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永远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像医院一样，人生的悲欢离合都发生在这里。可这一次，机场看起来，却如此的不同。我说不上哪里不对，但一眼瞟到一个巡警，第二眼扫到一个保安，我下意识地抓紧了自己唯一的手提行李——那里有父亲给我的珍贵珠宝，冷汗直冒。我简直恨不得把自己装到行李箱里，让Brandon托运回美国。
我以为Brandon持外交护照，会走“外交礼遇通道”过关，没想到他掏出一本普通护照，向我解释说自己这趟是私人旅行，不能擅用外交官的特权。我一听，心里更加打鼓了：“这下惨了，要我过关的时候出点啥事，就彻底在Brandon面前露馅儿”了。这么一想，我的呼吸都突然跟不上来了，两个手心都汗津津的。突然，我灵机一动，假装蹲下找东西，让Brandon排到了我前面。看他走向海关前台后，我又主动和后面一个男人换了位置。Brandon顺利过关，进去之前，他转过身来，满脸阳光地冲我挥了挥手，我则勉强向他挤出了一个僵硬的笑脸，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在海关口。
不知怎的，我握护照的手竟然控制不住的颤抖，以至于接过我护照的工作人员——一个跟我一般大的年轻女孩儿，刻意地看了我一眼。她这一看，我的心就“咚咚咚咚”地狂奔起来，心跳像踩错了点的舞步，完全跟不上趟。我紧张地看着眼前这个“女神”，用她纤细的手指，缓慢地翻过我的护照，首页，仔细看我一眼，满意了，翻第二页，第三页……一分钟的时间有一辈子那么漫长。她翻完护照后，开始在电脑上查询我的信息。我的心随着她的眼皮上下起落，她看得很认真，查得很仔细，随着时间一分一分的流逝，我只觉得空气越来越稀薄，每吸一口气都是那么费劲。时间仿佛凝结住了，一动不动。突然，她冷冰冰地开口了，声音冷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她说：“张梦佳，你现在不能出国。机场国安的工作人员将马上过来，带你去调查一下，麻烦你朝这边挪一挪，在这儿等待。”
“什么？”我头皮一阵发麻，脱口而出。她冷漠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似乎在说：“装什么蒜？自己干了好事，还在这儿装清白吗？”我几乎都要哭出来了，着急地问：“飞机一个半小时后就要起飞了，我还赶得及飞机吗？我去美国有重要的事情。”她鼻子里“哼”了一声，公事公办地说：“这里的事情也很重要。不调查清楚，肯定不能放行的。你就配合调查吧。下一位！”说完再也不看我一眼，冷冷地把我晾到了一边。
我的脑子像一团乱麻，“嗡嗡嗡嗡”直响。我无法想象过关后的Brandon找不到我，会急成什么样子。我也无法想象，他会怎样发疯地解开这个谜团。我后悔分手的时候没给他点暗示，编个小借口之类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告诫自己不要慌张，用颤抖的手立即给父亲、姨妈分别发了一条短信：“机场被扣，国安调查，请营救。设法通知Brandon，找借口。”
两个便衣工作人员向我走过来，客气地请我跟他们“去办公室谈谈”。我无奈地迈着沉重的步子尾随他们，离出国门的“一箭之地”越来越远。我已经记不起自己心中当时都想了些什么，只觉得背心上一阵又一阵的冷气在冒。我像一只掉进陷阱的猎物，知道再挣扎也没用，索性束手就擒。
我被带到了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除了一桌、两椅、一台手提电脑和一个显然在等我的工作人员，什么也没有。哦，不对，在椅子的旁边，还有一个我一眼就认出的自己的托运行李箱——显然被搜查过，正龇牙咧嘴地躺在地上，可怜巴巴地看着主人的到来。
“张小姐您好，我是北京国际机场的安全人员左向阳。”桌子后面的陌生人迎面问候道，“这是我的国安证，请过目。”
他把自己的工作证在我面前晃了晃，上面那个鲜红庄严的国徽，以及“国安”两个烫金大字，像两个耳光朝我直扇过来，我只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这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国安人员，穿着深灰色的制服，胸前的“国安”徽章神圣不可侵犯。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一双褐色的眼睛却十分明亮，仿佛可以穿透一切。
