来，每天要吃的降压药不用吃了。还有，不知是因为遗传基因不好，还是别的原因，过来白得一塌糊涂的头发，最近理过发后，竟发现满头的白发减少了，像是有几丝黑发冒出来。这或许是因为再不敢像过去那样酗酒，使身体得到休养生息的缘故；或许是写作所带来身心愉悦的结果。
但愿是后者，因为写作一直是我的挚爱。河北作协主席关仁山在一篇谈创作的文章里，讲过一个读者群的问题。他是为农民写作的。过来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了十几亿人口的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现在这个比例已有所改变，但未来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也不能说我们不是一个农业国。农民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村现实需要记述，农民生活需要书写。因为这是文学写作的一个永恒主题，有着挖掘不尽的丰富矿藏。还因为农民不是只知道吃饭睡觉，只需要土地上的粮食，他们同样需要精神粮食。他们不是像很多人想得那样不读书看报，他们也渴望文化娱乐生活。所以，需要有人写他们，需要有人写出东西来给他们看。
这部小说写得很拙、很笨，也许没有什么文学意义和艺术价值。它稍有些功能的是，或许生活在滦河右岸这片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读过之后，觉得里面的事情有些熟悉，能带给他们一些欢乐，或者对他们有所启示……这样我就很高兴了。
《国际歌》中有句歌词：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想对根在一片土地上的年轻朋友说，拯救一片土地，要靠我们国家的振兴强盛，也靠我们自己！
这些在书里都涉及到了，在这里重复，有些画蛇添足。
赵连城2012年12月31日于乐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