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共分《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运》、《学记》、《乐记》、《中庸》、《大学》、《内则》、《坊记》、《儒行》、《王制》、《玉藻》、《冠义》、《昏义》、《杂记》等49篇。
其中的要言精义比起《仪礼》更为简便，直指人心，与其叔父戴德所编《大戴礼记》85篇，即现存39篇也不相同。
《小戴礼记》被列为儒家经典，“三礼”之一，唐时被称为“大经”，明时已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中的《礼》。该书在我国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研究和发展儒家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论语》三论
《论语》是儒家的重要典籍，和许多先秦古籍一样，《论语》经过秦火和战乱，其文本传承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至汉初，除挟书令，《论语》出现了不同的传本，著名的有《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其中《齐论》、《鲁论》的出现晚于《古论》。
《鲁论》与《古论》除篇次不同外，篇目、内容大体相同，《齐论》比《鲁论》和《古论》多《问王》、《知道》两篇，其他20篇中“细章文句”也多于《鲁论》和《古论》，在20篇中，《齐论》、《鲁论》的篇次相同。三《论》同源而异流。
《论语注》
古代对《论语》进行的注解很多，这里指的是郑玄晚年之作，他以《张侯论》为底本，校之以《古论》而为之注。自晋至唐，盛于一时。
然而五代以后，该书逐渐亡佚。南宋以后，则连残本也见不到了。为了恢复郑玄《论语注》的原貌，自南宋王应麟始，惠栋、马国翰等人先后据前人所引之断章残句加以辑佚。
20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地区先后出土了多件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为研究郑玄《论语注》提供了颇具史料价值的物证。
《论语注》的注释特色是“以古学为宗”，注重对《论语》字词的释义注音；同时也“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注重对经文的微言大义的阐发，成为会通今古学以释《论语》的代表作，在《论语》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东汉班固撰写。清代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将这部书收入子部杂家类。
“通义”是指统一的、可以通行天下的经学思想。《白虎通义》继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加以发挥，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神学世界观。
《白虎通义》所反映的是东汉今文经学派的政治及学术思想，是西汉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的唯心主义思想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的延伸和发展，是今文经学派的政治学说提要。
《白虎通义》的内容十分丰富，现在流传的《白虎通义》共有44部，几乎涉及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古代政治、哲学、民俗、语言等历史文化现象的重要参考资料。
《六艺论》
《六艺论》，东汉郑玄所撰写的经学著作，在当时影响很大，但后世已散佚，只有存辑本约10种。
后人可以从皮锡瑞的《六艺论疏证》等书中看到一些原书内容。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西汉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
《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我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注本很多，最详尽的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
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
“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权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思想。
《春秋繁露》还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附会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为父子之序等。
这样就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概念——阴阳和五行变成了体现天的意志和目的，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根据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春秋繁露》提出了先验主义的人性论、性三品说。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
《春秋繁露》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认识论，是建立在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上的，是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的。
《春秋繁露》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
《春秋繁露》以哲学上的神学蒙昧主义，政治上的封建****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尽管以后各个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这一思想一直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
但书中将自然现象与社会问题进行无类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影响恶劣。
《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又称《贤良对策》，是西汉董仲舒关于天人关系的论著。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汉武帝乾纲独揽。建元初年被扼杀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
元光元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当时，针对汉武帝的征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史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后来被班固全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
《天人三策》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有：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天人三策》以儒学为主体和外壳，杂揉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为哲学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天授”、“三纲五常”、“春秋大一统”等观点，将君主统治影射到天道上，天不变道也不变。
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为我国的封建君主法宪制度和封建社会的秩序结构提供了初步模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同时，也对儒学在封建统治时期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
《女诫》
《女诫》是东汉班昭写作的一篇教导班家女性做人道理的私书。班昭字惠班，又名姬，家学渊源，尤擅文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历史学家。
《七戒》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7章。本是用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课书，不料京城世家却争相传抄，不久之后便风行全国各地。
在“卑弱”篇中，班昭以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克尽本分。
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还必须敬谨服侍。
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是非曲直，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一刚一柔，才能并济，也才能永保夫妇之义。
在“妇行”篇中，订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贞静清闲，行己有耻：是为妇德；不瞎说霸道，择辞而言，适时而止，是为妇言；穿戴齐整，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苟言笑，烹调美食，款待嘉宾，是为妇工。”妇女备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礼。
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却绝对不可以再嫁，在她的心目中下堂求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悖理行为，事夫要“专心正色，耳无****，目不斜视。”
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以至于顺从的地步。
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兄弟姐妹相处之道，事事识人体、明大义，即是受气蒙冤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意孤行，而失去彼此之间的和睦气氛。
此书为过去《女四书》之首，是1901年及以前几乎所有读书的女孩子的启蒙读物。比起其后明代仁孝文皇后所作的《内训》、唐代宋若昭所作的《女论语》及《女范捷录》，《女诫》是封建礼教的集大成者，它限制了女性的发展，但某些部分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衡》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所作，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现存文章有85篇。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
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
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
“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
正因为《论衡》一书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之为“异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