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岁时，他总是尽力使我能够与路过我们小镇的网球巨星对打一场。第一个来的是吉米?康纳斯。父亲告诉我，康纳斯是网球历史上最优秀的选手之一。而对我来说，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梳着和我一样的西瓜头。我们打完之后，康纳斯告诉我父亲我一定会变得非常优秀。
父亲愤愤地说：“我早就知道了。非常优秀？他会成为世界第一！”
他并不是想获得康纳斯的认可，他只是在寻找一个可以和我打一场比赛的人。
康纳斯无论何时来拉斯韦加斯，我父亲都会为他的球拍穿线。我父亲是一个穿线大师。（还有谁会比我父亲更善于制造并维持“紧张”状态？）程序总是那样的。早上，康纳斯给我父亲一盒网球拍，8小时后，父亲和我会在长街上的一家餐厅与康纳斯会面。父亲会打发我去，捧着那些已重新穿好线的球拍。经理会指给我一个远处的角落，康纳斯和他的随从们坐在那里。康纳斯背对着墙，坐在正中央。我小心翼翼地把球拍递给他，一句话也不说。餐桌上的谈话会突然停止，每个人都会向下看我。康纳斯一把抓过那些球拍，然后随手放在椅子上。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自己很重要，仿佛我刚刚把磨好的剑交给了三个火枪手之一。康纳斯随后会揉搓一下我的头发，说些嘲讽我或我父亲的话，之后桌旁的每一个人都会发出疯狂的笑声。
网球打得越好，我在学校的表现就越糟，这使我很痛苦。我喜欢书本，但是感觉总会被它们打败；我喜欢老师，但是常常弄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似乎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学习或处理一些基本事实。虽然有着异乎常人的记忆力，但我总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在我这里，某些问题常常需要被解释两遍乃至三遍。（难道这就是为什么父亲每件事情都要喊两遍的原因吗？）另外，我也知道父亲痛恨我在学校待的每分每秒，因为那就意味着我的练球时间会相应缩短。讨厌学校，因此在学习上表现得一塌糊涂，才是对父亲忠诚的一种表现。
有些时候，当父亲驾着车送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上学时，他会微笑着说：“伙计们，要么这样吧，咱们不去学校了，我带你们去剑桥壁球俱乐部怎么样？你们整个上午都可以打球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们知道他想让我们说什么，于是我们说：“太棒了！”
“不过不要告诉你们的母亲。”父亲说。
剑桥壁球俱乐部就位于长街以东，长长的、矮矮的屋顶，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内有10个硬地球场，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令人不适的气味，我说不清那是到底是什么气味—或许是由灰尘、汗水、止痛剂以及某种酸腐的、刚刚过期的食品混合而成的。父亲将剑桥俱乐部视为我们家房子的某种补充。他和俱乐部老板冯先生站在一起。他们密切注意着我们，以确定我们一直在打球，而没有浪费时间说说笑笑。终于，父亲吹口哨了，这种哨音我无论在哪里都能辨识出。他把手指放在嘴里，使劲地吹了一下，而那意味着一局、一盘、一场比赛的结束，也意味着立即停止击球，钻到车里，马上！
