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是养鹌鹑卖蛋，刘家兄弟绝不可能淘到他们的第一桶金。5分钱一个的鹌鹑蛋，就算卖100万个，也只有5万块钱营业收入，怎么可以算是第一桶金呢？但是刘家兄弟的第二招，就完全显示了他们的过人之处。
刘家一门四个大学生，本来就已经是新津的热点了，而刘永行和陈育新辞职干个体，则更吸引人的注意力。他们在做的事，人们自然会认为那是很赚钱的生意，于是，刘家兄弟做鹌鹑生意的事情成了新津县城居民的新关注点，并有大量的人试图跟着一起做。
通常情况下，刘家兄弟的办法应该是防范，别让他人把自己的生意抢走，但刘永行和陈育新却反其道而行之，鼓励大家一起来做。比如说，他们告诉加入的人，每个鹌鹑蛋的卖价是5～6分钱，而饲料的成本只有2～3分钱，一家居民养50只鹌鹑不会占太多的住房面积，而鹌鹑养得好的话，每只鹌鹑每天都会下蛋，一天50个蛋就可以赚1块5毛钱，一个月下来有40多块钱可赚，超过当时一般人一个月的工资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使得人们对财富的关注力度过大，养鹌鹑构成的机遇让所有人都疯狂。这种天时给了刘家兄弟以后再也不会有的机会。但是分享知识和共赢财富的这种观念和心态，却是刘家兄弟赢得自己第一桶金的关键所在。
在实践的过程中，刘永行和陈育新做的其实远不止给希望养鹌鹑的人算账这么简单。他们把所有自己辛苦摸索出来的鹌鹑养殖的经验，全部无私地教授给这些新加入者，甚至连新加入者提出的很多千奇百怪的要求，他们也照办不误。比如说有一次一个希望成为养殖户的人说自己没有办法做笼架，刘永行就把自己用书架改成的笼架送给了他。他们还有意识有重点地培养一些新的养殖户，更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主要是在新津的县城里培养业余的养殖户，也就是培养对象为城里的干部和工人，而不是更有条件养鹌鹑的农民。
这又是逆向性思维的一个作用结果。刘永行后来解释过他为什么要培养城里人而不是农民，因为当时他已经考虑好了整个刘家兄弟的事业要往上游去，也就是为养殖户们提供种鹌鹑、种蛋和饲料，因此自然希望更多人来养殖鹌鹑。但此时已经开始洞悉中国社会状态的刘永行认为，要让文化水准低下的农民来接受观念上的转变是困难的，要影响农民，必须得让城里人先干起来。像新津这样城乡结合的县级城市，每户城里人都有几户农村亲戚，而城里人对农村亲戚的影响力相当大，农民们会跟着城里亲戚走，这样，整个养鹌鹑的热潮就会快一点到来。
在刘永行无私地把自己整个低成本养殖鹌鹑的方案全部教会给新津城里一批业余养殖户之后，新津的鹌鹑养殖热被彻底点燃了。比照起当时较低的社会平均工资，养殖鹌鹑的收入非常可观，大批新津县城的居民都开始或多或少地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养起了鹌鹑。这应该是中国国内第一次有意识有目的地点燃消费和生产风潮的商业行动。在接下来的一两年时间内，新津在鹌鹑养殖和鹌鹑消费两个方面都开始出现迅速扩张的局面。而在这个过程中，刘家兄弟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是他们策划并掀起了这股风潮。不过这股风潮不同于当时的君子兰风潮、气功风潮和集资风潮，它是相当善意的，它有力地促进了新津地方经济的发展，到现在新津还是中国国内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甚至古家村到现在还是靠养殖鹌鹑发家的亿元村。
在这股风潮里，育新良种场开始了自己的良性运转。刘永行和陈育新当时已经开始雇工了，他们实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一个转型--向服务转型。从养鹌鹑起步的育新良种场开始为鹌鹑养殖户服务，以提供种鹌鹑、种蛋和鹌鹑饲料为主业，向利润点更高的技术领域进军，同时这也是整个中国最早的“公司+农户”的商业运营模式。走过曲折的道路后，刘家兄弟成功地使新津周围乡村的农民们形成了养鹌鹑致富的主要农户经营方式，而居于产业上游的育新良种场则通过服务实现更高的利润。
不过，要真正形成这种服务模式，刘家兄弟还有难关要过，他们必须实现鹌鹑的大规模生产才行。不过既然他们都是无线电爱好者，技术上的创新是理所当然之事--在刘永言的提议下，育新良种场开始了第一次技术革新--运用电孵化技术来实现鹌鹑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鹌鹑的养殖是农副产业中的深加工领域，实际上所涉及的技术都不是新的。但对于刘家兄弟这样的小资本创业者来说，难点在于怎样用最低的成本把电孵化技术做出来。为了达到低成本的目的，刘永行全部都用二手的电子元器件来做自己的电孵化实验。有一次，这些二手元器件甚至烧了起来，如果不是他儿子及时发现，很可能会引起一场火灾。
