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反军阀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广东革命根据地获得统一与巩固。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革命方面。这时，国民党右派们再也“忍不住”了。于是，统一战线内部原来潜伏着的时隐时现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便越来越尖锐起来了。在国民党内享有极高威望、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这种斗争更加公开化。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这是一场关系革命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是向共产党人的严重挑战。面对这种挑战，毛泽东义无反顾，和其他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一道，同国民党新老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5年11月，国民党老右派分子邹鲁、谢持等十多人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擅自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的非法会议，作出了取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之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韩麟符九人之国民党党籍等反共决议。这次会议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的，所以通称这些人为“西山会议派”。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分部，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并操纵了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革命舆论。公开宣布反共、反苏、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一大”宣言和决议。
12月，中共中央发出67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声讨“西山会议派”。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坚定地站到了反击的最前沿。
《政治周报》正是在这种斗争的浪涛中诞生的。
12月5日，由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在《政治周报》创刊号的“发刊理由”中，毛泽东公开申明了它的战斗锋芒：“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根本的幸福，”可是，毛泽东接着控诉道：“我们为了革命，却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反革命余孽，在革命势力的发展面前吓得发抖。于是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内讧’‘共产’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面对敌人的攻击、诬蔑，毛泽东郑重宣告：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这是一篇尖锐泼辣的战斗檄文。它表明，革命者要反击了！
为此，毛泽东特地开辟了“反攻”专栏。他以“润”的笔名，发表了一组杂文，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右派制造谎言，和帝国主义同气相求的嘴脸。创刊号上，同时发表了一组文告，要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查明事实，惩戒主谋。
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主办的《政治周报》，拉开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反击右派斗争的帷幕。
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二期出版了。毛泽东以《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为题，详细报道了全国各地党部声讨西山会议派罪行的电文，尤其是北京执行部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书，更是以大量的事实把谢持、邹鲁、林森等右派分子组织反动的“同志俱乐部”，一个个气势汹汹“持铁手杖”、“若强盗入室”冲击北京执行部，散布攻击共产党和国民政府言论的罪行，一一揭露出来。毛泽东把报告书全文照发，以便让社会各界“请看事实”。对其他党部的声讨电，毛泽东分别冠以醒目标题予以报道：如“上海市第一区第五十四分部请中央严行制止，勿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累党；勿使我总理灵前庄严之地，有违犯党律之非法会议”；“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谓苟任少数党员各逞私见置纪律于不顾其危险甚于反革命敌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特别党部谓谬然以三数人之阴私，欲召集全体会议，非请从严惩办，将本党之纪律尽为彼等破坏无余”；“宁波市党部谓戴季陶，沈定一，”“叶楚伧等与北京同志俱乐部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司马昭之心不问可知。”这种报道，造成了一个声讨西山会议派的强大声势。毛泽东在报道导言中指出：“一周以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接到各地反对北京会议派之文电已有二十起，继起反对者必遍全国。因在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
在《政治周报》第三期“反攻”专栏中，毛泽东发表文章，集中揭露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其“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具”的实质。
在《政治周报》第五期上，毛泽东发表了文章，首先认为，右派的分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为什么？循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毛泽东提出了许多精彩的思想。
毛泽东首先指出，目前的国民革命既不同于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辛亥革命。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革命对象是国内封建贵族，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辛亥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但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这一点，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革命的队伍是极其孤弱，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中产阶级甚至小地主阶级成为同盟会的重要成份，现在的国民革命是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国际上出现了苏俄和被压迫阶级联合的第三国际，国内有了共产党和形成社会力量的工农阶级，这种革命的性质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最终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达到人类平等大同。这样，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和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和前途。
