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胜出才是硬道理。
进入饲料行业
真正做大的机会，始于刘家兄弟进入猪饲料业后。
事实上，鹌鹑的养殖虽然使刘家兄弟赚到了第一桶金，但养鹌鹑并不是一个可以做大和做强的产业。鹌鹑毕竟只是一种人们尝鲜的产品，无论是鹌鹑蛋还是鹌鹑肉，都只是中国大众餐桌上偶然出现的新奇食品，不是必需品。
不过鹌鹑的养殖，却为刘永行兄弟之后的商业实践打下了基础，因为他们已经接触到了养殖业，掌握了养殖的基础知识，也接触到了农村的社会现状，尤其是后期他们已经开始小规模地生产鹌鹑饲料。
刘永行的经商生涯经历了三次转型，从鹌鹑到猪饲料是最为关键的一次，也是产业关联度很高的一次转型。而这一成功的转型的背景是在此时的中国，商业竞争仍然是不激烈的。
这一次机会由刘永好带来。
1985年，刘家四兄弟已经全部下海，一方面养殖鹌鹑积累的资本已经使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另外一方面，日益扩大的生产也需要更多的帮手。刘永行之后总结说，在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早期??需要家庭成员的进入，因为家庭成员之间没有信任问题，最能团结一致对外。
此时新津的鹌鹑养殖业已经恢复了平静。以饲料为基础，育新良种场在鹌鹑养殖和饲料生产两个方面正常地运转着。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这个企业的轨迹。刘永好出差到广东的时候，看到泰国正大公司的门口，农民在排队购买全价农家猪饲料。
在近30年的中国商业史中，由于这种偶然机遇引发个人命运和企业命运改变的例子，还有相当多。一个新的产业，很多都是由偶然的想法、消息或者是机缘所带来的。房地产巨头王石听说有公司缺玉米，而他能搞到，因此撞进了饲料业；潘石屹听说北京要开发京郊房地产，就一头撞进了房地产。
这种偶然性，只是商业机会最早的萌动，而真正成就这些人事业的还是各种要素的聚合。但是这种机会到了刘家兄弟这里又变成了一场讨论会。4个来自于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兄弟在一起，很快就把偶然因素上升到一个理性高度。看来猪饲料是很好卖的，那么已经有了养殖业经验的刘家兄弟要不要去尝试做猪饲料？
资金显然不是问题，产业的关联度也很高--他们已经养过鹌鹑，做过鹌鹑饲料，有了动物营养学的基础知识，育新良种场的客户对象就是农民，养猪则是四川的传统产业，就全国而言，四川也是一个养猪大省。所以议题被定了下来，要做。
更为广阔的前景要到后来才会一步步地显现在这四兄弟面前。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已经开始从贫困中一步步走出来了。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每家每户餐桌上的肉食开始增多，这使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民众增加营养的要求造成猪肉的短缺，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个重要市场信号就是猪肉价格的上涨。而下游巨大的产业增量空间使得上游的饲料行业有了容纳新企业的空间。
但是所有这些，还不足以解释泰国正大公司刚进入中国市场就有农民排队购买其产品的现象。不过，细心的刘永好在看到这一现象的时候，已经作了一些调查，农民们告诉他，正大的饲料叫做全价猪饲料，猪改吃这种饲料之后毛色发亮，能吃能睡，料肉比特别高，有很多农民因为用了这种饲料，开始专门养猪，成了养猪专业户。
产业上游的变化，往往在下游造成令人意外的结果，全价饲料的应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传统中国农民养猪基本是自给自足的方式，一家养上几头猪，用涮锅水和食物渣去养，猪的生长周期几乎长达一年，所以每年养成的大约也就两三头，在满足自己吃肉的前提下，能有富余才往外卖，正因为这样，当时城市里的猪肉供应紧张，肉要凭票购买。而猪肉供应紧张这种信号当然会在养殖上有一些反映。当时已经有一些大规模的养殖企业或者养殖户采用加工饲料的方式养猪，但全价饲料却很少被采用，原因主要在于全价饲料当时在国内属于相当先进的产品，还处于研发阶段。但是来自泰国的正大公司，却因为其在母国已经有了成熟的产业经验，又是华人企业，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后抢先一步登陆中国大陆，在南方全力推广起全价猪饲料来。由正大全价猪饲料喂养的猪由于料肉比高，猪的成长速度快，养殖户的养猪模式从散养变成了大量的集中养殖，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有利可图。猪肉价格的上涨以及猪的出栏速度加快，农户自然可以从中赚到专职的人工钱，而专职的人工一旦投入，规模扩张就非常自然，此时再加上机械化和科学化喂养，养猪不仅能形成专业户，而且能办成大规模的猪场。所以正大所到之处，养猪专业户到处可见。
当然，散养猪与饲料猪之间的差异在于猪肉的味道上，饲料养猪和规模化在带来了猪肉供应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品质略有下降的负面影响。不过这是后话，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吃上肉是大多数人的愿望。这个国家在贫困中行进了那么多年，改善生活、提高营养是人民最主要的需求，至于味道，那是其次的。