千家万户业余散养鹌鹑并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工业，为了让这个产业工业化，刘家兄弟还要做更多的事，其中之一就是让很多衍生出来的事物标准化，比如说随大规模养殖而出现的销售中的长途运输，那么怎么使鹌鹑蛋在运输途中不破碎呢？刘家兄弟又想出了低成本的办法--最早他们想出的办法是埋，用糠埋着蛋去卖，但这样显然成本太高了，还是不合适大规模贩卖，接下来他们用木头和竹子搭成架子，在四边与一个鹌鹑蛋宽度差不多的距离上都打上洞，用普通的线绳穿起来，然后把鹌鹑蛋卡在里面，一个架子90个蛋，50个架子一箱，这样就构成了鹌鹑产业里最土的一种工业标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的资本大鳄罗杰斯正在进行他横穿中国的旅行。这个很久之后才被中国人所认识的美国人当时就惊讶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对付任何困难，人们都能想出自己的办法来”。而刘家兄弟的办法则肯定是这些土办法里性价比最高的一种。
第一桶金
到1989年，新津的鹌鹑养殖已经达到了高峰阶段，这个县成为全中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鹌鹑的存栏量达近千万，每天产蛋量也有几百万只。在新津的这一次鹌鹑养殖风潮中，一直居于商业领导者地位的刘家兄弟的第一桶金已经牢牢在手。这也就是刘永行在前面所说的他人生的最大花费--1000万元人民币。
在这一场近乎完美的商业实践中，刘永行积累了他后来经商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理念--让他人致富。这对所有创业者都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
在最初的时候，作为以几百元钱起步的白手起家者，刘家兄弟没有任何出奇之处。如果他们去做家电的话，可能还有一手好手艺可以凭借，但进入农业领域，他们是纯粹的门外汉。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在5年之内迅速完成原始积累，除了极度的俭省之外，更多的是依靠理念的支撑。如果没有让他人致富的理念，不能及时完成从个体养殖到服务的转变，他们绝不可能做大，也不可能在新津掀起这么一场养殖热潮来。而育新良种场当时的主要主事者刘永行性格中的无私因素，更是到了极端的地步。在育新良种场困难的时候，他甚至拿出了家里的棉被来给电孵化作保温用，而在他家的床上，垫的却是稻草。
无私的性格使得刘永行和他的兄弟们从商业活动的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采取了不断让利的行为。而这造就了他们在早期商业活动中，尤其是在鹌鹑饲养过程中迅速占领商业机会的起点。“让他人致富”这一条行商的理念几乎贯穿了刘永行的整个商业实践活动。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育新良种场和后来的希望集团进行的所有商业活动吻合了整个中国社会30年改革开放过程里国人求富的社会大潮流，以“让”字为核心的商业理念，可以调动企业组织之外的机构和个人，在求利的基础上为企业的总目标服务。企业的让利，必然会留下利润的空间，无论是给经销商还是最终的用户，这种姿态必然会导致商业活动范围的最大化（而不是短期利润的最大化），从而使企业获得一个很好的成长空间。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让利还是企业服务于社会的一个最好途径。一家企业有了很好的产品或者服务之后，让更多的人来得到这种服务则有利于扩大企业规模，获得规模效益，并达到驱逐劣性产品的目的，进而占领市场的空间。
但让利确实不容易做到。让他人致富是对任何一个营利性组织的最高要求，不管是哪行哪业，只有企业自身对产品的生产组织良好，产品有竞争力而且成本较低，在竞争性的市场里才有让他人致富的可能。如果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成本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那么让他人致富就没有可能--因为让利是实实在在体现在价格上的，没有价格上的优势，就无法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