“请您到这来是想和您谈谈。首先我想问您几个问题。您是张梦佳，一九八九年八月四日出生在北京，对吗？” 他的话非常礼貌，显示出良好的职业素养，可其中的审讯意味却不容置疑。我没说话，用一个肯定的表情证实了资料的准确。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您的手提行李，麻烦您把它都交给工作人员。”左国安用手指了指我肩上的包，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一个年轻的国安走上前来。
“不……不……”我大惊失色，语无伦次地说，双手下意识地紧紧抓住自己的包——这里面可有父亲给我的价值连城的珠宝啊！
“张小姐，我希望您能配合调查。这一切都只是例行公事。”左国安面无表情地施加压力。年轻国安的手已经伸在我面前了，像个雕像一样站在那儿。我叹了一口气，乖乖把包递给了他。
“你的母亲刚刚去世，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要回美国呢？” 门刚一合上，左国安就抛出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仿佛我们只是在茶余闲谈
原来自己早就被监视了……我深吸了一口凉气，身上的汗毛根根都竖了起来——该来的终于来了！
我舔舔自己干裂的嘴唇，费劲地开了口，一边说一边想：“我在美国刚刚毕业。因为母亲病情危重，很多事情没来得及处理就回来了。现在母亲去世了，我必须尽快回去处理一些事情。”
“只是这样吗？” 他的双眼一眨不眨，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仿佛在看着一只徒劳挣扎的猎物。
我没说话，点点头，垂下了目光。
“你认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方志坚吗？”直截了当，直中要害。
他说的仍然是“代表团团长”而不是“前代表团团长”——这说明干爹的案子还没有尘埃落定，正如父亲说的那样，还只是党内调查。我在心底嘘了口气，泛起一阵苦涩，不知道自己应该对此高兴呢，还是悲哀。
“认识吗？”冷冰冰的追问，还有鹰一样的犀利眼神。
我点了点头，表示认识。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声音平静地没有一丝波澜。
“嗯…嗯…我想是朋友。”蚊子一样的声音在哼哼，明知这个回答无法让他满意，可我还是羞于承认。像一个被人脱得光溜溜的女人，还拼死抓住最后一块遮羞布。
“朋友？普通朋友？什么样的朋友？”他扬起了一只眉毛，促狭的表情在脸上转瞬即逝，可我还是确信不疑地看到了。
我移开自己的目光，把头转向一边，突然无法控制地开始哭泣。眼泪来得比我预想得容易多了。
“不要再哭了，看着我！”他很耐心地等我哭了一会儿，见我一副没完没了的样子，终于失去了耐心。
我仍然止不住地抽泣，鼻涕、眼泪、汗水全都混在了一起，我不愿意也不能够停下来。
于是我听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我面前，变戏法式地给了我几张纸巾。他倚着桌子，站在离我两尺远的地方，牢牢地看着我的眼睛，我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视线。
“张小姐，我正试图在帮助你。相信你也心知肚明自己和一桩很严重的高层腐败案件有牵连。在我们确认你在这桩案件中的牵连程度之前，你没有人生自由，不能离境，甚至不能离开北京。你还这么年轻，花儿一样的年纪，走错了一步，可还有机会挽救自己的命运。如果你不和我们合作，我也就没有办法帮助您，您明白吗？”
我很艰难地说了声明白。
“好吧，那就别哭了，咱们继续。”
我用纸巾擦干了眼泪。他给了我几秒钟时间平静，等我哽咽得不那么厉害了，就开始继续盘问。
“可以了吗？”
“可以了。”我深吸了一口气。
“您说您和方志坚只是朋友。可是，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他连续三年多为您缴纳学费，还有房租，这显然不是普通朋友会做的事情。我知道这对您或许有点难为情，可是，您现在唯一能帮助自己的，就是老老实实告诉我，这几年来和方志坚之间的交往，消除我们对您的疑虑。这对你自己，对方志坚的案情都有好处。
“可是我，我……”
他做了个手势阻止我申辩，因为他已经猜到了我想说的话。
“我知道，您想说自己对他所知不多，你们的交往也仅仅限于他一年到头在华盛顿的那么些天。没有关系，我会问您一些详细的问题，您知道就说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咱们抓紧时间，我相信您的朋友，还有您的家人此时都非常焦急，担心您的安危。”他故意加重了“朋友”两个字，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被他点中了“死穴”，眼睛又垂下来了，不敢看他。