事实上，这种产业的变化，一直在刘家兄弟的关注和讨论范围之内。此时的刘家兄弟已经不再是白纸一张，育新良种场已经是一个雇工多人，而且有产业有运营的小企业了，鹌鹑养殖业进行得非常不错。要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其中的风险是不能不考虑的，关键在于技术，也就是配方。
全价猪饲料：做大的武器
做大的诱惑，始终摆放在刘家兄弟面前。很显然，猪肉是中国人的主食，进入这个产业就意味着做大，而且养猪和养鹌鹑这两个产业之间的高关联度使得育新良种场有平滑地过渡的可能性。
刘永行率先开始了摸索。
此时刘家兄弟的条件比当初养鹌鹑的起步阶段时好得多，他们已经在古家村盖起了一幢房子，而资金情况也允许刘永行北上南下地出差。他所要做的，就是研制出一个切实可行的配方来。
再晚一些的话，可能他就不用这么操心了。因为在东方希望集团进入第二主业时，合资代替了研发，东方希望通过出资就可以找到核心技术，哪怕是在进入猪饲料产业时，稍稍晚一些，他也可以不用亲自费时费力地研制配方了。但在当时，理论上说，像育新良种场这样的小企业，既无资金也无人才储备来做这种研究。
这里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时机问题，在国内全价饲料不成熟而正大已经进入中国南方市场的时候，刘永行必须通过自己的研究来促成自己事业的成功。事实上，正大不仅仅是在广东一地，在成都，它们也已经建立了机构，正大成都办事处的经理还一度与刘永行打过交道。在育新良种场养殖鹌鹑的过程中，经理们特别希望经营良好的育新成为他们的养殖示范户，不过后来刘家兄弟很快自己开发了鹌鹑饲料，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正大是一个有实力的对手，刘家兄弟清楚地知道，正大开发市场的速度会非常快，尤其是在正大作为一个跨国性的品牌公司的前提下，如果他们动作过慢，市场一旦被占领，再攻占的难度极大。事实上，在育新良种场完成从技术到产业的转化进程中，正大也确实已经把生意做到了四川。对于当时经营范围还局限于新津一地的刘永行而言，有这样的市场眼光，是极为难得的。但想到不难，关键还在于做到。全价猪饲料的开发难度要比鹌鹑饲料的高得多。刘永行能做到吗？
全价猪饲料的配方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平衡矩阵，它由一个营养元素的配比表组成，根据这个配比表，企业可以运用多种原料来达到这个配比。刘永行回忆当时的研究工作时，认为他成功的最关键之处在于简化。他没有从最基础的研究着手，而是高度追求实效，去简化配方，先把大致的效果做出来，然后逐步完善。在查阅国内外文献和向几个农业大学的教授请教的基础上，他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迅速地组成了几组可能的配方，进行较大规模的中试。其实说来也简单，就是在后来被命名为希望科研所的那所房子后面，盖起了一批养猪场，把不断调整的配方，配成饲料分别让买来的猪崽去吃，用复式交叉试验的方式，来验证成功的可能性。
不过虽然已经简化了，其实还是相当之复杂。刘永行的妻子回忆说，当时刘永行为了这个研究项目，经常通宵工作，寝食俱废。常对此有所抱怨的她不知道的是，此时饲料的研制速度，决定了整个希望集团未来发展的前途--市场就在那里，比的是抢占的速度。
希望集团的前途，在刘永行一夜夜的无眠中一点点地被照亮了。差不多一年之后，刘永行发现有一组配方喂养的小猪长得特别快，负责整个试验工作的他和陈育新在观察之余，时不时地交换欣喜的眼神--胜利在望！
但是在希望科研所里的成功，还不足以让刘家兄弟完全放心。接下来他们开始了所谓的多样性试验--以这个配方为基础，再配出更多的饲料，把更大量的猪崽放养到各种农家去，观察在不同条件下这个配方的喂养结果。
果然，所有的试验都表明它是成功的。
育新良种场
观察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成长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中国企业其实都不掌握核心技术，而在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中，技术与市场往往是它们最核心的矛盾。前面提及的联想集团中有一场著名的总工程师倪光南和总经理柳传志之间的争论，俗称“倪柳之争”，争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企业发展究竟是以技术人员的开发为主导，还是以市场的需求为主导。
从希望集团成功的早期实践中，已经不难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市场需求的产品，技术再完美也没有用，哪怕只超前一步，也往往要让企业付出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巨大代价后才能有所得。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技术遍存于企业运作的所有环节之中，而难就难在怎样围绕着市场有需求的产品，把一系列的技术都有机地组合起来，从而达到领先于竞争对手、服务于大众的目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刘永行关于“新经济”的看法--当21世纪人们纷纷以谈论互联网和IT技术为荣的时候，刘永行淡淡地说过一句话：“哪有什么新经济，电话刚出来的时候，电话是新经济，铁路刚建起来的时候，铁路是新经济，但最后发现它们都只是工具，服务于大众的工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