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钱之后，人一定是会变的，只不过魏立中又转向了艺术，或者说他没有一天不在做着艺术的梦，只不过为了饭碗只能把这根艺术的尾巴藏起来且隐藏得很深很深。夜深人静，才可铺开宣纸狂草一番过把瘾。他曾经很天真地想过，杭州有上千家印刷厂，为什么没有一家印刷博物馆，你说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那么你连博物馆都没有，这话说出去谁信呢？还有那么多的印刷厂，印的都是教辅教材，能不能印点古色古香的东西（后来有富阳的华宝斋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能不能让像“陈一刀”老师辈的手艺传承下去呢？继而能不能把中国最古老的木版水印术传承下去且发扬光大呢？
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十竹斋。准确地说，十竹斋是一直等在那里的，只不过养在深闺无人识。作为一个品牌，实际处于一种名存实亡的地步。怎么说呢，400年前胡正言先生的这份事业没有能传承下去，经过了清朝300年又经过了民国的30多年，至少在中国大陆，十竹斋就成了简单的三个字，成为版画史上的那么一二百字，是啊是啊，在常人看来，十竹斋也就比九竹斋多了一棵竹而已，而这一棵竹，我想那就是魏立中自己，他站了出来，他没有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因为当时他已经做到食有肉居有竹了，那么问题是，你敢不敢再做梦，你敢不敢像当年去流浪那样，从头再来？这跟当年胡先生办十竹斋时的境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胡先生本来就是个官员又是个行医高手，诗书画皆精通，是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遂有了十竹斋，遂创造了木版水印的高峰。而后面的人，更多的只能望其项背，何况明朝都灭亡了，不做亡国奴是胡先生那辈人的志向。
魏立中准备背水一战。他是人才，印刷老板留他，留不住；老板说我给你创业基金吧，魏立中想自己干，然而又谈何容易呢？雕刻之苦，苦在千万经卷，是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出来的，它不会像种竹子似的会有雨后春笋之效果。一开始，就是他一个人，一个人刻一天，似乎永远也没有一个头，再接着一个人做全部的工艺，然后在夜深人静时独自欣赏。有朋友劝他，算了吧，做个艺术总监不是挺好的吗？可是他心里知道，做艺术总监，很可能是最不艺术的行当；但是当你真想艺术时，这个总监便又没有了，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一个艺术家一生要对付的困难有很多，诸如贫穷或富裕，那都是陷阱，还有艺术生命力的衰退，还有观念的误区，等等。好在纠结的日子里，手没有空着，正如人躺在床上休息时，脑子还可以做梦，梦就像竹林里的那几只小鸟，会叽叽喳喳地叫醒每个早晨，包括叫醒中国创意文化的早晨。
先是在杭州环城北路177号的原新华印刷厂内，魏立中挂起了十竹斋的牌子，这是需要勇气也是需要毅力的。一开始那只是极小圈子里知道的事情，把公司开在原新华印刷厂内，这本身就是极具反讽的一件事情，虽然这个厂不是因为市场不好而搬迁的，但后来诸多的文创企业都是从老厂房里起步的，这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是不是工业革命时代已经跨入了创意革命的时代？直到2012年的元旦，正如我前面所写的，魏立中把这个手工作坊搬到了闹市区中山北路上。一年半之后我跟魏立中的握手，恰是在陈品超老师的画展上，他给我扫盲普及水印版画的常识，带我看他的那些技师的创作。离十竹斋约15米之处有一家书店，前不久歇业了，而魏立中的房租一年就需要30万之多，加上员工工资开支就要100多万，然后七七八八的材料费等等，一个十来个人（十来棵竹？）的公司，每年得开销200来万。200万什么概念，那至少要做1000万的产值，才可能平平过，想想前些年设计一个商标可得两万元的日子，这不是在自讨苦吃吗？
