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既能把握经学发展的大势，又能对经学发展的个别环节有一“个案”的了解，扩大了传统经学史的涵盖面，给人一种高度概括的总体感观。
作为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我国经学史，《经学历史》有其优点，但由于受作者学术立场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其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甚至是错误。
具体表现为：该书对经学史上各阶段的重要经学人物的评价有失偏颇；对于经学史上某些重要流派甚至避而不谈。
《清儒学案》
《清儒学案》是中国清代学术思想史著作，近代学者徐世昌及其门客僚友吴廷燮等集体编纂。1938年刊刻行世全书共208卷，分为正案、附案和诸儒案。
列入《清儒学案》正案者有儒学家有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龚自珍以及曾国藩、张之洞等179人，列入附案者有傅山、惠栋、刘宝楠等922人，列入诸儒案者有费密、唐甄等68人，共1169人。
在编撰体例上，《清儒学案》参照《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做法而有所折衷。正案一般以学者字号为标题，凡曾为宰辅者或两人以上合案者，则称其县籍。
列入附案的人物，则称为正案中人物的家学、弟子、交游、从游、私淑等。列入诸儒案者，以省籍分编。编排上，除居前11名是封建朝廷规定从祀孔庙者外，一般以学者生故先后为序。每人先列传略，后载专著、文集。所采著作都在传中标明。
本书搜罗人物众多，材料丰富，收录清代学者著作在万种以上，但编撰不精密，内容也很芜杂，可供研究我国哲学史参考。
《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考近代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康有为著，是一部变法理论著作。该书始撰于1892年，1898年正式刊行。
《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
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近代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为其变法造势，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
康有为在书中以历史进化论附会公羊学说，宣称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顺序演变的，相对应的是君主****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和民主共和时代，以此论证变法维新的必然性，要求因革改制。这被反对派视为“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的“无父无君”的叛逆行为。
《孔子改制考》表达了康有为作书的目的，用大同社会代替封建****统治，向封建社会提出了挑战，振聋发聩。其次，在书中，康有为猛烈抨击了封建****主义，表现了民主自立的思想。
该书对当时的政局和儒学都产生了很多的影响。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不用说康有为，连光绪皇帝也是自身难保，《孔子改制考》也和它的作者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被清政府禁毁。
《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又名《伪经考》，14卷，初刊于1891年，它和《孔子改制考》都是康有为打着公羊派的旗号，宣扬托古改制思想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着重从经学方面进行论述，对传统的“古文”经学展开猛烈的攻击。
康有为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儒学“古文”经典，如《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因此都是“伪经”。
而刘歆制造伪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西汉的政权、建立国号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
清代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早就对刘歆及一些古文经传发动过攻击，清末的廖平更撰《古文学考》、《知圣篇》、《辟刘篇》，主张今文经是孔子的真经。
古文经是刘歆窜改过的，而康有为继承和发展了廖氏的学说，对所有古文经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在学术上，攻破了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不愿变法的封建顽固派，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作了舆论准备。
《新学伪经考》在广州出版后，各省纷纷翻印，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1894年夏历七月，御史安维峻弹劾康有为“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考》，而禁粤士从学”，两广总督李瀚章令康有为将此书自行焚毁，戊戌政变后，又曾两度被禁，由此可见《新学伪经考》在政治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了。
《礼运注》
《礼运注》是清末康有为撰。康有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我国近代历史上影响很大，尤其是他提出“大同说”并以此作为他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礼运注》就是康有为为阐发他的“大同说”及维新变法思想而写的一部重要著作。
《礼运》，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
《礼运》实际上则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尤其是书中的“大同”思想，对历代政治家，改革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康有为为《礼运》作注，在注解中发挥了他有关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
康有为认为，既然万世之师的孔子就认为应该因时而改革政治，那么在当代的中国，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家处于危亡之际，面临亡国灭种，被帝国主义各国所瓜分的危机时刻，为什么不可以变革呢？康有为托孔古之名，找到了他维新变革的理论依据。
总之，康有为通过给《礼运》作注。表明他的政治观点，阐发他的关于“大同”的政治主张，并托孔子之名，找到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这也正是他之所以作《礼运注》的目的。
遗憾的是，康有为虽然找到了“大同”和“变革”的依据，他所领导的维变法运动却因为其阶级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终于失败了，而这次失败、使他的著作也难逃厄运，均被清朝政府禁毁。
《大同书》
《大同书》是清末康有为撰。该书始作于光绪十一年，而主要成于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康有为避居印度期间，后又屡加增补。初稿名《人类公理》，后改《大同书》，书名取自儒学典籍《礼运》“大同”说。
康有为为曾受学于朱次蒲，而欲自创一学派，归于经世致用。光绪十年起，他开始构想“大同之世”，这是他“经世”的最高理想。
康有为依据儒家公羊家说，把社会发展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结合《礼运》小康、大同说，又以公羊“泄”说解《礼运》小康、大同说，称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
康有为又参考佛学慈悲、基督教博爱、卢梭天赋人权、达尔文进化以及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设计了他的大同世界，撰为此书，进行阐述。
全书分为人世界观众苦、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等十部，以十天干标序。
康有为在书中认为我国目前处于据乱世，必须向已进入升平世的欧美各国看齐，然后才能进入太平世，即大同世界。
康有为继承了明清之际大儒王夫之、清戴震等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的观点，而辅以西方哲学家的人性论，强调“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去苦求乐”、追求大同乃人性之自然要求，以此为其大同理想之理论基础。
其所描绘的大同之世、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至平，至公，至仁，治之圣，抨击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指出根源在于私有财产，“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主张公工、公农，公商。
必须以不忍人之心为基础，通过改良渐进的分法。反映了维新派对资本主义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