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和文明的思考
人类在新的世纪中，面临许多挑战，生态问题便是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全球生态状况的恶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构成了持续的、广泛而严重的影响，引起了生态学家、环境学家乃至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越来越多。在我国，自1998年全国范围发生那场大洪水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也已经成为新的热点。
不仅研究自然科学的专家们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而且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生态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自然界，而且也涉及到人类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哲学思想乃至民族文化。
在这场讨论中，人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和了解西方发达国家19世纪中叶特别20世纪以来，在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方面的人文成果，也重新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与“民胞吾与”等观念，并进行必要的反思，为建立新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文明，奠定理论和哲学方面的基础。
正如我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所说：
时间已跨入了21世纪，人们不禁要问：20世纪给人类文明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如果说，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使我们重新认识了人的价值，并由此迎来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辉煌的日出；那么，20世纪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又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自然环境的价值，这为21世纪绿色文明的到来开启了新的曙光。
300年前工业革命的爆发，冲垮了农业文明和一切旧的制度，带来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但是，与此同时，潜在的危机也就随之诞生，许多没有预料到也没有设法预防的后果出现了。
20世纪被人口专家们称之是一个“人口爆炸的世纪”。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自人类诞生以来，世界人口经过了几百万年才在1804年达到了10亿，以后人口加速增长，123年后的1927年达到了20亿，仅仅再过了33年后的1960年达到了30亿，1999年竟又翻了一番，达到了60亿！预计到21世纪中叶，人口将达到100亿！
人口的急剧膨胀，宇宙观上“征服自然”的原则，“残忍无情”的技术，以及贪婪的、毫无止境的需求，不但造成了地球资源的急剧消耗，而且也对地球生物圈造成了严重破坏，这种破坏也许是无法挽救的。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文明，能够创造出这样一种手段，不仅能摧毁一个或几个城市，而且能毁灭整个人类和整个地球。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类开始进行反思了。
早在1795年和1804年，德国的学者们便提出了对森林要“永续利用”的观点。1864年美国学者G·P·马什出版了《人与自然》，开始反思人类对地球和大自然带来的负面影响。几乎同一时代，梭罗在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中，第一次批判了西方传统反自然的偏见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主张人类应该热爱大自然，追求简单朴素的生活。在他们之后，自然主义者，被称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的J·缪尔强烈抨击了人类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任意破坏大自然的愚蠢行为，为美国国家公园的开辟和保护做出了很大贡献。
20世纪中叶，西方的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进一步发展。德国思想家施韦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福格特在《生存之路》中提出“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环境的关系”；被称为“现代环境伦理学之父”的李奥波德，更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大地伦理”的观点，主张从伦理和美学的角度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界——包括人和水、土壤、动植物等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伦理学更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发展阶段。70年代，环境伦理学开始成为独立的新兴学科，以《环境伦理学》命名或为主要内容的期刊大量出现，许多哲学家在大学里开设了环境伦理学方面的课程，许多重要的、有影响的观点开始形成。
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1949年李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和1962年蕾切尔·卡逊夫人所著的《寂静的春天》，先后发出了绿色警示。这些著作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绝不弱于牛顿或爱因斯坦。卡逊夫人经过四年时间的调查后，才写出了《寂静的春天》这本小册子，书中用大量实例阐述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化学杀虫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生物链、食物链带来的毁灭性破坏。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曾引起了轩然大波，卡逊夫人受到了化学制剂公司和许多人的攻击，但也受到了环保和生态学家们的广泛支持，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政府对书中提出的警告进行调查后，改变了当时执行的农药政策，并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
直到现在，《寂静的春天》仍然被称为是划时代的绿色经典著作，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丰碑，不但被列为“改变美国的书”之一，而且也改变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1970年，欧美国家开展了第一个“地球日”活动，1971年“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成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世界上133个国家的1300多名代表出席，共同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会后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宣告了人类对环境的传统观念的终结，达成了共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同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27届联合国大会把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便陆续制定了各种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局部的生态环境，但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对地球“生物链”的破坏等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全球性的生态恶化仍在继续发展。于是，环境保护者、哲学家、生态学家们便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将环境运动推向了更加成熟的阶段，逐步从具体的环境保护，发展到研究和解决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环境问题不再孤立，而是与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因素相联系。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些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开始出现。
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纳斯创立的“深生态学”便是其中之一。有人认为“它是当代西方环境主义思潮中最具革命性和挑战性的生态哲学”。
深生态学继承和发展了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的一些重要思想，又借鉴现代人类中心论一些看法，成为独树一帜的环境伦理思想。主要观点是：任何有机体（包括人）都是生物圈网络中间的一个点，没有万物之间的联系，有机体便不能生存；生物圈的任何生命形式，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平等；鼓励生活、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自己“生活并让他人生活”是比“要么你活，要么我活”更重要、更合理的生态学原则；自然界的多样性都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这种价值并不以人类的需要与否为转移等等。