是啊，古人种几棵竹子几株兰花，栅栏篱笆一围，就可命名为庐啊斋啊，可现在人在都市里要想有个斋，那往往是个“灾”了，或者将是一生的“债”了。但看魏立中的QQ和微信中篆体字的十竹斋之“斋”字，好像就是三个人字顶，下面是三个Y，这是不是暗合了三口之家？然后说到“文创”二字，如果它不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如果光政府扶植而没有造血功能那就会没有生命力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十竹斋的亮相是引得圈内人士和政府的一片叫好的，由于它的独一无二，由于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要拿几块奖状和铜牌是不成问题的，要找名人题词也是绝对可以的，但是如何将品牌转化成商业利益，不说怎么赚钱吧，你总要给十几棵竹子生长的空间吧！
好在转身遇到她，魏立中又遇到了一个好时机。十竹斋的创始人胡正言恰逢明亡，所以当时的十竹斋没有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人们只知富不过三代，其实文也没有过三代的，这就是我们的悲哀，而这种悲哀放到今天恰恰又是机遇。今天在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中国人在地球上转了一圈之后，这才发现什么才是好东西，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文明财富，但这个时候也往往是好房子拆掉了，好书找不到了，手艺失传了……而正因为这样，当社会看似会一个方向倒去的时候，这十竹斋的竹子偏是逆向生长，它迎来了一片虽有雾霾但仍不失晴朗的天空，所以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十竹斋已经走出了杭州，其品牌的影响力迅速得到提升，因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连联合国都盯上十竹斋了，201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为十竹斋拍摄一部纪录片。而在那手工作坊里，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不管寒暑晴雨，这些年轻人都坐在一盏台灯下，手拿一把刻刀，一个字一个字地劳作着，这是极有技能的劳作，需要心静，魏立中将他的技师们的工作照，命名为《执着》。是的，这是一种手工的执着，一种传承的执着，更是一种精神的执着。
不过如果换一种角度，这是不是又是一种享受呢？通过自己的手，一幅幅经典书画能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不就是文化惠民吗？但是惠民是需要代价的，一个人、一代人、几代人，诸如西子湖畔的西泠印社。
因为魏立中的特殊贡献，他被评为杭州市的杰出人才，也获得了市级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同时“十竹斋”商标也被评为“杭州市著名商标”。为了回馈母校，魏立中还在中国美院版画系设立“魏氏木版水印奖学金”，专门对以木版水印方式制作作品，并取得良好效果的版画系学生进行奖励，以培养更多青年学生学习传统木版水印技艺。2012年，由浙江省文化厅推荐，十竹斋已经向文化部申报了国家非遗项目。
而现在十竹斋的产品，既古韵又杭州，而又颇为贴近民心。那是什么呢？那是杭州雷峰塔出土的经卷，还有相传是雍正皇帝手书的《金刚经》，还有一些西湖山水的信笺小品，古色古香，颇可玩味，亦能馈赠好友，特别是像《金刚经》这样的经书，机构和企业会来定制，也几乎不愁销售。
镂象于木，印之素纸，这就是木版水印术。木版传文脉，水印播文明——这就是魏立中的梦想，然而要实现这个梦，还有很多很多的路要走。话说80年前的1933年，郑振铎借得《十竹斋笺谱》交给鲁迅先生共赏，两人决定共同出资让荣宝斋来做刻印。当时鲁迅先生感叹，北平已经只有三四个人能做这个事情，而这几位老师傅如果过世，那将后继无人了，所以两位大师做这个事情，一是喜好，二还有对古籍的抢救。更为亲民的是，鲁迅先生甚至想到了人们的购买力，说可以分期出版，两月一本，这样可以吊牢人的胃口，喜好的人又能买得起。一年之后的1934年年底，《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出版，后来鲁迅写信给郑振铎说：“翻刻成绩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
鲁迅的将来就是我们的今天，他可能不会想到，后生小子且也是他的老乡的魏立中开始来做这一份事业了。先生如有知，应该穿越过来看一看吧，如答应做个艺术顾问，那就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