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将陈尚、潘景领兵进犯，羊祜把他们打死，却念其为主死节，对他们的遗体厚礼殡殓，他们的家属前来迎丧，羊祜也以礼待之，如同故友。人们都认为羊祜过于谦敬，而羊祜却行之不辍，时间一长，吴地民众都对他心悦诚服，称他为羊公。
吴国大将陆抗和羊祜对峙期间，双方多有来往，互相尊重。羊祜对陆抗十分欣赏，告诫部下不要轻易和他交战，他说：
“陆抗为人重德，讲礼好信，这样的人必深孚众望，难以战胜。只要他为将一日，我们就不要轻举妄动。”
一次陆抗病了，羊祜派人给他送药，陆抗拿来便服用，他的部下劝他慎重，陆抗只是一笑说：
“羊祜乃难得的君子，他要害我也不会用卑鄙的手段，我是不会防范他的。”
陆抗身为大将，自是知道羊祜的用意，他为此对手下说：
“知人若不知其德，必有大失。羊祜专门修德，赢取民望，这是最厉害的招法啊。我等若不修身养德，只讲残暴，他日征战便会失去民助，难有胜算。”
羊祜卧床不起之时，他把张华视为知己，对他说：
“大人身为中书令，只有你能理解我的心愿啊。孙皓残暴无德，伐吴当要趁早实行，倘若孙皓死了，吴有明主，良机便一下失去。你忠直德高，必会让皇上早伐吴国，是以相托。”
后来羊祜去世，张华果然不负羊祜期望，在满朝文武的反对下，力劝晋武帝坚定信心，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能力固然是领导者可以依恃的资本，但如果有能无德，能力也会成为害人伤己的利器。而道德的力量却是无比巨大的，它能让人心归附，让事业成功。
4.端平一碗水才可以赢得众人心
依法办事是领导者的道德准绳，而只有处事有公心，能信守惟公之道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同时只要你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凝聚人心，就能做到本来千方百计难以做到的事。
唐太宗时名相魏征极力主张以法治国，国家制定的法律条文上下都要遵守，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也要依法办事，不得随意改动法律，或以个人意志来代替法律。一次，唐太宗遣使点兵，尚书右仆射（副宰相）封德彝请点16岁的中男。按唐律规定：民16为中男，18始成丁。18岁以上的丁男开始服兵役。而现在为了多征兵，竟要征16岁的男子入伍。当时太宗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草拟出诏敕。魏征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唐律，坚决不肯签署，且如此者四次。按唐朝制度规定，皇帝的诏敕需大臣们副署签字后才能生效。太宗被魏征激怒了，当面责备魏征固执，他说：“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魏征从容答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太宗十分惊讶地问：“朕何为失信？”魏征依然十分镇静，摆出了几件太宗失信于天下、有令不遵的事实。太宗感悟，同意不点中男，并深有感触地说：“夫号令不信，****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深过矣！”
在执法的时候，魏征注重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以维护法律尊严。他在给太宗的上疏中说：“刑罚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轻疏贵贱而轻重者也。”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撤职。他原来是太宗为秦王时的老属吏，便向太宗求情，唐太宗欲复其原职，魏征进谏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太宗欣然采纳，并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庞相寿流涕而去。魏征还曾用“能为国家守法”六个字表彰公正执法的法官薛仁方，同时揭露了皇亲国戚违法乱纪的事，以维护法律的公正。
张玄素为侍御史，弹劾乐蟠县令叱奴骘盗官粮，太宗大怒，特令处斩。但按当时法律，叱奴骘不当死，因此魏征进谏太宗说：“陛下设法，与天下共之。今若改张，人将法外畏罪。且复有重于此者何以加之？”于是太宗改判，叱奴骘得免死。
在封建社会，法的首要任务在于保卫政权和皇权不受侵犯，制裁“谋反”者被列为刑章之首。而当具体执行时又会株连甚至冤枉很多无辜的人。唐相张说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即能做到“不枉良善，不漏罪人”，以捍卫法律的尊严。景云元年（710），谯王李重福（唐中宗子）于东都（今河南洛阳）谋反，失败后自杀。留守捕获枝党数百人，考讯谋反内情，经久不决。唐睿宗遂令张说前往推按。张说一夜之间即捕获李重福谋主张灵均、郑惜等，经审问，尽得其谋反内情。同时又将那些被冤枉的人全部释放。张说处理此谋反案的做法一反传统，因而使很多人避免了株连和冤死。睿宗闻后非常高兴，他慰问张说说：“知卿按此狱，不枉良善，不漏罪人。非卿中正，岂能如此？”
“中正”二字，道出了依法办事的领导者为官之道。
有人违规犯禁，自然应当以公正之心依法处置，但现实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有些矛盾不是靠照搬条文所能解决的，这时候既要以“中正”之心把一碗水端平，又需要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一碗水端平还表现在对犯错者应当批的要动真格地批，对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要予以认真地补救，并能以恰当的语言使之冰释前嫌。
5.多挑自己的毛病会少犯不必要的错误
成熟的领导者知道当工作任务失败时，他要负责；成功时，他也可以得到报偿。他知道部属可协助他完成任务，也可以制约他的工作进程。成熟的领导者一方面愿意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也愿意让大家分享荣耀。
成熟的领导者能够找自己的缺点，挑自己的毛病，通过这样的自砥自砺得以在学业、道德和处事能力上不断提高。这种积极求过的心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宽广的胸怀和渴求进步的心态是很难做到的。曾国藩在做大事的修养中有很多过人之处，能主动求过即为其中之一。
曾国藩求过的方法，第一是自己求过，便是记日记。日记的功效是很大的，只要能诚实不欺，无事不记。曾国藩的日记，便能做到这一步。曾国藩依照倭仁的办法，在日记中写出自己的过失，时时警惕以求改过。他的日记中自己找出自己过失的例子很多，直到他年衰官高，勤求己过仍不肯稍宽。他说：“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又说：“人不勤劳，什么事都会荒废，整个家都会衰败。我在三四个月里不做一事，大大损害了家庭，又惭又愧！”这种勤求己过的精神是一般人不可及的。