从这些观点出发，深生态学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命物种权利平等。认为人类面对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危机，其根源在于旧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乃至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机制。要遏止生态危机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和社会机制。而且，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并不仅仅为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是要维护地球上所有国家、群体、物种和整个生物圈的利益。
深生态学的观点，迅速在世界上引起了回应，特别在美国更引发了新的哲学思潮，甚至导致了绿党的成立。
除了深生态学外，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也逐渐形成。
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秘书长任命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委员会主席，成员22人，负责制定“全球革新议程”。经过四年的研究和论证，1987年WECD交出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和模式。
“可持续发展”一词第一次在国际文件中出现是1980年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这个大纲是由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制定的。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指的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既能满足本地区，又不损害其他地区的发展，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和自然环境各个方面的综合的、动态的概念，“从广义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包含了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对当前人类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评价，对传统发展方式进行了反思和否定，并明确提出要变革人类长久沿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另一个则是对规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出理性设计，包括维持全面的生活质量；维持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最大限度地避免对环境的损害等。
“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后，得到了全世界不同国情（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普遍认同，并认为它是环境伦理学的一次变革和飞跃。
为了继续推广“可持续发展”观念，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参加会议的有183个国家代表团、17个联合国机构、33个政府组织的代表、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签定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森林公约》等，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总方向，强调了环境伦理的公平性原则，包括全世界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性、代际之间的公平性、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公平性。
里约地球首脑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继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和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环境会议。它促进了各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具体行动，通过各种手段为保护环境进行了初步尝试。此后，“可持续发展”也正式成为新经济学的理念，从而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在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时，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思想。当代西方和日本等国已经有这方面的著作出版。我们常常引用恩格斯关于大自然“惩罚”的名言，但却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关系等等方面的真知灼见。而认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必将促进21世纪中国环境伦理理论的建立。
对“可持续发展”观念，目前也有专家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可持续发展”其“本质上就是调控战略”，“力图保持的是工业文明的可持续，而不是试图开拓一种新文明”，而“人类目前的困境，最终不是靠‘可持续发展’来解决的，而是应该中断这种发展，寻求新的文明形态”。因此他们主张“勇敢接受挑战，努力地因而也是艰难地甚至是痛苦地探索新的道路，包括从根本上开创出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最终将使人类实现一次新飞跃，进入一个更宽广的发展新境地”。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开拓新文明的发展道路，应该是一种“转移式发展战略”。它不是旧文明的进一步前移，而是发生了“大方向的转移”。正如从猿到人，从原始人的采集渔猎生活到农业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一样，人类未来的新文明也“必须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实现性质、形态、方向上的新的更大转移”。新文明中的科学技术活动不是服务于物质生产和人的物质消费，而是以“从深层次上认识、改造自然与人类作为目的”，实现由对环境改造为主转向对人类自身改造为主，人类将具有超越狭隘单一的物质利益的更高价值目标，不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且互相之间实现真正的平等合作。
“天人合一”及其他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进程中，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口大国和经济强劲起飞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地球和生物圈的影响是巨大的。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环境伦理学和自然哲学中却充满了谬误和混乱。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上出现了第一次环境浪潮。人类终于不再高傲地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胆大妄为；终于承认，自己和其他生物一样，也仅仅依赖地球的生物圈生存，环境保护事业繁荣发展。10年后，80年代初，随着各国环境公害事件多次发生，世界又出现了第二次环境浪潮。以后环境保护向全球化方向发展，人类开始关心和研究一些影响范围大，危害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包括酸雨、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等等。1982年到1992年10年间，国际环境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热带木材协定》、《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40多个国际公约和协定都陆续签定。
然而，在两次环境浪潮中，中国并没有及时警惕。
当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次环境浪潮来临的时候，我们对自身的严重问题还浑然不觉，我们盲目而颇为自负地评论发达国家的环境公害是“不治之症”；尽管环境破坏已在我国急剧蔓延，但我们不但没有察觉，反而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沾沾自喜地自诩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环境破坏。以致其结果便是丧失了治理环境的宝贵时机，不但酿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为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而且形成了积重难返的局面。
早在1972年6月，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政府就派代表团参加了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并在会议文件上签了字，承诺要与各国合作，共同解决环境问题。1979年，中国首次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9年环境保护法被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但是，真正的觉醒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全民而言，最重要的启蒙则是1998年长江的洪水，以及黄河的断流、淮河的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