接着，毛泽东着重分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把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这里的中产阶级，相当于他后来所指出的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大资产阶级是依附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中产阶级中的左冀可以和工农、小资产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很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来是要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但他们的革命是“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导，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这样，“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由此，毛泽东指出，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的分裂就是必然的了。他们对革命不免发生恐惧，不免如笋脱壳，纷纷分裂。尤其是现在，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结成的反革命联合战线，一面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中间的中产阶级的分裂，正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这种假革命派留在国民党内，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的分裂，他们的攻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这样，毛泽东通过对国民党右派的分析，正确地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在分析国民党右派分裂的原因时，毛泽东还指出，在中国，中产阶级想独立地领导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从阶级力量上说明了这个问题，指出，在4亿中国人中，大资产阶级至多占1/400，中产阶级只占1/100，其余的都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占98.75％，约有3亿九千五百万。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20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线中间，“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这里，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资产阶级不能担当革命的领导阶级的思想。
毛泽东的这些分析，可谓鞭辟入理，从根本上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庐山真面目。历史说明，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峰是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吴玉章、恽代英等一起，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月18日，会议在讨论《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时，毛泽东发言说：“第6款‘凡有发表政治的言论’句应改为‘关于发表变更党决议及政治方针言论’；在‘创立研究的会社之上’，应改加‘凡有’二字；‘必须事前得党部之许可’，改为‘必须得该地最高党部之许可’；把‘或事后得党部之追认’句删去。”毛泽东的意见是针对右派任意篡改三大政策、擅自成立非法组织而提出来的。他的意见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表示同意，有的提出补充意见。高语罕发言说，“言论的范围极宽，一千几百字也是言论。本席以为应声明限于著作品。如戴季陶同志前几月所出小册子之类，须得本党许可。如属细碎之言论，均须党部之许可，恐不胜其烦，事实亦难办到。”高语罕也是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的共产党人，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意见明显欠妥。毛泽东当即发言表示不同意，他说：“高语罕所说，本席也以为未尽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辞，字数虽少，关系却很大，所以专限小册子也不行的。”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西山会议派林森的演说辞，字数虽少，但内容反动，当然应属禁止之列。
在会上，黄埔军校国民党党部的代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袁同畴附和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提出，国民党内之所以发生两派纠纷，主要原因是“有些人总嫌共产派同志进行党务之不肯公开，而且没有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因此有此一疑，两方便有许多纠纷生出来了。”袁同畴认为，要根本解决两派纠纷，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做到下列三点：（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毛泽东立即驳斥了袁同畴的意见，严正指出：“这三种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点说，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要声明，便马上要被枪毙了。就第（二）点说，和第（一）点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到一个重大打击，于国民革命前途也是不利的。就第（三）点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任何的限制。”毛泽东的发言，不仅有力地驳斥了袁同畴的反动提案，而且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态度。在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驳斥下，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
在这次大会上，许多共产党人表现也十分出色。中共党团干事，小于毛泽东两岁的青年理论家恽代英，是被西山会议派列为开除党籍的中共成员之一。他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表达了誓为中国民主革命奋斗终身，誓同一切反革命派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他说：“如果国民党一旦背叛革命，如果本党丢了三民主义，我便要反叛起来，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我的入党是因为想要做官吗？想要认识某要人吗？我完全是因为国民党能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为被压迫农工利益而奋斗所以来的，如果国民党会有一天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军阀勾结，被大多数的农工反对，这是自由的国民党，已经不是总理的国民党了，到那时，我一定起来反对，和现在反对上海的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总而言之，各位同志不要管我是不是共产党，只要问我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如果有违背三民主义而去做反革命的事情，便马上可以拉去枪毙，如果没有，便不能开除。我的理由在这里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说我是共产派，我这个共产派便是这样主张的。”恽代英的发言真是大义凛然，掷地作金石声，从而赢得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
经过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斗争，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惩处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给居正、林森、张继、邵元冲等12人以书面警告处分，改组上海《民国日报》，撤销叶楚伧的职务，责令戴季陶反省，从而给西山会议派以沉重打击。只是由于陈独秀、张国焘在选举问题上坚持对右派妥协退让，结果使右派势力在国民党中央仍然占了优势，尤其是蒋介石在会上伪装进步，大大地抬高了他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埋下了新右派篡夺领导权的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