记日记并不是难事，而日记终身不间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有极大毅力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曾国藩求过的第二种方法，便是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说：“若得一两个好友，胸怀宽广、豁达，博学多才，能文善诗，批评我，可对我大有益处。”
至于他请兄弟常进箴规，我们可以在他的家书中常常看到。他说：
“诸位兄弟相隔千里，必须不断地批评我。要时时来信指正我的过失。不要让祖上几世的积德，因我之过失而堕失。这样才能免于灾难。诸弟若能经常向我进言劝告，你们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外边有人指责我们家几个弟弟过于恶劣，我也有所闻，自当一一告诉他们，责备劝诫，有错改正，没有错要加以勉励，不可掩盖。”
喜谀怒诟，乃是人的常情。但朋友们对于曾国藩的忠告，他可真肯接受。他说：
“竹如教育我要有耐心。我常说竹如的贞忠足可以干大事，我所缺的正是贞忠浩达啊！这一字，足可以去掉我的心病！”
许多居大位的人，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己过”、“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求过的第三种方法是时时严于自律。
凡是律己以严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曾国藩这样律己严苛，并不是口里说说的，他是说得到做得到。
等到他带兵以后，他对于自己绝不宽容。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不二途径，是律己以严，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挥将士，激励兵心。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得到最后胜利，完全是待己严厉的结果。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在家庭里，他负有教育诸弟及子女的责任，他做一个好榜样，而不训斥；在国家中，他是封疆大吏，负有转化社会腐败风气的义务，他非但严于督己而且还善诱部下。正是由于他处处以身作则，才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中国古代，曾国藩大概是对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苛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谁没有说过假话？谁没有说过大话？谁没有嫉妒过他人？谁没有伤害过他人？谁从来不好女色？谁从来不占他人便宜？谁敢拍着胸膛对自己或者苍天说，我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或者你所犯的过错是人人都会犯的，是人们可以原谅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说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只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的弱点和局限。曾子为什么“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为了少犯过错啊！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吝啬）”。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然而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可真正让他改正过错，那就很难了。圣人之所以少，是因为知错必改的人太少了；况且很多过错都是美丽的过错呢！比如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情不自禁地想她，虽然自己不会伤害她，也不会告诉她，只是情不自禁地想她，甚至过了好久也还是想到她。这个过错太美丽了，以致很多人都不认为它是一个过错。
所以，曾国藩说，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大凡这样名心切、俗见重的人遇到问题大多采取逃避责任的态度，而只有像曾国藩这样善于自省求过的人才勇于担责。
6.以“官态”做事既害人又害己
“官话”是某些领导者为摆身架而发出的高腔高调或是故意装腔作势，为了掩盖自己的真面目所苦心钻研的那种晦涩、圆滑之辞。旧社会的官僚，为了适应官场的需要，都有几副面孔，对上、对下，人前、人后，都不是一个样子，随机应变，奥妙无穷。
明代李禾曾针对当时的时弊说了这样一句话：“才做些小官，（便）浑身是官态”。
现代社会为“官”，要防“官态”，那种“官资不老，官态不少，官职不高，架子不小”，高高在上忘忧民，互相推诿踢皮球的领导者是为下属所深恶痛绝的。因为官态犹如洒在人际关系有机体中的沙粒，除了制造摩擦，使机体受伤溃烂外，别无任何好处，从领导智慧的角度也是不成功的。
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任用贤才，虚心纳谏。为减少自己的过错，一次，他对公卿们说：“人欲自见其形，必藉明镜；君主欲自知其过，必藉忠臣。如果帝王刚愎自用，其臣阿谀顺旨，君就会失其国，到时候大臣也没有好下场。”他认为，只有大臣们“直言耿议”，才能致天下太平，因此要求大臣“必须极言规谏”。为人正直的王硅从唐太宗身上看到了一个英明君主的形象，看到了士大夫所刻意追求的国治邦安的希望。作为一个正人君子，身处谏职，王硅感到只有履行职责，才能不辜负明君的嘱托。
一次，唐太宗再次表示求谏的态度，他说：“如果清正之君统御的是邪恶之臣，天下是治理不好的；如果正直之臣奉事的是邪恶之君，天下同样也不能致治。惟有君臣同德，才能国泰民安。朕虽不明，幸有诸公多多劝谏佐助，或许能把天下治理好。”王硅立即代表大臣们表示说：“古时候，天子身边设有诤臣七人，如果劝谏得不到采纳，就相继以死殉职。今天，陛下大开圣德，征集采纳臣等的谏言，微臣虽见识短浅，也愿竭尽全力，或许能对陛下有所佐助。”唐太宗对王硅的话很满意，便下诏令谏官可以随同中书、门下省主官以及三品以上其他官员一同入阁，以随时了解政务，发表不同意见。王硅果然不负皇帝的信任，以忠诚负责之心，时常贡献有利于善治天下的良言。唐太宗也对他更加重用，赐爵水宁县男，迁任黄门侍郎（门下省副长官），兼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628），王硅很快就晋升为侍中（门下省长官），跻身于宰相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