此时，刚才那个警员走了过来。手里拿着装珠宝的黑匣子，几个信封，还有我的手提包。他向左国安耳语了几句，又关上门出去。屋子里的空调开得很大，发出“嗡嗡嗡嗡”的声音，左国安等门一合上，探照灯一样的目光又立即投向了我。
“你看，我们在您的行李里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左国安用眼神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黑匣子，此刻，那朵高贵神秘的黑玫瑰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烫手的记号——我只看了一眼，两只眼睛就像灼伤了似的，赶紧收回来。他用右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然后手掌上移到发根、头顶、脑后、一直到脖子，好像在梳理一团乱麻。他接着说：“您身上携有贵重的珠宝，准备出境。您能告诉我这些珠宝的来源吗？”
“是我的父亲——李德明，赠与我的，请您去问他。还有，我包里还有他和律师立下的一封‘公证书’。”我迫不及待地澄清。
“好的，这很容易查实。”左国安爽快地说，仿佛这不是件大不了的事。他继续道：“让我们言归正传。请您详细告诉我，您和方志坚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们的关系持续了几年？这几年都是怎么交往的？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他一口气合盘托出了所有的问题，像钻头一样的眼睛又落在我的身上。他提问题的时候非常客气，可在这彬彬有礼的背后他毫不掩饰自己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每一个问题都像鞭子一样敲打着我的身心，敲得我皮开肉绽。
“真到了那一步，你也只有实话实说了，千万不要尝试帮助他隐瞒什么。”父亲的话语在我耳边合时宜地响起。我艰难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坐姿，直挺挺地坐在凳子边缘，深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这是一个紧要关头，这么多年来，噩梦连天的场景终于变成了现实。摆在面前的要么是幸存，要么是无尽的沉沦。我不知道沉沦的地狱有多深，就像我不知道幸存的几率有多大一样，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赌博。就像一枚被抛向空中的硬币似的，硬币已经在半空中，球赛已经开始，而赌博已经开局，无论正反，我都必须选择一个答案。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再多等待了，我闭上眼睛，告诉自己“豁出去吧，张梦佳。”然后睁开眼睛，说：
“你看，左先生，你的问题非常多，也非常大。我很难用几句话来回答。你对我和方志坚的事情肯定是有了解的，也已经有了你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不知道这些问题的背景，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又从哪里去。如果你想真正地了解这个问题，请容我花一点时间来，把这一切都告诉您。”我第一次迎着他的目光，做了个咨询的表情。左国安没有说话，但目光如炬，示意我继续。
“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爱过我的父亲，也因此恨我的出生葬送了她的人生。他们离婚后，作为惩罚，母亲断绝了我和父亲的一切联系。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凄凄惨惨，家里的空气常常窒息得我想发疯。我家住在机关大院，我上的是机关子弟学校，父母离婚的消息一传开去，我就成了人人的笑柄，茶余饭后的消遣。在一次忍无可忍地和同学暴打一架后，我恳求母亲给我转学，送我去美国念书。也许是觉得留着我在身边会继续给她生事，也许是母亲良心发现离婚后的我太可怜；无论如何，她同意送我出国留学，可是她告诉我，父亲离婚时给的抚养费只够我在美国两年的花销。她说，出国留学是你要去的，这笔钱花销完了后怎么办，只有靠你自己想办法，自己的路自己走。我同意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抹掉潸然落下的眼泪，继续往下说：
“十七岁不到，我就到了美国，先上十二年级。钱用得比我想象得快。我幸运地被乔治敦大学录取，可缴了第一学期的学费、房租后，我就已经囊中羞涩了。没有办法，我只好去中国城的中餐馆打工，没有底薪，靠收小费过活，勉勉强强能够应付日常的开销。可下学期几万美金的学费和房租，根本没有办法靠打零工存起来。就在那个中餐馆，我认识了来吃饭的方志坚。在他给了我几次一百美金的小费后，我心甘情愿地成了他的‘二奶’。我知道他有家庭、有孩子、地位显赫，我也知道做‘二奶’是多么可耻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可是我当时已经被钱逼得发疯，已经被未来的重担迷了心窍，我不能让自己半途而废，因为我已经无路可退。我接受了他开出的所有‘条件’。他负责我的生活费，学杂费，他常驻纽约，但每个月都会到华盛顿来几天，我就陪他睡觉、做爱。他不允许我交其他的男朋友，不许我和其他的男人调情，也不许我多问他任何问题。他的原则是：‘如果你有其他的男人，就给我滚蛋；如果你想控制我的生活，也给我滚蛋。’我虽然常常觉得委屈，可也无可奈何，看在那一个月几千美元的生活费上，也只有忍耐了。直到我现在的男朋友Brandon的出现。从去年初开始，方志坚来的次数就越来越稀疏，脾气也越来越暴躁。有时候仅仅是我多问了一句话，他就暴跳如雷，赶我出去。我渐渐地很怕他来，除了拿钱的时候，也很少联系他。就这样，我和方志坚的关系渐渐疏远了，我和Brandon从******发展到男女朋友。‘纸包不住火’，今年春天的时候，方志坚终于跟我摊牌了，我们的‘情人’关系就此结束。四月份的时候，因为母亲病重需要钱，我又去找过他一次。可是被他很冷漠地拒绝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眼泪在脸上渐渐干涸了，我的声音也越来越清晰：
“左先生，我和方志坚的关系就是这样，赤裸裸的雇佣关系。这三年多来，几乎每一天我都在良心的谴责中度过。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父母、男友还有公众知道我们的关系。为此，我常常噩梦连天，惴惴不安。今天，我在您面前坦露了自己丑恶的灵魂。我不是在求您的宽恕，或者法律的宽恕。我只是太需要忏悔和坦白了，否则，不需要任何人来惩罚我。我自己的悔恨和罪恶感都可以压死自己。我想说的已经说完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左国安没有马上回答，我也没有多说一句话。我们俩只是静静地对视着。和我预料的相反，自己并没有情绪崩溃，痛哭流涕。自始自终，我都保持着平稳的语气和清晰的描述。终于把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困扰我、折磨我的全都倒出来了。这时的我才感到一阵阵疲倦的眩晕。我真的好累！我讨厌自己总是像只耗子一样害怕光亮，整天疑神疑鬼，惴惴不安，噩梦连天。那些毫无必要的恐惧和折磨，在这么多年里，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剑随时都要掉下来的样子。我厌恶自己说谎说得眼睛也不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最亲的人也无法坦诚相见。那些我臆想中的罪名，像最沉重的包袱压在我的头上，我早已给自己的生命判上了无期徒刑。一切坦白后，我觉得心中的那座大山终于被搬走了，空荡荡的心房，第一次有了足够的位置呼吸新鲜的空气。
最后还是左国安打破了沉默。他站起身来，我也站起身来。他开始帮助我把珠宝盒、信件、还有行李箱都收拾好。我小心翼翼地站在一边，看着他干净利落的身手，纹丝不乱的动作。等他终于停下来的时候，他说：
“今天就到这儿，谢谢你的合作。我们会对你说的情况做进一步的调查，如果有必要，再找你。但是，从今天起，你不能离开北京，不能出国，也不能去国内的其他地方。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拘捕，我不会把你投进监狱，也不会对你实施寓所监禁，所以你有一定的活动自由。但是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可以离开这座城市。清楚了吗？”
“要等多久我才能有自由？”我听到自己绝望的声音。
“等到一切都调查清楚了。”左国安淡淡地说，下巴抬了抬，冲我做了个请的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